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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到战国，诸侯争雄斗霸五百年。这个看似战乱不断的年代，却孕生出中国伟大的文化，道理何在呢？其实不难理解。我总喜欢把春秋战国比作近世的欧洲，近世欧洲杀伐之烈，不逊于于春秋战国，国家竞争，优胜劣汰，惟有不断革新方能保有竞争力，方能不被对手消灭，变革的需求刺激了文化的需求，形形色色的思潮粉墨登场，遂造就文化的繁荣。我尝写过一文名为《大一统与文明的衰微》，自秦一统天下，之后两千年，思想几乎寸步未进，停滞不前，甚至大大倒退。问题不是出在国家版图的大一统，而是出在思想上的大一统，当创新之源头被截断，文化陷入一潭死水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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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儒学独尊的年代，却未能产生一个可匹敌于孔子、孟子、荀子的大师，儒学命运尚且如此，其他学派自不必说。道家宗师老子、庄子、列子也未被后世超越，富有平民色彩的墨家则在专制时代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甚至最实用的学问，后世也难以企及春秋战国。比如纵横家，其外交纵横捭阖之手段，几成绝学；再如法家，管仲、子产、商鞅、韩非等人的理论深度，亦后世所未逮；兵家可以说被历朝历代所重视，但后世兵学，也难产生像《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等这样的军事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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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很容易有一种印象，言及古代中国之强盛，非强汉即盛唐。以笔者观之，中国最强大时，不在强汉，亦不在盛唐，而是在战国。何以知之？以汉唐之强，集全帝国之力对抗外族仍倍感吃力。汉匈战争前后三百年，唐与突厥战争前后一百五十年，外族入侵始终为国家之大患。战国时代二百多年，只是中国诸侯内部之战，外族之患不足道。赵国在长平之役后衰微，仍可一战歼灭匈奴十万骑兵，一战扫平北患。而汉武帝以举国之力北伐匈奴，凭卫、霍两位旷世名将，歼敌于漠北，战绩犹逊于李牧。自春秋时代大规模攘夷战争后，华夏诸国之实力远超周边诸夷，到战国时这种军事优势更大，在历朝历代中，惟有在战国时代外族威胁微不足道，故而此为中国尚武精神最盛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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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尚武故，血性亦得以张扬。春秋战国，重义轻生。此孔夫子所言“任金革死而无厌”也，此墨家之“死不旋踵”也，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也。中国古时之大刺客，莫不出自春秋战国，曰专诸，曰豫让，曰聂政，曰荆轲，你试着在后世诸代找寻，尚有“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者乎？血性张扬，故多复仇之传奇，若赵氏孤儿，若伍子胥鞭尸，若勾践卧薪尝胆，若孙膑身残志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之灭亡，亦未尝不是六国之复仇。及至专制时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思想不得自由，血性不得伸张，国民之精神为之一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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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虽仅二百余年，却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最大特点在于“变”字，诸“变”之中，又以“变法”为最要。在魏有李悝之变法，在楚有吴起之变法，在秦有商鞅之变法，在赵有武灵王之胡服骑射。这些变法给国家注入无限生机，同时刺激学术之发展，其带来活沷之生气，是后世王朝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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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伟大的进步，在于给平民予更多的机会。旧有贵族政治解体，底层平民得以改写自己的命运，若苏秦、若张仪，若范雎，若李斯，无不以平民身份而掌国家之权柄。人才政策，只倾向于才能，而不顾及出身，此社会之伟大进步也。及至秦亡汉兴，汉开国君臣，自刘邦以下，韩信、萧何、彭越、英布，陈平、周勃，莫不出身市井草莽，此岂是偶然，实战国时代平民兴起之延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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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百多年的动荡杀伐，春秋战国的大幕徐徐落下了，这是一段血与剑夹织的历史，是文明与野蛮并存的历史。当我们回首两千多年的战国，仍可以感受其跳动着的强健脉博，感受其雄浑的大气与宏伟的魄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从先秦伟人们的思想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往事不并如烟，它仍存在于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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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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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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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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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10003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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