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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辛答说：“臣下不敢把大王看作是不祥之兆，我只是看到事情的必然结果。大王要是仍然宠幸这四个人，楚国必然要灭亡。请准许我到赵国去避一避，留在那里观察楚国局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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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顷襄王很生气，但考虑到庄辛的特殊身份，也不好发脾气。庄辛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后代，也是有地位的贵族，楚顷襄王也不能对他动手，只好答应让他前往赵国。可事实证明庄辛是对的，因为拥有百万大军的楚国真的是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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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秦昭王得知楚国打算合纵诸侯时，他意识到，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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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80年，秦军对楚国发动进攻，楚军大败，一心想要报仇的楚顷襄王只得割让上庸、汉北之地给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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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秦国并不想这样收手，既然你楚国胆敢背弃与秦国的盟约，就必须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全面伐楚之前，秦国先与赵国在渑池达成和平协议，这样就可全完全腾出手来对付楚国了。公元前279年，秦派冷血战神白起为伐楚兵团总司令，率领数万大军，攻入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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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有百万军队，而白起只有区区数万人，秦军是否过于薄弱了呢？白起以为不然。为什么呢？他对楚国的局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以下是他的原话：“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国内政混乱，奸臣当道，民心不附；军事上更糟糕，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而且楚顷襄王上台这么多年，国内倒也没什么战争，竟然破旧的城池也没有得到修缮，可见他执政二十年，几乎是什么事也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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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百万雄兵不相匹配的，是楚国几乎没有产生过伟大的名将。秦有樗里疾、甘茂、司马错、白起，赵有赵武灵王、廉颇、赵奢，齐有孙膑、匡章、田单，燕有乐毅、魏有吴起，可是楚国却不能产生伟大的将领，这令人不能不怀疑其军事制度的有效性。就象我们前面说过的，名将的产生需要土壤，那么楚国的军事土壤是否太过贫瘠呢？我想是的。庞大的兵力并不是战斗力的保证，这一点白起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以不到十万之众的军队，便敢于深入楚国，这个兵力，比伊阙之战还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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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起兵团迅速南下，进攻楚国的鄢城（湖北宜城东南）。鄢城是楚的别都，有重兵把守。可是白起不以常规手段攻城，而是觑中了鄢城防御工事中薄弱的一环。鄢城座落于汉水边，汉水既可成为其抵抗秦军的天然防线，也可以成为秦军进攻的利器。白起是一个冷酷的人，他只追求胜利，却丝毫没有人道主义的观念。白起把河流当作一支奇兵，他决汉水以灌鄢城。这里附带说一下，秦国在水利工程技术上，独冠天下，引水灌城不过是小菜一碟。水攻战术取得到巨大的成效，因为楚国军队似乎从未有过这方面的训练，在洪水面前，他们全然没有应对方法。鄢城及其周围，成为一片汪洋，军民死亡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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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锐损失殆尽后，楚军如何继续战斗呢？白起一鼓作气攻下鄢、邓（湖北襄樊北）、西陵（湖北宜昌西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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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辉煌的战果，要是换作他人，早就凯旋回师，等着领赏了。可是白起并不满足于此，因为在他眼中，楚国军队真是不堪一击。既然不堪一击，为什么不一鼓作气，攻下楚国首都郢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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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鄢城到郢城并不远，直线距离约一百多公里。可是不要忘了，白起的部队仅有数万人，而且刚刚打了一场大战，要用这么点军队攻下楚国的都城，这不是一般人敢想象的。连骁勇善战的秦国士兵也对这个军事行动感到畏惧，可是白起并不打退堂鼓，他甚至在军队渡河后，拆毁桥梁，焚毁船只，以示有进无退的信念。可想而知，秦军孤军深入，没有后续补给手段，这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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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之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意思就是说，善于用兵的人，兵员不需要再次征调，粮食不需要再三转运。各种军用物资从国内取得后，粮草补给就在敌国解决。白起应该对孙子兵法的原则有极其深刻的理解，如果说孙武是提出战争原则，那么白起则是把军事艺术实践得淋漓尽致的人。白起的军队一点也不仁慈，他们在楚国城郊大肆掠夺，他自己也说：“掠于郊野以足军食。”靠这种手段，秦军一路长驱，杀到郢都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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郢都一片混乱，陷入恐慌之中。这时秦军与楚军的士气是不同的。来看看秦军的情况：“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战，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这足见秦军训练之有素，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当然也是白起带兵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秦军的荣誉感很强，只要杀敌建功，就可以进爵，这也是他们勇往直前的动力。相比之下，楚国人又是怎么样呢？在自家门口作战，难道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勇气与大无畏的精神吗？很可惜，并没有。白起后来评论说：“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那我们不禁要思考了，楚军到底怎么了呢？