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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失败，证明了其外交策略远远不及秦国。秦国深知天下诸侯中，惟一能对其构成威胁的，只有齐国，绝不可以对齐国的扩张坐以观望，必须要采取武力遏制的手段。秦国打出的两张外交牌是其胜利的保证：其一是离间齐、楚联盟，其二是与魏国联合对付齐国。这两张外交牌令齐国在国际舞台上处处被动，成为孤家寡人，没有强国可作为盟友，因而失败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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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围绕燕国展开的国际战争中，赵国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正是乐毅提出的以“河东之地”交换“河北之地”，才使得魏国陷入恐慌中。倘若魏国置身事外，秦国就是想遏制齐国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秦军必须要借道魏国，才可能对齐国发动大举进攻。当齐军撤出燕国后，赵武灵王马上跳出来善后，护送在赵国为人质的燕国公子职返回国内，公子职登基成为燕国国君，即战国时代著名君王燕昭王，关于燕昭王的故事，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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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吞并燕国的阴谋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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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齐宣王忽然想起了孟子说过的一番话。当初他想吞并燕国时，孟子就告诫他，要吞并燕国并非不可以，但必须要行仁政，让燕国百姓高兴。可是吞并燕国后，齐国军队却以征服者的心态虐待燕人，导致人心离散，这也是失去燕国的原因之一。因此齐宣王自己承认错误说：“我在孟子面前感到很惭愧。”只是这个时候，孟老夫子已不愿继续留在齐国，尽管他受到齐王的尊敬，可是政治主张却得不到实行，他终于选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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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学者黄式三有一段评论孟子的文字，颇为中肯：“当是时，处士各称道杨朱、墨翟之言，游士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孟子轲欲正人心，息邪说。论性善则溯尧舜，论征伐则法汤武，论养气则本曾子，论愿学则述孔子之道。以不见诸侯为守正义，以先师后臣为尊贤，以制恒产、立学校、与民同乐为仁政，以善战连诸侯者之宜服刑。以勉其君之所未能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一时訾为迂阔而不近人情，是以所如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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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纵横家驰骋于诸侯之间时，孟子大声呼吁“仁政”，在时人看来十分迂阔，这也是齐宣王虽用他却不能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原因。孟子最终也像孔子那样，在诸侯争战的时代只能成为学问家，淡出充满阴谋与暴力的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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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离开后，再没有人跟齐宣王唠叨“仁政”，齐国争雄天下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齐宣王心态的变化，这位名君在选择人才上，越来越趋于实用主义的色彩，故而纵横家们也隆重登场，为齐国的霸业献谋献策，其中最有名的人物，便是苏秦的弟弟苏代与苏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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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弃燕国后，齐国进入一个蛰伏期，齐宣王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的出现。对齐宣王来说，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秦国。几乎所有诸侯国对秦国的强劲崛起都无能为力，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灵活的外交完美结合，想要击败这个强大对手，谈何容易。既然没有胜算，倒不如先袖手旁观，耐心等待，机会总是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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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天下：战国全史 三 张仪的忽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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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崛起令三晋（魏、韩、赵）的处境更加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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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国一分为三的恶果显露无疑。在分裂之前，秦国哪是晋国的对手呢？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都是晋国唱主角，秦国充其量就是当当配角。可是三家分晋后，一个大国分裂为三个小国，不消说，力量分散了。力量分散的结果，就是给了秦国人逐一击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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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文侯、魏武侯时代，魏国先发制人，赢得了对秦战争的主动权。然而战争的时间越长，魏国的弱点就暴露得越明显。