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28420 第一种标准可以叫做“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ovelty）。每一件历史的事情都在时间和空间里占一特殊的位置。这可以叫做“时空位置的特殊性”。此外它容有若干品质，或所具若干品质的程度，为其他任何事情所无。这可以叫做“内容的特殊性”。假如一切历史的事情只有“时空位置的特殊性”而无“内容的特殊性”，或其“内容的特殊性”微少到可忽略的程度，那么，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新闻”，历史只是一种景状的永远持续，我们从任何一历史的“横剖面”可以推知其他任何历史的“横剖面”。一个民族的历史假若是如此，那么，它只能有孔德所谓的“社会静力学”，而不能有他所谓“社会动力学”；那么，它根本不需有写的历史，它的“社会静力学”就可以替代写的历史。现存许多原始民族的历史虽不是完全如此，也近于如此；所以它们的历史没有多少可记。我们之所以需有写的历史，正因为我们的历史绝不是如此，正因为我们的史事富于“内容的特殊性”，换言之，即富于“新异性”。众史事所具“内容的特殊性”的程度不一，换言之，即所具“新异性”的程度不一。我们判断史事的重要性的标准之一即是史事的“新异性”。按照这标准，史事愈新异则愈重要。这无疑地是我们有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所采用的标准。关于这标准有五点须注意。第一，有些史事在当时富于“新异性”的，但后来甚相类似的事接叠发生，那么，在后来这类事便减去新异性；但这类事的始例并不因此就减去“新异性”。第二，一类的事情若为例甚稀，他的后例仍不失其“新异性”，虽然后例的新异程度不及始例。第三，“新异性”乃是相对于一特殊的历史范围而定。同一事情，对于一民族或一地域的历史而言，与对于全人类的历史而言，其新异的程度可以不同。例如14世纪欧洲人之应用罗盘针于航海，此事对于人类史而言的新异程度远不如其对于欧洲史而言的新异程度。第四，“新异性”乃是相对于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也许有的史事本来的新异程度很低，但它的先例的存在为我们所不知。因而在我们看来，它的新异程度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对于史事的“新异性”的见解随着我们的历史知识的进步而改变。第五，历史不是一盘散沙，众史事不是分立无连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单件的史事，并且要注意众史事所构成的全体；我们写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社会之局部的新异；并且要注意社会之全部的新异；我们不仅要注意新异程度的高下，并且要注意新异范围的大小。“新异性”不仅有深浓的度量（Intensive Magnitude），并且有“广袤的度量”（Extensive Magnitude）。设如有两项历史的实在，其新异性之“深浓的度量”可相颉颃，而“广袤的度量“相悬殊，则“广袤的度量”大者比小者更为重要。我们的理想是要显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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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22 假如我们的历史兴趣完全是根于对过去的好奇心，那么，“新异性的标准”也就够了。但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兴趣不仅发自对过去的好奇心，所以我们还有别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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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24 第二种标准可以叫做“实效的标准”（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这个名词不很妥当，姑且用之。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者有大小之不同。按照这标准，史事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愈大，则愈重要。我们之所以有这标准，因为我们的天性使得我们不仅关切于现在人群的苦乐，并且关切于过去人群的苦乐。我们不能设想今后史家会放弃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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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26 第三种标准可以叫做“文化价值的标准”（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按照这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们写思想史、文学史或美术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详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恶劣的作品（除了用作形式的例示外），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依据这标准。假如用“新异性的标准”则灼见的思想和妄诞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恶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异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家无理由为之轩轾。哲学上真的判断和文学美术上比较的美的判断，现在尚无定论。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见仁见智之殊。又文化价值的观念随时代而改变，故此这标准也每随时代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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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28 第四种标准可以叫做“训诲功用的标准”（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按照这标准，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旧日史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的标准。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见，这标准在通史里是要被放弃的。所以要放弃它，不是因为历史不能有训诲的功用，也不是因为历史的训诲功用无注意的价值，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需要。例如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历史人物之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可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中的“领袖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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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30 第五种标准可以叫做“现状渊源的标准”（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有助于现状的解释则愈重要。大概的说，愈近的历史和现状的“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论。历史的线索，有断而复续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例如吾人今日之于墨翟、韩非、王莽、王安石与钟相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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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32 以上的五种标准，除了第四种外，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不过它们的应用远不若它们的列举的容易。由于第三种标准，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由于第五种标准，“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再者要轻重的权衡臻于至当，必须熟习整个历史范围里的事实。而就中国通史而论，这一点绝不是个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所以无论对于任何时代，没一部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所以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这是无可奈何的天然限制，但我们不可不知有这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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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34 除了“笔削”的标准外，我们写通史时还有一个同样根本的问题。经过以上的标准选择出来的无数史实，并不是自然成一系统的。它们能否完全被组织成一系统？如是可能，这是什么样的系统？