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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是一个狄人国家，对当时华夏中国来说，中山国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到战国时，由于中原诸雄实力太强了，以致于蛮族对华夏的威胁远不及春秋时代，可是中原国家仍然对异族势力抱有警戒之心，“攘夷”的观念犹存。攻略中山，可以扛着“攘夷”事业的旗帜，不致于遭到各诸侯国的联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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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赵国的军事力量比中山国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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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政治版图是“7+2”，“7”即战国七雄，均是万乘大国，“2”是两个中等国家，即中山与宋国，均是五千乘之国。赵国要挑战“七雄”中的其他六强，那毫无胜算可言，可是要对付中山国，还是有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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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赵国与中山在历史上有恩怨，讨伐中山，师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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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在魏文侯时代，魏国越境灭了中山国（公元前406年）。由于赵国地处魏国与中山之间，随着赵、魏交恶，魏国渐渐失去对中山的控制，大约在公元前380年左右，中山复国。赵国当然不想让这块大肥肉溜掉，便于公元前377年及376年两度攻打中山，但是中山顽强地顶住了赵国兵团的入侵。之后，随着赵国与魏国战争的升级，不得不放弃对中山的战争，而中山国也乘机在公元前369年修筑长城防线，以备赵国的突袭。在此后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赵国政策导向都是以中原战局为主，与中山倒是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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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诸侯陷入血战之际，中山国实际是一块远离战争的乐土。大约是承平日久，中山人也不甘寂寞，想在中原混战中捞一杯羹，遂于公元前323年参加“五国相王”的合纵运动，由此中山正式称王。中山王有点不自量力，乘赵国屡败于秦国及齐国伐燕之际，南败赵师于长子，北破燕师于中人，以五千乘之国，连战两个万乘大国，并侥幸赢得胜利。这种军事冒险主义大大惹怒了赵国，中山的厄运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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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北方的中山与胡人，赵武灵王实施一个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军事变革：胡服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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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胡服骑射的意义，就必须从骑兵的历史演变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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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之前，车兵是最重要的兵种，因此在春秋时代的文献中，总以“乘”来衔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乘”就是兵车，在春秋初期，由于受制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各国的兵车数量并不多，当时的战争规模也不大。譬如在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国总共只有七百辆兵车。车兵作战时，必须有步兵的配合，因而实际上是车、步混和部队。到春秋末期，各国军事有跨越式的发展，晋国在邾南阅兵时，就动用了四千辆兵车，而楚国在北方四城，也配备了四千辆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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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战国后，出于习惯，各国仍以“乘”的数量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标准，譬如万乘之国，五千乘之国等。可是战国时代“万乘之国”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真有拥有一万辆兵车。在苏秦的策辞中，多次出现“车千乘，骑万匹”的说法，因而可以认为，此时所谓“万乘”，指的是骑兵而非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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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作为独立兵种迟于车兵，主要是因为马具不完善，不好骑马，更不用说骑在马背上打仗了。但这也有一个习惯的问题，譬如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尽管没有完善的马具，可是仍然骑术娴熟，但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诸国，要做到这点就不容易了。从史料上看，秦国应该是骑兵发展得比较早的国家，据《韩非子》一书所记，秦国在秦穆公时代，就有“畴骑二千”，这里的畴骑，应该就是骑兵。秦国之所以较早有骑兵，一是秦人善马，秦国的老祖宗就是因为善于养马，才被周王赐了一块地盘；二是因为秦人与游牧民族西戎有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战争中吸取敌人的长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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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战国后，骑兵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尚未论及骑兵，可到了战国后，吴起、孙膑的兵法书中，都有讲到骑兵。譬如《吴子》一书，提到“千乘万骑，兼之徒兵”，这就是车兵、骑兵、步兵三大兵种；还说到“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可见此时马具已经完善了，这是骑兵得以大力发展的根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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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更是总结了十大骑战之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其，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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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赵武灵王之前，各国的骑兵都有长足的发展了。