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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关于土地和奴婢的新法外,王莽在民生及财政上还有六种重要的兴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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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营专利事业的推广。武帝时国家已实行盐铁和酒的专卖,其后酒的专卖废于昭帝时;盐铁的专卖,元帝时废而旋复。王莽除恢复酒的专卖外,更推广国家独占的范围及于铜冶和名山大泽的资源的开采,同时严禁人民私自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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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项立法的用意,王莽曾有诏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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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盐,食肴之将(将帅);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要挟)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谓由国家经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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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放款的创始。人民因祭礼或丧事所需,得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还款期限,祭祀十日,丧事三月。人民因经营生业,得向政府借款,每年纳息不过纯净赢利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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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营“平价”贸易的创始。五谷布帛丝棉等类日常需用之物,遇滞销时,由政府照本收买。政府在各地算出这类货物每季的平均价格(各地不必同)。若货物的市价超过平均价,则政府照平均价出卖,若低过平均价,则听人民自由买卖。这制度虽然与武帝所行的平准法有点相似,但用意则极不相同,后者目的在政府赢利,前者则在维持一定的物价水准,便利消费者而防止商人的囤积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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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荒弃土地税的创始。不耕的田和城郭中不种植的空地皆有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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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处理无业游民的新法。无业的人每丁每年须缴纳布帛一匹,不能缴纳的由县官征服劳役,并供给其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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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得税的创始。对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牧畜,巫医卜祝,旅店经营以至妇女之养蚕,纺织和缝补),取纯利十一分之一,叫做“贡”,政府收入的贡即为放款与人民的本钱。贡税与现代所得税的异点在前者没有累进的差别,亦没有免征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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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制度,除铜冶的专利公布于始建国元年外,其余皆在始建国二年以后陆续公布,其被实际施行的程度和推行时所遇的困难和阻碍,历史上亦均无记载。铜冶的专利弛于始建国五年,山泽的专利弛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次年王莽便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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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新朝的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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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对于立法的效力有很深的信仰,他认为“制定天下自平”。除上述一切关于民生和财政的新法外,他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行政区域的划分以及礼乐刑法无不有一番改革,他自即真以来,日夜和公卿大臣们引经据典地商讨理想的制度,议论连年不休。他沿着做大司马时的习惯,加以疑忌臣下,务要集权揽事,臣下只有唯诺敷衍,以求免咎。他虽然忙到每天通宵不眠,经常的行政事务,如官吏的遴选、讼狱的判决等却没有受到充分的理会。有些县甚至几年没有县长,缺职一直被兼代着。地方官吏之多不得人是无足怪的。更兼他派往各地的镇守将军,“绣衣执法”,以及络绎于道的种种巡察督劝的使者又多是贪残之辈,与地方官吏相缘为奸。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利民的良法,也很容易变成病民。何况像贡税和荒地税本属苛细。国家专利的事业禁民私营,像铸钱和铜冶,犯者邻里连坐,这又给奸吏以虐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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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莽的无数改革中有一件本身甚微而影响甚大的,即王爵的废除,因此从前受汉朝册封为王的四夷的君长都要降号为侯,并且更换玺印。为着这事,朝鲜的高勾骊、西南夷句町先后背叛。王莽对他们纯采高压政策。他派十二将领甲卒三十万,十道并出,去伐匈奴。因为兵士和军用的征发的烦扰,内郡人民致有流亡为“盗贼”的,并州、平州尤甚。出征的军队屯集在北边,始终没有出击的机会。边地粮食不给,加以天灾,起大饥荒,人民相食,或流入内郡为奴婢。边地的屯军,生活困苦,又荼毒地方,五原、代郡,受祸尤甚;其人民多流为“盗贼”,数千人为一伙,转入旁郡,经一年多,才被平定。北边郡县却大半空虚了。为伐匈奴,强征高勾骊的兵,结果高勾骊亦叛,寇东北边。征句町的大军,十分之六七死于瘟疫,而到底没有得到决定的胜利。为给军用,赋敛益州人民财物至于十收四五。益州因而虚耗。以上都是王莽即位以来八年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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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朝的第九年(是年莽六十二岁)至第十四年(公元17至22年)间,国内连年发生大规模的天灾,始而枯旱,继以飞蝗。受灾最重的地方是青、徐二州(今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的北部)和荆州(今河南的南部和湖北的北部)。