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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义听完赵武灵王的话后，便说道：“臣听说做事情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行动迟疑不定就难以建立功名。如今大王要是下定了决心，就不要去理会天下人的非议。德行高深的人，是不会去附和世俗；成就伟大功业的人，是不与众人一起谋划的。愚笨的人对已经发生的事都看不明白，而聪明的人却能在事情尚未萌芽时就看得清清楚楚。大王还是下定决心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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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义的表态，对赵武灵王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十分信任这位先王留下的重臣。此时，赵武灵王不禁慨叹道：“我不是怀疑胡服骑射的正常性，只是担心天下人耻笑我罢了。狂妄的人盲目乐观，而智慧的人感到悲哀；愚者觉得高兴的事，贤者却感到担忧。倘若世人能听我的，那么胡服骑射的功业不可限量；假使全世界的人都笑我，我也一定要把胡地、中山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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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全世界的人反对，也要把英雄事业进行到底，这就是赵武灵王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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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把“胡服骑射”的精神贯彻下去呢？赵武灵王的做法是由上而下的改革。他深知改革的阻力重重，因此必须要说服上层的政要。在赵国的政权结构中，赵氏公族的势力根深蒂固，其代表人物便是赵武灵王的叔父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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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先跟叔父打招呼说：“我打算要推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并且还要穿着这种衣服坐朝。可是如果叔父您不穿的话，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此事。改穿胡服，并不是为了满足欲望或娱乐，而是为了建功立业。我恐怕叔父您会站错立场，跟其他公族成员一起反对革新。所以我希望叔父能以国家为重，以成就胡服骑射的功业。恳请叔父作出表率，改穿胡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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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赵成对胡服骑射一事是有意见的，他答复说：“大王下了命令，我哪敢不竭忠尽智呢？只是我听说，中国乃是聪明睿智之人居住之地，有圣贤的教化，施行仁义之政，推崇诗书礼乐，有精巧的技艺；远方的国度都前来学习观摩，四方蛮夷也纷纷效仿。可是令我不解的是，大王竟然要把我们的好东西扔掉，而去穿异族的衣服，变更古代留下来的政教传统，违背人心，叛经离道，去中国化。我希望大王能仔细考虑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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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服赵成，赵武灵王亲自跑到叔父家中，非常耐心地解释说：“衣服是为了方便穿，礼仪是为了方便做事。服饰、礼仪都是要结合当地的风俗民情，以方便为原则来确定的。譬如说，披发左衽、肤刺花纹，这是瓯越人的风俗礼仪，牙齿染黑，额头刺画，这是吴国的风俗礼仪。因此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服饰、礼仪本来都是有差异的。儒者都尊奉孔子为师，但在礼仪上却各有不同；中原各国的风俗相近，可是政教法令却各不相同。对于服饰、礼仪，就算是圣人也不能做到统一。再来看看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吧，我国东面有燕国、东胡，西面有楼烦、秦国、韩国，这么广阔的地域要防守，就需要有一支快速机动的部队，可是我国却没有强大的骑射武装来守卫边疆。先王赵简子（赵鞅）把土地开拓到上党，赵襄子（赵无恤）兼并戎人、攻取代地，都是为了抗击各个胡人部落。以前中山国自恃有齐国撑腰，侵犯我国领土，掳掠民众，引河水围困鄗城，使鄗城几乎不保。倘若我们能实行胡服骑射，近则可以守备上党这样险要的地形，远则可以报复中山国。可是叔父您却只想着顺应中原的风俗习惯，不愿意通过胡服骑射来强大军力，这岂不是违背了赵简子、赵襄子等先王开疆拓土的本意？仅仅因为厌恶改变服饰习惯，却忘记了国家曾蒙受的耻辱，这不是我对叔父您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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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成还能反对吗？赵国强大，公族才能受益，要是赵国弱小了，谁能从中得利呢？从辈份上说，赵成是越武灵王的叔父，但从君臣上说，赵成是大臣，赵武灵王是君主，能反对吗？于是赵成也颇识相地拜谢道：“臣下愚昧，未能知晓大王的伟略。如今大王一心要继承赵简子、赵襄子两位明君的事业，臣下哪敢不听从呢？”就这样，赵成紧跟着赵武灵王，穿上了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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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反对的力量太强了。在赵成之后，赵国宗亲政要们纷纷跳出来阻挠计划的实施，赵文、赵造等人又跳出来反对，理由不外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不适合，说穿了，这就是文化的保守力量。针对这些观点，赵武灵王从历史、现实两个方面进行驳斥，认为“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就是说时势与风俗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礼仪也随之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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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华夷之辨，在于文化而不在于血缘。其实从春秋开始，赵国的前身晋国就与夷狄通婚了。比如说晋献公、晋文公都曾娶戎狄女子为妻，而赵氏家族的关键人物赵盾，他的母亲就是狄人。赵氏的脉膊中本来就流动着狄人的血液，可是在文化上却完全是中国化。在文化上认同、接受中原文明，即可视为中国人，这就是当时的观念。譬如赵武灵王手下有一名著名的将领，后来在伐齐之战在大放光芒的乐毅，从血缘上说，他就是狄人，可实际上他并没有被当作夷狄来看，因为他是在中原文化的薰陶下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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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缘上亲近夷狄并不受到中原人士的排斥，可是在文化习俗上倒向夷狄，那就不得了了。在坚守华夏文明的人看来，赵武灵王是开历史倒车，弃中国先进的文明，去学习胡人的风俗习惯，简直是从人类的立场倒退到禽兽的立场。这是两种思想的尖锐冲突。赵武灵王坚持认为，风俗文化要因时因地因势而变化，没有哪种习俗是不变的。用这位雄才伟略的君主的话来说，叫“制俗”，人不应当被习俗所制，而应该控制、驾驭习俗，这就是他高超的、富有远见卓识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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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的改革与商鞅的改革一样，都是在阻力极为巨大的情况下，以强制手段自上而下改革，非有大魄力者不能为之。