那么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的军事变革，又有什么亮点呢？他为什么要强调“胡服”，又要强调“骑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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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服”与“骑射”的重要意义，向来解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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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来说说“胡服”，有这么一种普遍的看法，称当时中原的服装是宽衣长袍，骑马相当不方便，而胡人则是紧衣长裤。这种说法我一直很怀疑，宽衣长袍只不过是中原人生活穿束，哪有上战场还穿这个呢？不要说上战场，就是下田耕地，也不可能穿长袍劳动吧。把服装改为胡人的款式，就可以叫“胡服”吗？显然不是的，胡服最根本的特点，是其材质：以兽皮与兽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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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把胡人称为蛮族，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装束有浓厚的野蛮人色彩。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类文明的早期，确实是使用兽皮来裹身。中国的文明发达，纺织业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很兴盛了，有丝纺、麻纺等，不再是披着兽皮的原始装束。当然，中国也不是完全排斥皮衣，譬如貂皮大衣一直被视为名贵珍品，可是一般野兽的皮毛制成的衣物，就难登大雅之堂了。在《竹书纪年》中，关于赵武灵王的改革，有这么一句：“又命将军、大夫、嫡子、戍吏皆貉衣。”“貉衣”就是胡服，就是貉的皮毛制的。由是可见材质才是胡服与华夏服的根本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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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胡服有什么优势呢？赵武灵王曾这样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要在马上作战，胡服是便利的。可是战国的史书中，并没有具体说胡服有哪些便利。但是我们可以借引汉代的史料来解答这个问题。在汉文帝时，匈奴单于喜爱中国服饰，中行说认为不可，他做了一个试验：他穿着汉服在荆棘丛中奔跑，结果衣服都被荆棘划破了；接着他穿着胡人的毡裘奔跑，毡裘却完好无损。这说明胡服是非常结实耐用的，特别在半干旱的灌木丛带中，优势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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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把战略目标从中原转向北方，就必须要有一套能适应北方气候、植被环境下作战模式。推广胡服能大大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因而他力排众议，改革服饰。“胡服”与“骑射”是军事改革的一体两面，为什么赵武灵王要强调“骑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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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以畜牧、狩猎为生，精于骑马并且擅于射箭。“骑射”的主张，可以说是“师夷长技之以制夷”。赵武灵王在推广“胡服骑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如果说穿胡服大家心里不舒服还好理解，为什么“骑射”也会遭到反对呢？如果不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变革史作一番了解，就不好理解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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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因此在军事制度上也继承晋国的先例。晋国的战车部队是有着光荣的历史，成为战车上的一员战士，那都是莫大的荣耀。历史往往也成为一种变革的阻碍因素，容易令人怀旧而忘了进取。在春秋末期时，晋国将领魏舒为了打击狄人步兵，把战车部队编入步兵，当时就遭到车兵将士的顽强反对，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赵武灵王的“骑射”改革，无疑也是动摇了车兵的尊贵地位，引起反对是意料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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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赵武灵王的脑袋中酝酿了很久，他也考虑到此举必定会遭到国内臣民的强烈反对，因而迟迟没有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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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赵武灵王的重重心思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他所信任的大臣肥义。有一天，赵武灵王闲来无事，召肥义前来闲聊。肥义试探性地问说：“大王您心事重重，是不是考虑天下局势的变化，思量着如何选择军队的战略方向呢？您大概是追思先人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无恤）的伟大事迹，想谋划出击胡人、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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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义把赵武灵王心里的话说出来了，这时赵武灵王也想找个人一吐心声，便说道：“不错。如今我想继承祖辈的事业，开拓胡、狄之地。可惜的是，开拓胡、狄之地的好处，天下人都没能看到这一点。如今我以强攻弱，花费的气力少，得到的功业却巨大，不必劳民伤财，却可以得到与先辈一样的成就。为了对付胡、狄，我打算教导百姓胡服骑射，只是世人必定会非议寡人呀。唉，能做出不世之功勋者，一定会受到世俗之辈的指责；有独立见解的智者，一定会遭到凡夫俗子的抱怨。您说我要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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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而著称，服饰也是礼仪的一部分，还记得孔夫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慨叹吗？当年要不是管仲的“攘夷”战略，我等中国人都穿野蛮人的衣服了。可是现在赵武灵王却要穿野蛮人的衣服，这岂非令优越的中国人所耻笑吗？岂非让华夏文明蒙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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