上面说过，众史事不是孤立无连的。到底它们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关系？同时的状况，历史的一“横切片”的种种色色，容可以“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关系”（Relation between parts of An Organized Whole）的观念来统驭，但历史不仅是一时的静的结构的描写，并且是变动的记录。我们能否或如何把各时代各方面重要的变动的事实系统化？我们能否用一个或一些范畴把“动的历史的繁杂”（Changing Historical Manifold）统贯？如其能之，那个或那些范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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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36 我们用来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可以有四个范畴。这四个范畴也是过去史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部分使用的。现在要把它们系统地列举，并阐明它们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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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38 （甲）因果的范畴。历史中所谓因果关系乃是特殊的个体与特殊个体间的一种关系。它并不牵涉一条因果律，并不是一条因果律下的一个例子。因为因果律的例子是可以复现的；而历史的事实，因其内容的特殊性，严格地说，是不能复现的。休谟的因果界说不适用于历史中所谓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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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40 （乙）发展的范畴。就人类史而言，因果的关系是一个组织体对于另一个组织体的动作，或一个组织体对其自然环境的动作，或自然环境对一个组织体的动作（Action），或一个组织中诸部分或诸方面的交互动作（Interaction）。而发展则是一个组织体基于内部的推动力而非由外铄的变化。故此二范畴是并行不悖的。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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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42 （1）定向的发展（Teleological Development）。所谓定向的发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其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趋一定鹄的者。这鹄的不必是预先存想的目标，也许是被趋赴于不知不觉中的。这鹄的也许不是单纯的而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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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44 （2）演化的发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所谓演化的发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在其所经众阶段中，任何两个连接的阶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阶段与其“将毕”的阶段则剧殊。其“作始”简而每下愈繁者谓之进化。其“作始”繁而每下愈简者谓之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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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46 （3）矛盾的发展（Dialectical Development）。所谓矛盾的发展者，是一变化的历程，肇于一不稳定组织体，其内部包含矛盾的两个元素，随着组织体的生长，它们间的矛盾日深日显，最后这组织体被内部的冲突绽破而转成一新的组织体，旧时的矛盾的元素经改变而潜纳于新的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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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48 演化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各可以是同一事情的两方面。因为无论演化的发展或矛盾的发展，都可以冥冥中趋赴一特定的鹄的。惟演化的发展与矛盾的发展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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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50 这四个范畴各有适用的范围，是应当兼用无遗的。我们固然可以专用一两个范畴，即以之为选择的标准，凡其所不能统贯的认为不重要而从事舍弃。但这办法只是“削趾适履”的办法。依作者看来，不独任何一个或两三个范畴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便四范畴兼用，也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更不用说全部的史实，即使仅就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而论。于此可以给历史中所谓偶然下一个新解说，偶然有广狭二义：凡史事为四范畴中某一个范畴所不能统贯的，对于这范畴为偶然，这偶然是狭义的偶然；凡史事为四范畴中任何范畴所不能统贯的，我们也说它是偶然，这偶然是广义的偶然。历史中不独有狭义的偶然，也有广义的偶然。凡本来是偶然（不管狭义或广义的）的事，谓之本体上的偶然。凡本非偶然，而因我们的知识不足，觉其为偶然者，谓之认识上的偶然。历史家的任务是要把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尽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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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52 到此，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纲领表白。更详细的解说不是这里篇幅所容许。到底他的实践和他的理论相距有多远，愿付之读者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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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54 二十九年（1940）二月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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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56 [1]原名“自序”，初刊于1940年，上海古籍本和山西古籍本均刊，史地教育丛刊本、正中书局本、三联书店本则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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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61 中国史纲 [:1707028328]

1707028462 中国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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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64 自序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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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66 作者写此书时所悬鹄的如下：（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至于实际成就与所悬鹄的之间，有多少距离，只好付之读者的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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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28468 这部书原不是作者创意要写的。创意要他写这部书并且给他以写这部书的机会的是傅孟真先生和钱乙藜先生。往在昆明[2]，黄子坚先生孙毓棠先生曾费心谋刊印此书而未成。比来遵义[3]，张晓峰先生主国立浙江大学[4]史地教育研究室，为石印五百册以广其传。以上诸先生，作者谨于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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