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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赶紧否认说：“不是的，这样怎么会痛快呢？我只是追求远大的志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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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问道：“大王能说说远大的志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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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笑而不答。他是君王，孟子是知识分子，焉能知道君王的远大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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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孟子替他说出来了：“大王的远大志向，大概就是扩张土地，让秦、楚等国都来朝贡，君临中原，安抚四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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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没吭声，默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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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接着说：“您这样做，追求无度的欲望，必定会引来灾祸的。”他分析说：“小国不可敌大国，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现在海内之地，方圆千里的国家有九个，齐国只是九国之一。以一敌八，哪来的算胜呢？大王何不考虑治国的根本出路呢？只要大王施行仁政，天下想做官的人都会蜂拥而至，种田的人都想到齐国耕种，经商的人都想到齐国做生意，各国对国君不满的人都会集中到齐国。试想想，倘若这样的话，谁能抵挡齐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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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有战国七雄，其实往往忽略还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山国，另一个是宋国，这两个国家也是比较大的，故而孟子罗列大国时称“九国”而不是“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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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听罢拜谢道：“我糊涂，愿夫子辅佐我，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明，愿意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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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儒家思想，强调君主的道德水平。在战国时代，君主专制比春秋时代更加强化，缺少权力制衡的制度，高高在上的君王野心、欲望无极限地放大，要让他们用严格的道德自制力来约束自己，显然很不现实。以齐宣王之贤明，也难以做到，因此他尽管很虚心地倾听孟子的高谈阔论，并任用孟子为齐卿，可是并不能把儒家主张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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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些时间，齐宣王问孟子：“您能说说王道仁政吗？”孟子把当年周文王的做法说给齐宣王听，比如轻税赋，对耕田者只征收一成的农业税，对集市商人不征税，爱护鳏寡独孤之人等等。齐宣王听了后赞道：“说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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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既然大王也认为好，为什么不施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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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的回答是：“寡人有个毛病，我喜欢钱财，恐怕不能实行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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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答说：“大王您喜欢钱财，如果能象先王那样，与百姓一同分享钱财，那么实行王政有什么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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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赶紧说：“寡人还有一个毛病，寡人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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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又答道：“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大王喜欢女色，如果能因此而关心百姓男女的婚嫁，那不是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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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孟子说的这些，在齐宣王听来，哪算得上什么事业呢？他梦想着开疆拓土，雄视天下，众人都匍伏在他脚下，这才是英雄事业呀。因此他又换了个话题，问道：“与邻国打交道有什么原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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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回答道：“有啊。只有仁者能以大国去事奉小国，只有智者能以小国去事奉大国。以大国事奉小国，是乐于天命，以小国事奉大国，是畏惧天命。乐于天命者可以保天下，畏惧天命者可以保国家。”这里不得不说，孟子的外交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了，这时合纵与连横成为国际外交的两大法宝，而孟子却推出“和谐理论”，大国尊重小国，小国尊重大国，这个理论放在今天很有价值，放在诸侯血战的战国时代，有点超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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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又一次和稀泥说：“大哉言矣！不过寡人有毛病，寡人好勇！”要我去事奉别人，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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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些话，可以看出，齐宣王尽管很赞赏孟子的理论，但认为过于理想化而不着边际，他终究不能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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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没能实行孟子的“仁政”，但也绝非暴政。在他统治的十九年里，齐国的文治与武功均达到最盛。他推动了齐国学术的发展，在稷下学宫百年历史上，宣王时期人才最为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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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盐铁论》“论儒篇”所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史记》也写道：“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不治而议论，就是这些稷下先生们有官衔，但并不做事，只管发表议论，这就是孟子所斥责的“处士横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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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做个比较，就可以发现秦国所用的人才与齐国所用的人才是有很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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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是采取实用主义原则，历代君主注重的是实用型人才，能在外交、内政、军事上帮助秦国，譬如商鞅精于内政，张仪长于外交，甘茂善于打仗。齐国则不同，稷下先生们大多数是比较清高的，只当官不做事，高谈阔论。象孟子这样想实实在在做出点事的学人并不多，可是孟子的想法又有点脱离实际，不被齐宣王采纳也是意料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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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鼎盛的齐国，却不能冒出像商鞅、张仪这样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人物，说明齐国人才政策有其缺陷。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处士横议”对于保证政治清明是有正面积极的作用，这些德高望众的学术大师们尽管不做事，但也能以针砭时弊的方式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齐威王、齐宣王时代，齐国的政治是开明的。有一个开明的政府，国家的实力也不会差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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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看看齐宣王的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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