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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是从秦到清末的两千一百年。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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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没有足够的篇幅可以谈关于文化思想上的问题，关于工业的发展也没有专门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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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求全，因为像过去那种包罗万象的书本只是一间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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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往上滚雪球，虽然愈往上可写的就愈多。也没有往下拉，因为下一时代，我们这一时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过去的统治者是单纯的道地的地主，而今天，不止是地主，还有地主镀金的买办和纯粹来路货的外国大亨。地主，买办，同时又是官僚，加上外来的统治力，造成今日中国的新灾难，这和过去两千年间是有其截然不同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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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琐碎的考证，因为这本书是叙述的书，是采取已定的论证而综合叙述的书。正如蜜蜂酿蜜，是经过消化的，融会贯通，所以可读，也所以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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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的方面说，除偶一引用的例证以外，这本书几乎做到了和旧式的教本恰好相反的一个地步，第一人名极少，第二地名极少，第三年号等专名更少。因为本书的主体是二千年来的人民，二千年来统治人民的政权，二千年来人民所受的苦难，是从人民的立场来了解历史，而不是从少数统治者的事迹来曲解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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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的方面来说，作者的叙述是主体的，不是平面的。例如他着重指出二千多年中，虽然一直维持着专制政体，不过在各个朝代，君主专制的程度是有强弱的。由弱趋强的过程，是官僚和军队两个系统的形成和加强。其次作者引用宋神宗和文彦博的问答，文彦博提醒他的主子，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和老百姓一起治天下。士大夫是靠剥削老百姓生活的，两个敌对的阶层，而皇帝本身又是大地主，是士大夫集团利益的代表人，由此可以明白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可以明白两千年间多少次和人民有点点利益的新政，为什么不能推行的原因，可以明白为什么农民变乱无代无之的原由，也可以明白贪污政治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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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势力统治全国，其具体的表现，就是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那末，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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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也指出了没有一个朝代不劝忠教孝，愈是满嘴仁义的大地主代表，如隋炀帝是杀父的凶手，却建立了“孝为天经”的天经宫；有名的仁君唐太宗，不但逼父，而且杀兄杀弟乱伦。除开这些伪君子以外，两千年来的皇帝大半是在精神上不健全、在智力上低能的人。两千年来的人民，就被这样的人——伦理道德堕落到极点的模范——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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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官僚政治的时候，作者也清楚地指出秦之统一，是官僚政治的始露头角，代替了分权的世卿政治。不过要一直到唐代，官僚政治才达到成熟的阶段。可是官僚虽然大部出身于布衣，却并不代表最下层的劳动人民，而且，平民一入仕途，就立刻变质，成为地主，成为官僚了。和“平民政治”、“民主政治”完完全全不相干，勉强的说也只能说是“官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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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和官僚，两支封建专制主义的支柱，君权由上面扩张加强，皇朝凭之而建立、持续。同样，军队和官僚的膨胀也招致了君权的衰弱，皇朝的崩溃，矛盾的发展，构成了过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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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看法，是别的先出的书本所无的。而在这本书中却以一贯的看法来剥肤理肌，清洗出被涂抹被歪曲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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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本书，虽然它尽情暴露了历史上的黑暗面，却不会使人悲观。固然它并没鼓励人盲目乐观。它指出从世卿政治到官僚政治，从历史的观点说是前进了一步。从职业军队到人民的军队又大大迈进了一步。这种种进步显示了我们的历史并非春水，在新的经济基础的社会变革中，大地的撼动是会改变历史、会创造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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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历史的研究对民族前途具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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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从这本书的体会，也加强了前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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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把现实和历史联系，从历史来说明现实，也从现实去明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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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活的史书，经过精密的消毒手术，健全而进步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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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溽暑中，我愿意挥汗向读者介绍、推荐这一本可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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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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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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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这本书是在1944～1945年间陆续写成的。当时我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的编辑部工作，我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出版的惟一的一张报纸。设在重庆郊外的化龙桥的报社周围经常有国民党的特务驻守，报馆工作人员进城出城常有特务追随，所以可以说是在紧张的状态中。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停止工作和学习。只是在那种条件下我不可能得到任何想读的书。我尽量利用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二千年间》的各篇文章就是整理这些笔记而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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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二三年间，叶圣陶先生在成都主持由上海移来的开明书店的编辑部，并且主编早在30年代初已在上海创刊，在教育界和学生中素负盛誉的《中学生》杂志。我在抗日战争前已认识圣陶先生，他是我所尊敬的前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大后方，但不在重庆。在他有事到重庆时我也曾拜见过他。在我写出这些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文章后，寄给在成都的圣陶先生，他很高兴地把这些文章发表在《中学生》上。大约每一个月我就寄一篇给他。在圣陶先生逝世后出版的《叶圣陶集》的第20卷中提到这些文章。那一卷收录了圣陶先生在1944～1945年的日记，其中有他陆续收到这些文章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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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文章刊载完毕以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回到上海复业的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这本书。当我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的时候，就给了它《二千年间》这个书名。由于在当时情况下我在《新华日报》用的名字出现在《中学生》杂志上是不适宜的，所以改用了“蒲韧”这个笔名。在上海出书时也用这个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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