其弱点就是四境受敌，在魏惠王长达五十年的统治时期，魏国几乎连年征战，最终在齐国与秦国的夹击之下，被挤出第一等强国之列，沦为二流国家。丢失了河西之后，魏国已经无力以一国之力抗拒秦国的东扩，三晋只得再度联手。可是事实证明联合的三晋也无法打得赢崛起中的秦国，公元前317年的修鱼之战成为三晋的耻辱，八万名将士弃尸沙场，这无疑让魏襄王心灰意冷。在张仪的游说之下，魏国被迫低下高贵的头颅，臣服于秦国，长期以来有魏国作为挡箭牌的赵国便被推向风尖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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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秦与三晋的交战史上，赵国受到的损失是比较轻的。此中的原因，并非是赵国军事力量强大，而是地缘上占了些便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赵国与秦国并不相接壤，因而直接冲突自然不多。随着秦国东扩步伐的加快，秦国的边界已经与赵国相交，如狼似虎的秦国军队，随时可能发动对赵国的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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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修鱼之战后第二年），秦国西灭巴蜀的同时，也发动对赵国的进攻，夺取中都、西阳等城邑。公元前315年，秦国再次攻赵，又一次打败赵军。公元前313年，秦庶长、名将樗里疾指挥大军攻赵，俘虏赵国大将赵庄，拔取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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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赵国接二连三地遭到秦国的进攻，但总的来说，损失并不算惨重。秦军在北线发动的攻势，规模不算很大，更多是惩诫性的战争，意在打击赵国的士气民心。其实对秦国高层而言，他们对韩国的兴趣要远远大过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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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秦惠王还是张仪，都把眼光瞄向韩国，这是因为韩国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倘若以当时中国人的“天下”眼光来看，韩国无疑是位于天下的中心。自从吞并郑国后，韩国以新郑为都，有趣的是，这里从春秋时代开始，便是天下争霸的重心。熟悉春秋历史的读者当记得，春秋时代晋楚两霸对峙百年，其争夺的重点便是郑国，也就是现在韩国首都一带的地盘。为什么韩国的战略位置如此重要呢？如果要给战国七雄序定强弱顺序，那么前四强应该是秦、齐、楚、魏，而韩国正是地处四大强国所包围之下的区域。可以说，谁掌控了韩国，谁就占据了争雄天下的主动权。不仅这样，韩国又与周王室临近，控制了韩国，就可以控制周王室，要是把象征君临天下权力的九鼎夺过来，到时就可以宣称自己是顺应天命的真龙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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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伐韩之战的秦国将领，仍然是“智囊”樗里疾。这位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将果然名不虚传，公元前314年的岸门会战，秦军大获全胜，斩首万级。此役的失利，令韩宣惠王信心全无，被迫以太子入质秦国，以换取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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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韩交锋，使得魏国又一次被卷入到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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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管魏襄王很想置身事外，可是魏国与韩国的关系如同唇与齿的关系，唇亡则齿寒啊！在韩国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时，魏襄王终于选择了与韩国并肩作战。著名政治家公孙衍率魏国援兵紧急入援韩国，可是在岸门附近，也被秦军击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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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襄王的背叛令秦国人有了攻打魏国的借口，樗里疾调转枪口，转而攻入魏国，攻取曲沃城，占领该城后，把城内的魏国百姓逐出城。战国时代的战争比春秋时代要残酷，可是仍然保留文明的底限，后世经常出现的屠城事件，在战国时代仍然是罕见的，这是阅读战国史不能不关注的一点。魏军的战斗力不如秦军，在曲沃失陷后，焦城也举旗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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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魏两国的地缘劣势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两个国家完全被四周的强国所包围，没有安全的大后方。与魏、韩两国相比，秦国可以向西扩张，无论是义渠或是巴、蜀，都不是强国；楚国可以向南扩张，南方蛮夷区没有强敌；齐国背靠大海，不必担心来自东部的入侵；赵国与燕国北面是辽阔的荒漠地带，也有一个可以进退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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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失利面前，魏襄王被迫再次与秦国签订城下之盟。秦国人不仅要蚕食魏国的土地，还要干涉魏国的政治。在秦惠王的干涉下，魏襄王不得不依秦国的意思，立公子政为太子。魏国的力量更加衰微，曾经的中原霸主如今沦为秦国的小喽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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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人向东扩张的意志是一往无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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