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30106 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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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08 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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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10 自序汪中疑稍激，[2]丛编劳格定能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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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12 孤舟南海风涛夜，[4]追忆当时益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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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14 大贾便便腹满腴，转怜腰细是吾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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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16 九儒列等曾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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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18 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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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20 闻君绝笔犹关此，[5]怀古伤今并一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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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22 这是当年挽词中最引人注目的，迄今仍为师友们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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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24 先生兼通文史哲，才学识为近代第一流，其生平贡献以史学为最大。所著《中国史纲》（上古篇）一书，整个结构独具匠心，选择少数节目为主题，以说故事的方式来叙述；篇章之间，联系紧密，天衣无缝。文辞优雅，锐思驰骤，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此书既具科学性，又富艺术性，故享誉海内外，被推为近代“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陈梦家教授语）。张先生认为“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正确充备之资料；忠实之艺术的表现”。[6]这部书已达到他本人所倡导的境界。[7]其他学术论文，散见于报章杂志者都百余万言，多自辟蹊径，开风气之作。1956年台北出版的《张荫麟文集》，收载未备。笔者编有《张荫麟先生著作系年目录并序》一文，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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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26 先生对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青年时代开始，即重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探索。盖自近代以来，我国科技落后，为西洋人所轻侮，先生有感于此，故特别留意发掘中国古代的科技人物及其成就之资料，予以表彰，企图激起国人爱祖国、爱科学的热情，从而有助于我国科技研究事业的振奋兴。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十三篇，其中《沈括编年事辑》一文，是近人全面研究沈氏生平及其贡献的启蒙之作，奠定了研究沈括这个课题的基础。1985年，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为了纪念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曾编成《沈括研究》一书，交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刊行，就是继承先生这个愿望的。又如先生所撰《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一文，上起远古，下迄清朝中叶，对中国古代一些主要科技发明及其作者加以介绍，确是一篇十分精炼的中国古代机械史略，对后来科技史界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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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28 先生又是近代我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三十余篇，所考究之问题多是首次提出来的，其中不少创见给宋史研究增添了宝贵的财富。如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一文刊布后，这两位农民军领袖的英雄业绩才为世人所知，史学界始加以注目。又如《刘姅与顺昌之战自序》、《〈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两文，乃近人研究南宋抗金名将刘姅的惟一作品。时先生僻处遵义出城，书缺不间，未克毕其全功，且上述两文刊布于抗日战争期中，流传不广，今已难以觅得。笔者曾与此间博士生王云裳女士继承先生遗志，草成《刘姅事迹编年》[8]、《论刘姅的风范品格及其在军事史上的地位》[9]两文，以期完成先生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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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30 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教授撰写的《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特立专章对张先生史学成就加以详细评介，誉之为“近八十年来罕见的史学奇材”。又说：“就他的最后造诣论，可以说他比绝大多数新汉学家更长于考据，比芸芸浮嚣的史观派更精于哲学思维，也比所有讲求新史学的人更重视艺术描绘。”确为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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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32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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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34 先生执教清华大学时，曾指导李鼎芳、王栻两位撰写大学毕业论文。李氏的论文题目是《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当时张先生尝读到《水窗春呓》一书，知其为记载清咸丰、同治间史事的重要史料，但未详其撰人，遂嘱李氏考出作者乃欧阳兆熊。此人与曾国藩有故，深知曾氏的为人，先生据此写就《跋水窗春呓（记曾国藩之真相）》一文，对揭示曾氏的真实史料做出了贡献。这是师生合作探索的一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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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36 王栻的论文题目为《严几道》，与鼎芳毕业论文一样，都是师生联名发表的。王氏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先生门下的硕士研究生，再受栽培，终于成为我国研究严复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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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38 比王氏迟一年（1936年）的研究生是沈鉴（镜如）。