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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是公元前233年（秦王嬴政十四年，赵王迁三年），桓齮统领的秦国兵团经过短暂休整后，继续深入，与赵军战于赤丽、宜安（河北石家庄东南）。这里我们注意到，赤丽与宜安都位于赵国首都邯郸的北面，显然秦军的战略并非直接进攻邯郸，因为邯郸城的守卫实在太坚固，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桓齮采取的是大包抄战术，先扫荡邯郸北部的赵军据点，实施大迂回，在攻克赤丽、宜安后，转向东南，包抄邯郸，彻底把邯郸变为一座孤城。倘若桓齮的计谋得逞，赵国就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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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于战略的李牧当然识破桓齮的伎俩，他临危受命，纠集了一支军队，驻扎在赤丽、宜安东部的肥城（河北晋县）。这支军队的主力应该是来自北方军区，也就是李牧一手训练出来的部队。我们在李牧大破匈奴之役中，就可以看出这位当世名将的非凡指挥才能，他善于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兵种的优势，注意骑兵、车兵、步兵、弓箭兵的搭配与协同作战，做到远攻与近战结合，进攻与防御结合。李牧的军事原则是打歼灭战，不仅是击溃对手，而是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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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这支北方兵团，乃是整个赵国战斗力最强的武装部落，由于长期与匈奴对抗，这支部队尤其长于骑射，机动性十分强，在素质与勇气上完全不亚于秦军。与新锐的李牧兵团相比，桓齮兵团已露疲态。秦军在赵国境内已经征战将近一年，又刚在赤丽、宜安发动攻势，已是疲惫之师。更重要的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赵军上下同仇敌忾，摩拳擦掌，他们已无退路，惟有背水一战。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破釜沉舟的勇气激发了高昂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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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桓齮是一位优秀的将领，可是他显然低估了对手李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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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丽、宜安两城尚未攻下，李牧的生力军已经赶到宜安以东的肥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秦军的位置相当不利，随时可能受到赵军的左右夹击。对桓齮来说，最好的选择当然是退却，避开李牧的锋芒。可是他并没有退却，因为他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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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齮的骄傲自有其道理。作为长平之战后崛起的新一代将领，桓齮对赵国的军事力量抱着藐视的心理，他曾经两度率兵侵赵，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特别是在平阳、武城之战中，歼灭赵军十万人，堪称伟大的胜利。然而，低估对手总是致命的，桓齮显然也只把李牧视为普通的将领，尽管李牧曾经在北方战场消灭十万匈奴兵，但匈奴兵的战斗力怎么能与大秦军队相提并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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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李牧很快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不仅是匈奴人的克星，也是秦国人的克星。在摸清了秦军的底细后，李牧大胆地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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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场战争的详情已不可考，《史记》之《李牧列传》，仅有短短数言：“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这个纪录实在过于简略。战国中后期的六国史书，后来都被秦始皇烧了，所以找不到更多的资料。要知道秦国人向来对打败仗十分忌讳，损失了多少人，是从来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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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史书未提及秦军的伤亡，但笔者分析，秦军的损失至少在十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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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得出以上的判断呢？有两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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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证据，秦军大将桓齮在宜安之战惨败后，不敢返回秦国，他只身一人逃到了燕国，改名樊於期（从杨宽的说法）。秦国律法森严，将领倘若叛逃，那是死罪，连举荐该将领的人都要连坐。惩罚如此严厉，桓齮为何还要叛逃？不要忘了他在一年前还歼灭十万赵国大军，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呢。因此我判断，秦军损失人数超过十万，功不能抵过，若非如此，何致于畏罪潜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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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证据，在宜安之役后，李牧被封为“武安君”。这个封号有意思，因为一代战神白起就是秦国的“武安君”，赵国政府把这个头衔给了李牧，显然把他当作赵国的白起，是一面胜利的旗帜，这明摆着是向秦国示威。要知道当年李牧歼灭十余万匈奴大军，也没有被封为武安君，这说明宜安之战的战绩，绝不逊色于他在北方围歼匈奴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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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安之战的胜利，打破了秦军迂回包抄邯郸城的企图，拯救了岌岌可危的赵国政府。不仅如此，李牧还乘胜追击，光复许多被占领的城邑，秦国人耗时一年之久的攻赵之役不仅颗粒无收，甚至还把先前吞并的土地吐了出来，可谓是赔本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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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疯狂进攻暂时被击退了，赵国获得喘息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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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赵国果然是块硬骨头，不好啃。但对于实力超群的秦国来说，损失是可以承受的，无论在土地面积、经济实力、军力上，秦国都要远远超过六国中的任何一国。不过想要吞并六国，还得一步一步来，先捡个软柿子捏吧。哪个国家的实力最弱呢？当然是韩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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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天下：战国全史 五 毕竟是书生——韩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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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君主。自从铲除吕不韦及嫪毐两大集团后，他开始亲政，牢牢地把权力握在手中。在他看来，国家强大了，并不等于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事实上，君主的权力一直受到权臣的挑战。权力的秘密是什么呢？要如何来操纵、摆布其他人呢？如何避免出现第二个吕不韦与嫪毐呢？这些都要秦王嬴政所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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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这个东西很奇怪，明明可以感受到其存在，可是看不到摸不着，想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并不容易。正当秦王嬴政绞尽脑汁时，有一个人带着几卷手抄本进献给他。这几卷手抄本就放置在他的案头上，说是手抄本，倒不如称为手刻本更贴切，因为那个时代纸张还没有出现，只能刻在小竹板上，用绳子把这些竹板串编起来，卷成一团，称为书卷。这几卷书摊开着，最右侧写有篇名，名称相当很醒目，标题有《孤愤》、《五蠹》等，光从标题来看，实在看不出作者究竟想写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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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嬴政随手翻开一篇，只见文章开头便写道：“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直到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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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篇《孤愤》并不是发牢骚、无病呻吟的散文，而是政论文。秦王嬴政被文章的内容吸引住了，虽然他不知道作者究竟是何人，可是强烈地感受到其智慧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当然，秦王嬴政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文章剖析了权臣如何惑主，如何攫取权力，“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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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让这位年轻的君主感同深受，回想一下吕不韦、嫪毐这些人，不就是“朋党比周”、“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吗？他如饥似渴地读完一篇又一篇，时不时拍案叫好。这些文章似乎是专门为他而写的，大体上说的是，国家要强大，君主就得善用权术，控制臣下。这不正是秦王嬴政日思夜想的事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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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案头上的竹卷后，秦王嬴政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已经把这些文章的作者当作知心朋友，倘若有幸与此人相识，死而无憾。当然了，帝王随口说出来的话是不可相信的，后来把这个作者送上断头台的人，正是这位自称“死不恨矣”的秦王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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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章的作者究竟是何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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