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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之际火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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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赤眉入长安，更始降。接着，刘秀定都于洛阳。十二月，更始为赤眉所杀。赤眉到了建武三年春完全为刘秀所平定。至是，前汉疆域未归他统治的，只相当于今甘肃、四川的全部和河北、山东、江苏的各一小部分而已。这些版图缺角的补足，是他以后十年间从容绰裕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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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本是一个没有多大梦想的人。他少年虽曾游学京师，稍习经典，但他公开的愿望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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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官当作执金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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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妻当娶阴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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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金吾仿佛京城的警察厅长，是朝中的第三四等的官吏。阴丽化是南阳富家女，著名的美人，在刘秀起兵的次年，便成了他的妻室。他的起兵并不是抱着什么政治的理想。做了皇帝以后，心目中最大的政治问题似乎只是怎样巩固自己和子孙的权位而已。他在制度上的少数变革都是朝着这方向的。第一是中央官制的变革。在西汉初期，中央最高的官吏是辅佐君主总理庶政的丞相和掌军政的太尉、掌监察的御史大夫，共为三公。武帝废太尉设大司马，例由最高的统兵官“大将军”兼之。成帝把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哀帝又把丞相改名为大司徒。在西汉末期，专政的外戚例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而大司徒遂形同虚设了。刘秀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把大司马复称太尉，不让大将军兼领。同时他“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备员而已”（东汉人仲长统语）。他把三公的主要职事移到本来替皇帝掌管文书出纳的尚书台。在官职的等级上，尚书台的地位是很低的。它的长官尚书令禄只千石，而三公禄各万石。他以为如此则有位的无权，有权的无位，可以杜绝臣下作威作福了。第二是地方官制的变革。西汉末年，把刺史改称为州牧，把他的秩禄从六百石增到二千石，但他的职权并没有改变。州牧没有一定的治所，每年周行所属郡国，年终亲赴京师陈奏。他若有所参劾，奏上之后，皇帝把案情发下三公，由三公派员去按验，然后决定黜罚。刘秀定制，州牧复称刺史，有固定治所，年终遣吏入奏，不用亲赴京师，他的参劾，不再经三公按验，而直接听候皇帝定夺。这一来三公的权减削而刺史的权提高了。第三是兵制的变革。刘秀在建武七年三月下了一道重要的诏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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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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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诏令的意义，东汉末名儒应劭（曾任泰山太守）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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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轻）车、骑（士），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今悉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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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诏令使得此后东汉的人民虽有服兵役的义务，却没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了。应劭又论及这变革的影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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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宫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以为己功，财货粪土。哀夫！民氓迁流之咎，见出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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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教民战，是为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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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段是说因为郡国兵不中用，边疆有事，每倚靠雇佣的外籍兵即所谓胡兵；而胡兵凶暴，蹂躏边民，又需索犒赏，费用浩繁。应劭还没有说到他所及见的一事：后来推翻汉朝的董卓，就是胡兵的领袖，凭藉胡兵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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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国材官、骑士等之罢，刘秀在诏书里明说的理由是中央军队已够强众，用不着他们。这显然不是真正的理由。在征兵制度之下，为国家的安全计，精强的兵士是岂会嫌多的？刘秀的变革无非以强干弱枝，预防反侧罢了。郡国练兵之可以为叛乱的资藉，他是亲自体验到的。他和刘缽当初起兵，本想借着立秋后本郡“都试”——即壮丁齐集受训的机会，以便号召，但因计谋泄露而提早发难。当他作上述的诏令时，这件故事岂能不在他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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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规的校正本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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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纲 附录： 旷世奇才 ——记史学家张荫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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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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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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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先生（1905年11月—1942年10月），自号素痴，广东东莞石龙镇人。出身书香之家，在其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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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三年级，[1]曾在该校国学导师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班上听课。是年9月，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在《学衡》杂志上刊登了《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批评梁先生对老子的考证。那时张先生还是仅十八岁的中学生，《学衡》编者便以为他是清华的国学教员。梁先生不惟不因此有慊于心，反而对他更加器重、奖掖。1941年11月，张先生临终前一年，曾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发表了《跋梁任公别录》一文，对梁先生在史学上的贡献特别是对其史才予以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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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以官费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专攻哲学与社会学。1933年3月，他在《与张其昀书》中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可见其对理论学习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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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致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云：“顷阅张君荫麟函，言归国后不欲教授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张君年颇少，所著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大抵散见于《燕京学报》等。四年前赴美学哲学，在斯坦福大学得博士学位。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校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有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北大史学系事，请兄转达鄙意于胡〔适〕、陈〔受颐〕二先生，或即以此函转呈，亦无不可也。”其关怀后辈之深情，跃然纸上！张先生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史学、哲学两系，并在北京大学讲历史哲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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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先生应浙江大学之聘，在西天目山禅源寺为新生讲中国通史课。杭州沦陷，先生辗转返归故里。翌年，赴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0年夏，又来遵义山城，再度担任浙大国史教授，并兼史地研究所史学组主任导师，弘开讲坛，青年学子如坐春风，越两载有余，不幸患肾脏炎病逝世，终年三十七岁。当时陈寅恪先生有《悼张荫麟君》七律二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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