沈氏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杭州大学任教授，尝对笔者谈到：他在清华大学从张先生治清末民初的历史，先生曾付予大批有关这个时期的史料书（是先生在北平收购来，准备写《民国开国史长编》的），供他参考。卢沟桥事变后，他逃离北平，书籍全部丢失了。据他说，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尚不及先生那批书详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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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40 以上三位是早期在清华从张先生治中国近代史的学生，惜均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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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42 丁则良、李埏（号幼舟）是跟随先生治宋史的学生。丁氏毕业清华后与先生常有书信往来，如1941年3月3日，先生在遵义浙大写给幼舟书中有云：“兹寄上《宋太宗继统考实》一篇，阅毕请并附札转致丁则良君为盼！”丁氏所撰文稿亦屡屡寄奉先生求教。丁氏先后刊布论文多篇，对宋史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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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44 幼舟学长自1938年8月开始，在西南联大史学系从先生治宋史。据幼舟说：“常送习作请他指教，每次他都是立即当面批改，边改边讲，不仅改内容，而且改文字，教我怎样做文章。有时改至深夜，一再请他休息，他也不肯。”[10]当时幼舟曾以宋代楮币为课题，写成《北宋楮币起源考》等一系列文章。1940年7月29日，张先生离开昆明，赴遵义浙大任教。幼舟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跟姚从吾教授治宋史。此后两年间，仍不断去信向张先生求教，先生随时复函给予指导。1995年，幼舟检得先生所颁手教八通，共十八页，摄为照片，惠寄给我。现摘抄其中有关指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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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46 1940年9月8日深夜复书云：“〔足下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录取，可喜可贺！该所原可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书籍，但闻书已装箱，研究工作想一时无可措手，惟有精读基本书耳。如欲读哲学书，可先读休谟之论人性及悟性两书，次读格林对休谟之批评（书名不确忆，似为休谟引论，见《格林全集》中，联大哲学系办公室有之，可问石峻先生）。如细读此三书而通其意，则于西洋哲学已得门径矣。近人哲学概论一类书不必看也。”同年11月15日又复书云：“关于足下在所计划事，愚有数言，既入社会，自不能事事如意而行，须承认其若干限制而加以适应，否则徒自苦耳！姚先生意亦有相当理由，如取《宋史》与其他宋代主要史料校读一遍，自于宋事深熟而打好宋代史研究之基础，惟以此施于全部《宋史》，恐非两三年所能竟功，而两三年间专做此事，未免枯燥耳！何不商之姚先生，用此计划，而缩小范围，暂以北宋为限。至于毕业论文如何写法，可听凭姚先生意，如札记、考异一类杂缀，姚先生及所中人可以承认为毕业成绩，即以此缴卷。至于其他论著可随意写作，不必作缴卷用也。学贵有创获，如真有创获，自无不为人承认之理。”谕以处世、治学之道，教诲谆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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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48 次年2月5日晚复书云：“从〔司马〕温公史论及胡〔三省〕注中寻宋史料，具见读书精细，两项工作自均有价值，可以余力为之。《中国史纲》上册（共十一章）石印底本已誊就一大半，印成一小半，大约4、5月间可出版。俟出版自当分赠昆明同好。《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一文，诸多不满，初拟更为一《后记》，印出后乃合并寄赠友人。今承提及，当即检寄一份。其实宋代南方社会之特色甚多，不仅农奴存在，杀婴盛行及工商业发达而已。例如吃菜事魔亦为南方之俗，社会骚动亦以南方为最多。凡有均贫富性质之叛变均超过于北方。又北方人对南方人之偏见，及南北政治势力之消长，亦可为此大题目下之小题目。又南方工商业之发达，从宋代商税之统计当可看出。《宋会要》中商税之材料甚多（《长编》亦有之），愚手头无此书，无从利用。又身丁钱亦为南方所特有，《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及李焘《长编》均语焉不详，不知《会要》中有此项资料否？亦因手头无此书，故对身丁钱问题未得解决。身丁钱与杀婴习俗之关系甚大，愚文中轻轻搁置，乃最自谦之点。吾弟有《会要》在手，何不先作一《宋代身丁钱考》？愚对此问题之见解大要如下：‘宋代之身丁钱乃沿自五代，只南方有之者，因在五代时本只南方诸国有之也。各地轻重不等者，亦沿五代各地之旧额也。何以五代时只南方诸国有身丁钱？盖自两税法行后，本已无计口之税。北方五朝，犹沿唐制。此五朝者，皆以北方人而统治北方，因乡土关系，过度之掊敛有所顾忌，且地广财丰，无须添此苛税。南方诸国则不然。其国主多以驻防之将而据地自雄，其上层统治者以至原初之下级将校及士兵大抵来自北方（此为假说，须待证实）。此等人于所驻之区本以殖民地视之，自然无乡土之顾忌，而得恣意掊敛。且地狭兵多，财用苦绌，故计口之税又复出现也。因追溯身丁钱之起源，而猜想到五代时南北方统治性质之差异。若能证实此说，亦五代史中之一重要发现也，’吾弟有意并为之否？除身丁钱问题外，即宋代杀婴俗之史料，文中所采亦未备，此文印成后，又陆续发现许多。此又自慊之一点。此文只能视为大辂之椎；轮。吾弟若对此大题目感觉兴趣，与愚分工合作，将其所包函之小题目，一一解决，先为零篇发表，将来可集合为一书也。近成《宋太宗继续考实》一篇，颇觉满意，已嘱人录副，数日后录毕，即寄与足下一商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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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50 同年4月4日又复书云：“《宋代身丁钱考》，盼先为之。为此考时自可不必涉及其远源，惟其为承五代之旧，则须提及。文中当注意下列各事：（1）各地轻重不一；（2）各地征收之方式不一，或征钱，或征实物；（3）各地蠲免之先后不一。（李心传《要录》亦有身丁钱资料，惟不多）……拙文何幸而为足下所偏好，承为校正，谢甚谢甚！卢逮曾君适有书来，为《文史杂志》征稿，愚已草《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一文应之，俟刊出当寄上一观。”张先生指导学生治学途径之详尽，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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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52 幼舟学长于1942年暑假应先生之召，立即辍学来遵义浙大史地系任教，与先生朝夕相处。不久，张先生逝世。次年6月，幼舟因母丧返里。此后长期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执教，著述弘富，颇多创发。1986年，被批准为全国惟一的唐宋经济史博士生导师。他深得师门之真传，于理论、考证、词章三者，卓然有所建树；且悉心栽培后学，桃李遍布海内，皆能成材，在教育事业上亦贡献巨大，允推为同门之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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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30154 张先生在遵义浙大执教期间，1940年秋招收攻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一名，即西南联大毕业的刘熊祥学长，毕业论文题目为《清季联俄政策之始末》，194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长期任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41年，张先生又招收攻读宋元史研究生一名，即西南联大毕业的余文豪（行迈）学长。他在肄业时曾发表《金亡前后南宋和蒙古的一段交涉》一文，这是继先生昔日刊布的《端平入洛败盟辨》而作的。他的毕业论文题目为《元初汉军考》，194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行迈多年在苏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授，今已退休。他们两位都是史学研究上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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