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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孝公来说，这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肯维护一个外邦人而不惜与族人反目成仇吗？我已下定决心，倘若秦孝公偏袒太傅与太师，我便准备辞职而去，因为这已经明摆着变法无法深入了。但秦孝公的意志是坚定不拔的，对他来说，没有比富国强兵更重要的事了。为了富国强兵，他不惜与所有人为敌，我必须说，他是一名伟大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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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太傅公子虔与太师公孙贾两人都被我依法惩罚，其中公孙贾被处于黥刑，就是在脑门上刺字，这样他一辈子都得留下这么个耻辱的烙印了。位高权重的太傅、太师都因违反新法而被惩罚，这个消息一传开，所有人都震惊了。正所谓刑不上大夫，这是时代的观念，没想到新政府动真格的，竟然拿这些大夫上刑，这让大大小小的官吏都为之胆怵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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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霹雳般的一击，令所有反对新法者噤若寒蝉，大家都不敢抱怨了，不敢吭声了。所有人都知道我卫鞅背后有国君的支持，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大家不敢跟我对着干。当然我也知道许多人心里厌恨我，但我毫不在意，因为我才是创造历史的人，他们只是庸庸碌碌的无名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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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推行的进程越来越顺，大家也慢慢习惯了。在短短几年里，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路不拾遗，山里没有盗贼，这是儒家分子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但我全做到的。因为他们用的是教化手段，而我用的是恐怖手段，事实证明，恐怖手段的效果要明显得多。不过仅仅是恐怖手段还是不行的，得让百姓享受到新法的好处。有什么好处呢，人人都丰衣足食，家家富裕，社会治安相当好。同时，私斗几乎绝迹了，国人怯于私斗，而勇于为国家战斗，军队的战斗力比以前更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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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强兵”的理想已经初现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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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兵”不是纸上画出来，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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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国来说，最大的敌人当然就是魏国了。秦孝公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被魏国人夺走了河西之地，这是他的心头之痛。可是我认为魏国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魏国人的战略完全错了，他们没能与赵、韩形成一个战斗体，而是陷入三国混战之中。三晋相互杀伐，对秦国最有利了，我敏锐地发现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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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魏国对赵国大打出手，出兵十万包围邯郸城。在我看来，魏国这样做实在太过于冒险，因为它的重兵集结在东部，西部绝对无法抵御我们强大军队的进攻，我不失时宜地做出反击的决定。事实证明魏国的西线防御是脆弱的。在我军勇猛的进攻下，元里战役中，斩获敌人首级七千级，我军一鼓作气攻下河西重镇少梁城。尽管河西仍有一部分土地尚未光复，但我已经获得少梁城这位桥头堡，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攻魏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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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秦孝公建议，我们应该乘魏国主力北上伐赵、无暇南顾的机会，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把楔子深深打入到韩国与魏国的交界处。这是一招妙棋，秦孝公对此非常认同，于是派公孙壮率领一支军队攻打韩国，并夺取上枳、安陵等地，这一带在韩、魏交界线附近。这么一来，魏国人要坐卧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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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接连不断，魏国身陷邯郸之战的泥潭中，无法脱身。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齐国与楚国先后卷入到这场国际混战中。齐国军队在战争中一鸣惊人，一洗过去弱军的形象，脱胎换骨，在桂陵创造了一个奇迹，打败了八万名魏军并俘虏魏国大将庞涓。楚国也乘机混水摸鱼，捞到不少地盘。骄傲的魏国人开始手忙脚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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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非常开心，因为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快乐。他问我，秦国能不能趁机也捞一把呢？我回答说，当然可以，而且打蛇要打七寸上，我们要渡过黄河，直接攻打魏国的旧都安邑，打掉安邑，魏国必然大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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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秦孝公对我是百分百的信任，他想让我亲自率领军队出征。他是对的，因为我一直鼓吹军功，没有军功就不配享受爵禄。我这样鼓吹，当然也要以身作则。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怀好意，想看我在战场上出丑，最好是在战场上被击毙，这样他们就会举杯相庆了。可是我冷笑了，因为他们真的低估我的本领了。我学习的主业是刑名之学，也就是法家之学，可是我对兵学也颇有研究，还曾经写过几篇军事论文，比如《战法》是一篇论述作战方法的文章，《兵守》是一篇论述战争中防守问题的论文。