楚国政府根本没有一套激励军队的机制，和平时期也没有发展国防力量，靠临时抱佛脚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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郢都的下场与临淄如出一辙，根本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便沦于秦军之手。楚军一溃千里，白起的数万人马竟然得以蹂躏楚国的心脏地带，毁楚先王之庙，西烧夷陵（湖北宜昌东南），向东攻至竟陵（湖北潜江西北），而后向南挺进，攻到洞庭湖一带。秦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而那个还妄想复仇的楚顷襄王呢？逃往陈地（河南淮阳），把首都迁移至此，远远避开秦军的兵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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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此役令楚顷襄王完全丧失了信心，楚国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鄢、郢之役是白起在伊阙之战后的又一个军事杰作，他又一次以寡击众，把大片的土地收入秦国囊中。秦国设南郡，把郢都列入管辖范围。当然，秦昭王并不忘记白起的功劳，他被封为“武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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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白起破郢的这一年，楚国名臣、大诗人屈原投汩罗江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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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死于哪一年，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78年，即楚都沦陷之年。屈原写过一篇《哀郢》，其中写道：“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百姓流离失所，向东迁徙，这正是郢都沦陷的写照。这位大诗人为什么会选择投江自尽呢，他背后又有怎么样的曲折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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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名叫屈平，“原”是他的字，屈氏与楚国王族同出一姓，即芈姓，所以他是楚国的贵族。屈原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史记》中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不仅有文学天赋，也是著名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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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怀王时，屈原担任左徒。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楚怀王对他特别尊敬，凡有什么国家大事，便召他前来商议。同时，屈原也很有外交才能，各国元首或贵宾访问楚国时，常由他出面接待。这时的楚怀王对屈原很信任，甚至把制订法令这么重要的事情，也交给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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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毕竟在骨子里是个浪漫的诗人，对政治斗争的残酷认识不足，他一腔热血，想为楚国的振兴尽自己的一份力，可是换来的却是他人的嫉妒与中伤。很快，流言的飞矢从黑暗处射出。袖出暗箭的人是与屈原争权的上官大夫，他故意制造各种流言，诽谤屈原。楚怀王这个人的水平，我们在前文中也是看到的，根本就是个平庸之人，久而久之，他对屈原越来越反感，越来越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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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心为国，却被奸人所陷害，屈原内心悲愤难忍。他对楚怀王忠心耿耿，竭心尽力，可是却被冷落在一旁。在这种情况下，他以诗言志，把自己的心中的激愤用诗歌来表达。《离骚》正是这样的杰作，这首诗内容丰富，情深意切，是他的代表作品。诗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句子，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等等。司马迁对屈原的诗有一段十分精采的评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谓深得其意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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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的屈原被贬后，楚国的内政外交每况愈下。平庸的楚怀王三番两次被张仪所蒙骗，丢失了汉中之地，又损兵八万，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来齐、魏、韩等国又乘机攻楚，大败楚军于垂沙，楚国又一次咽下苦果。在这种情况下，不怀好意的秦昭王向楚怀王发出会晤邀请，楚怀王打算前往赴会，屈原站出来制止说：“秦乃是虎狼之国，不可以信任，还是不去的好。”可是楚怀王的儿子子兰却说：“秦国向我们表示友好，怎么能不去呢？”于是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建议，前往武关，结果一去不复返，被秦人扣押，后死于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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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认为子兰对楚怀王被诱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楚顷襄王继位后，不仅没有惩罚子兰，反倒还把他提拔为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屈原对此感到很愤怒，可是他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在诗歌中排遣自己心中的郁闷。楚国的内政依然没有起色，令尹子兰对正直的屈原一而再地打压，并且怂恿与屈原有隙的上官大夫在楚顷襄王面前说他的坏话，不辨是非的楚王对屈原愈发疏远，最后干脆把他远远地流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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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顷襄王执政的前二十年里，国际环境对楚国是有利的。这一段时间，国际斗争的重头戏是秦国与齐国争雄，加上北方赵国的崛起，对秦、齐产生牵制作用，故而南方的楚国相对来说比较安定，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可是楚顷襄王却苟且偷安，他并没有利用这个时机发展国家的军事、经济，反倒让国家陷于混乱之中，就象白起说的那样：“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这一切，屈原看在眼中，心中却在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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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暗的政局，最终导致了楚国在公元前278年的战争中遭到惨败，不仅丧失大片土地，数十万的军民死于非命，而且连首都也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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