灾害的程度,除了表现于四方蜂起的饥民暴动外,还有二事可证:其一,山东饥民流入关中求食的就有数十万人;其二,王莽分遣使者往各地,教人民煮草木为“酪”,以代粮食,这种“酪”却被证明是无效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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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的饥民,起初只游掠求食,常盼年岁转好,得归故里;不敢攻占城邑,无文告旗帜,他们的魁帅亦没有尊号,他们有时俘获大吏也不敢杀害。因将吏剿抚无方,他们渐渐围聚,并和社会中本来不饥的枭悍分子结合,遂成为许多大股的叛党。其中最著者为萌芽于琅琊而蔓延于青、徐的“赤眉”(暴动者自赤其眉,以别于官军,故名)和最初窟穴于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而以荆州为活动范围的绿林军。二者皆兴起于新朝的第九年。绿林军后来分裂为下江兵和新市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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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年(即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遣大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王党将兵击青、徐。同时又遣将击句町,并令天下转输谷帛至北边的西河、五原、朔方和渔阳诸郡,每郡以百万数,预备大举伐匈奴。是年曾以剿贼立大功,领青、徐二州牧事的田况,上平贼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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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擒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致延蔓连州。乃遣将率(率乃新朝将帅之称)多发使者,传相监趣(促)。郡县力事上官,应塞诘对。供酒食,具资用,以救断斩。不给(暇)复忧盗贼,治官事。将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战则为贼所破,吏气寖伤,徒费百姓。前幸蒙赦令,贼欲解散,或反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灭。因饥馑易动,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阳以东,米石二千。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指羲仲景尚与王党)。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无以威视远方。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小国,诸侯列国也),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今空复多出将率,郡县苦之,反甚于贼。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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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不听,反免田况职,召还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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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年二月,羲仲景尚战死。四月,莽继续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将锐士十余万,往征青、徐。大军所过百姓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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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逢赤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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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逢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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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师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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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始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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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廉丹战死,全国震动。十一月,下江、新市兵与平林、舂陵兵联合。平林、舂陵兵皆以其兴起之地名,先后皆于是年兴起。舂陵兵的领袖乃汉朝皇室的支裔刘缽和刘秀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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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年,二月,下江、新市等联军拥立刘玄为皇帝,改元更始。刘玄亦汉朝皇室的支裔,他即位之日,对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语。是时联军攻宛城未下,他驻跸宛城下。三月王莽诏发郡国兵四十余万,号百万,会于洛阳,以司空王邑、司徒王寻为将。五月,二王率其兵十余万由洛阳向宛进发,路过昆阳,时昆阳已降于联军,二王首要把它收复。部将严尤献议道:“今僭号的人在宛城下,宛城破,其他城邑自会望风降服,不用费力。”王邑道:“百万大军,所过当灭。如今先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岂不快哉!”于是纵兵围城数十重,城中请降,王邑不许。严尤又献计:兵法上说,“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可依此而行,使城中贼得路逃出,好惊恢宛下。王邑不听。先是当城尚未合围时,刘秀漏夜从城中逃出,请救兵。六月刘秀引救兵到,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二王亦派兵迎击,却连战皆败。刘秀乃率敢死队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官军的中坚。二王根本轻视他,自将万余人出阵,令其他营伍各守本部,不得擅动。二王战不利,大军又不敢擅来救援。二王阵乱,刘秀乘势猛攻,杀王寻。城中兵亦鼓噪而出,内外夹击,震呼动天地,官军大溃,互相践踏,伏尸百余里。是日风雷大作,雨下如注,近城的河川盛潦横溢,官兵溺死以万计,得脱的纷纷奔还本乡。王邑只领着残余的“长安勇敢”数千,遁归洛阳。消息所播,四方豪杰,风起云涌地举兵响应,旬月之间,遍于国中,他们大都杀掉州牧郡守,自称将军,用更始的年号,等候着新主的诏命。九月,响应更始的“革命”军入长安,城中市民亦起暴动相应,王莽被杀,手刃他的是一个商人。他的尸体被碎裂,他的首级被传送到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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