这些文章都收录在我的文集中，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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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写文章，会说话，但我首先是实干家。在出征前，秦孝公把我提拔为大良造。大良造是秦国的最高官职，相当于相国兼将军，这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所以我此番出征，只能得胜，不能失败。倘若失败的话，立即会落人口实，说不定反对派就要用这个来大做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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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喜欢让那群庸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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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挥的这支军队军纪严明，士气高昂，东渡黄河后迅速向魏国境内挺进，进而包围安邑城。我军的突然出现，令安邑城出现恐慌，他们焦急地等待援军的到来。可是魏国在北部与东部都陷入战争的泥潭中，怎么腾得出手来救援安邑城呢？安邑守军失望沮丧，最后放下武器向我投降。我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进入这座我熟悉的城市，作为魏国的旧都，这里留下我很多回忆。我想起恩师公孙痤以及他的遗言，如果他还活着，我会去拜会他，因为他是第一个了解与赏识我的人，而今我又回来了，以征服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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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军事才华总被人忽略，这是因为我作为改革家的光芒盖过了军事家，但我打仗真的一点也不含糊。在安邑大捷后，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我又一次带兵杀入魏国，兵围固阳城，并迫使守军献城投降。魏国在与秦的交锋中屡屡败北，魏侯魏罃不得不放弃吞并赵国的企图，他愿意把到手的邯郸城交还赵国，换取赵国的结盟。很明显，魏罃不得不直面西线连遭败局的事实，魏国与其他国家陆续谈和，他要集中力量对付秦国。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魏罃出兵包围秦国的定阳。秦孝公摩拳擦掌，要与魏国人一决死战，可是我劝他主动与与魏国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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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动与魏国谈和，并不是畏惧他们的力量。我在魏国呆过一段时间，对其军事力量知根知底。魏国从晋国分离出来后，国土面积并不大，而且地理位置欠佳，国家资源有限，却无止境地扩充军队，在魏侯魏罃时，军队达到三十多万，还不包括在战场上损失的数十万人呢。光从数量上看，这样的军事力量够吓人的，可是魏国的农业能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军队么？我是很怀疑的。倘若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长期强盛的。这也是我的变法中所强调的，农耕与作战有着等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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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魏国休战的真正原因，是我正酝酿着新一轮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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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法以来，秦国国力的突飞猛进是有目共睹的。秦孝公显然极为满意，不过对我来说，这才只是第一步罢了。第一次变法，主要是变更法令，强化赏罚手段，限制民众的自由，让他们服从于国家，他们只需要懂得去执行命令就行。这一阶段的改革，基本成功了，但不能松懈，因为好逸恶劳是人性的弱点，只要松懈了，前期的改革就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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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变法，主要是完善、强化国家的行政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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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迁都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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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都原本在雍，后曾迁到泾阳、栎阳，整个迁都过程就是往东迁移，这也明摆着秦国的发展方向便是向东扩张。迁都这种事情牵连很广，而且对国家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得十分慎重。譬如魏国就是一例，魏都从安邑迁往大梁，实际上说明魏国的发展重心从西部转向东部，这从根本上影响到其国家的整体战略。对于迁都咸阳这件事，我思考了许久，而且是经过多方论证后才向孝公提出来的。自从秦献公二年迁都栎阳，这个都城距离河西十分近，显然秦献公是要做出一种姿态，一定要收复河西之地。可是我不能不说，栎阳并不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都城，它更像是一个临时军事指挥中心，难以担当行政中心的职能。相较之下，咸阳的地形十分好，四周有山河之险，易守难攻，且扼东西、南北交道要冲，在此建都，中央政府对国内四境之地都有很强的掌控力。迁都还有另一个重大意义，作为新都，咸阳的保守派势力绝对不象雍、栎阳这些旧都那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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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完善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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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秦国的小乡小邑、村落整合为县，全国总共有四十一个县。每个县都设置县令、县丞、县尉，分别掌管县的民政、军事。以上三个要职都由国君直接任命，这样一来，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力度大大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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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废井田，开阡陌，“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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