但两者又有不同，商鞅的改革为政治改革，赵武灵王的改革为军事变革，但破旧立新的思想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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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改革，就势必要触犯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在秦国如此，在赵国也是如此。赵武灵王的改革，就触犯到军界某些人的利益。“胡服骑射”的核心，便是建立一支机动而强大的骑兵部队，此前赵国的兵种以战车部队及步兵为主，骑兵的崛起，势必就削弱了车兵及步兵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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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训练一支能征善战的骑兵，赵武灵王选择原阳为骑兵基地，他撤消了该地原有军队编制，主要就是车兵与步兵，全力发展骑兵。这么一来，车兵、步兵将领的不满情绪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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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意见接蹱而至。赵国将领牛赞进见赵武灵王，发难道：“国家有固定的法令，军队有不变的原则。倘若随意改变法令，国家就会混乱，失却了准则，军队就会衰弱。如今大王撤消了原阳的兵种，大力发展骑兵，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为什么呢？只有熟悉自己武器装备的士兵，才能在战场上勇猛作战，因为他们对使用的兵器装备十分娴熟。而大王您却让他们放弃熟悉的武器及战法，换成操练半生不熟的骑射。这样做，不仅有损大王的威名，也是削弱国家的力量。常言道，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轻易变更习惯；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轻易更换器物。臣私下认为，大王撤消军队的旧编制以发展骑射，这样做所获得的利益，恐怕比不上损失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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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老生常谈、庸俗之见。早熟的、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开始失去进取的精神，裹足不前了。针对牛赞的观点，赵武灵王驳斥道：“你的看法不对。聪明的人审时度势，而不能被时俗所牵制；明智的人改革军事思想，而非被旧的军事思想所约束。你只知道奉行旧有的原则，却不知道变革军械装备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你只知道武器、铠甲的用途，却不知道如何根据时局的变化来调整相应的措施。如果旧的军事思想已经不适用了，为什么不能革新呢？如果旧的教化无济于事，为什么不能更改呢？先王赵襄子（赵无恤）曾在代地筑城，命名为无穷之门，意思就是要告诫后人，奋斗是无穷尽的，不能失去开疆拓土的进取精神。我国的军队装备，配备厚重的铠甲与长兵器，致使机动作战能力不强，难以快速地逾越险要地形。而轻便的胡服、机动性能优越的骑射，才可能实现强兵拓地的理想。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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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席话，把牛赞驳斥得无言可对，只得心服口服地说：“臣敢不听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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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所载，赵武灵王日后“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赵国军队屡屡轻松突破天险，倘若没有一支机动能力一流的骑兵，又岂能做得到呢？其实这种军事思想并不始于赵武灵王，在《孙膑兵法》中，这位失去双腿的名将便深刻地指出“险则多其骑”，在险要地形作战，骑兵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不知道赵武灵王有没有受到孙膑的影响，但无疑他是将这种军事思想贯彻得最彻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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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史料分析，赵武灵王所建立的骑兵应该是一支轻骑兵。从他与牛赞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这支骑兵并没有配备重装铠甲与长兵器，而是以胡服及弓弩为主。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赵武灵王的骑兵，并非单纯效仿胡人骑兵，事实上，赵国军队的骑兵比胡人骑兵更厉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的武器比胡人要先进得多。以长程进攻型武器来说，中国的强弩绝对是厉害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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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赵国强弩的具体资料，史料所记甚少，但我们可以查到同样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韩国的强弩资料。据史书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可想而知，赵国的弓弩虽比不上韩国，可是不会相差太远的。弩与弓相比，射程远而且便于操作，原理与近代枪械并无两样，甚至还有瞄准装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弩一直是中国最强大的武器，胡人包括匈奴在内，制造不出如此精良的武器。不仅是弩，即便是传统的弓，中国所制造的弓的质量，也远远超过胡人，射程远，威力大。因而赵武灵王后来使用这支军队横扫北胡，这不足以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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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赵武灵王的改革：“欲使外竞有力，非举其国而为军国民不可。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王之变胡服也，凡以为习骑射之地也。以骑射教百姓，所谓举国民而皆兵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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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赵武灵王比为十七世纪俄国大帝彼得一世，是为改革之英雄。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的改革，其实质是军国主义化，其结果是全民皆兵，这个看法很有见地。在赵武灵王时代，战国诸雄的争锋已经白热化了，赵国虽勉强挤身七雄之列，实质上不过是七雄中的弱国，要在严酷的竞争中翻身谈何容易。无非常之手段，则无非常之功；无赵武灵王的魄力，则断然不可能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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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骑射的改革影响至为深远。军事之功，赫赫于史书，后文会详述。在精神层面上说，赵武灵王激发起赵国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崇尚武功，果于进取，武士精神大放光芒。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正是其英雄主义的写照。梁启超还有这样的评论：“观于武灵王时代之赵国，虽泰西之斯巴达，何以尚之？”全民骑射终于培养全民坚强、忍耐的美德。尚武精神，早在晋国时代便蔚然成风，然而赵武灵王更是将此精神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凭恃此，赵国成为战国晚期惟一可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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