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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的方面来说，作者的叙述是主体的，不是平面的。例如他着重指出二千多年中，虽然一直维持着专制政体，不过在各个朝代，君主专制的程度是有强弱的。由弱趋强的过程，是官僚和军队两个系统的形成和加强。其次作者引用宋神宗和文彦博的问答，文彦博提醒他的主子，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和老百姓一起治天下。士大夫是靠剥削老百姓生活的，两个敌对的阶层，而皇帝本身又是大地主，是士大夫集团利益的代表人，由此可以明白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可以明白两千年间多少次和人民有点点利益的新政，为什么不能推行的原因，可以明白为什么农民变乱无代无之的原由，也可以明白贪污政治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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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势力统治全国，其具体的表现，就是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那末，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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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也指出了没有一个朝代不劝忠教孝，愈是满嘴仁义的大地主代表，如隋炀帝是杀父的凶手，却建立了“孝为天经”的天经宫；有名的仁君唐太宗，不但逼父，而且杀兄杀弟乱伦。除开这些伪君子以外，两千年来的皇帝大半是在精神上不健全、在智力上低能的人。两千年来的人民，就被这样的人——伦理道德堕落到极点的模范——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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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官僚政治的时候，作者也清楚地指出秦之统一，是官僚政治的始露头角，代替了分权的世卿政治。不过要一直到唐代，官僚政治才达到成熟的阶段。可是官僚虽然大部出身于布衣，却并不代表最下层的劳动人民，而且，平民一入仕途，就立刻变质，成为地主，成为官僚了。和“平民政治”、“民主政治”完完全全不相干，勉强的说也只能说是“官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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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和官僚，两支封建专制主义的支柱，君权由上面扩张加强，皇朝凭之而建立、持续。同样，军队和官僚的膨胀也招致了君权的衰弱，皇朝的崩溃，矛盾的发展，构成了过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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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看法，是别的先出的书本所无的。而在这本书中却以一贯的看法来剥肤理肌，清洗出被涂抹被歪曲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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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本书，虽然它尽情暴露了历史上的黑暗面，却不会使人悲观。固然它并没鼓励人盲目乐观。它指出从世卿政治到官僚政治，从历史的观点说是前进了一步。从职业军队到人民的军队又大大迈进了一步。这种种进步显示了我们的历史并非春水，在新的经济基础的社会变革中，大地的撼动是会改变历史、会创造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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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历史的研究对民族前途具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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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从这本书的体会，也加强了前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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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把现实和历史联系，从历史来说明现实，也从现实去明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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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活的史书，经过精密的消毒手术，健全而进步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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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溽暑中，我愿意挥汗向读者介绍、推荐这一本可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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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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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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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这本书是在1944～1945年间陆续写成的。当时我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的编辑部工作，我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出版的惟一的一张报纸。设在重庆郊外的化龙桥的报社周围经常有国民党的特务驻守，报馆工作人员进城出城常有特务追随，所以可以说是在紧张的状态中。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停止工作和学习。只是在那种条件下我不可能得到任何想读的书。我尽量利用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二千年间》的各篇文章就是整理这些笔记而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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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二三年间，叶圣陶先生在成都主持由上海移来的开明书店的编辑部，并且主编早在30年代初已在上海创刊，在教育界和学生中素负盛誉的《中学生》杂志。我在抗日战争前已认识圣陶先生，他是我所尊敬的前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大后方，但不在重庆。在他有事到重庆时我也曾拜见过他。在我写出这些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文章后，寄给在成都的圣陶先生，他很高兴地把这些文章发表在《中学生》上。大约每一个月我就寄一篇给他。在圣陶先生逝世后出版的《叶圣陶集》的第20卷中提到这些文章。那一卷收录了圣陶先生在1944～1945年的日记，其中有他陆续收到这些文章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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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文章刊载完毕以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回到上海复业的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这本书。当我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的时候，就给了它《二千年间》这个书名。由于在当时情况下我在《新华日报》用的名字出现在《中学生》杂志上是不适宜的，所以改用了“蒲韧”这个笔名。在上海出书时也用这个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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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些文章本来是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没有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写文章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七年，而国内政治仍然使人焦虑，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中国的历史上经常有塞外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事。这些历史旧事和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完全不同。但就历史上胡骑踏进中原引起的种种反响来说，也确有和现实某些相似的地方。写这些文章时对相同相似之处不免注意较多，而且因为是讲过去的历史，对于当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与前代事情相异，当然就不可能说到了。在1946年开明书店编辑部的先生们处理这本书稿时，把书中有几处说到当前正是抗日战争的话改成了已在抗日战争后的语气，现在我又改回去了。这毕竟是留着抗日战争时期的印痕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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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这本书的写作体例可说是别创一格，所以它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出版还颇受到读书界的注意。记得在1946年吴晗同志从大后方到北京路过上海时，曾写了一篇篇幅比较长的文章评论和介绍这本书，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但可惜现在我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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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出版后三年多全国解放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最初两三年间，因为学校里没有适当的历史教科书，有些地方的中学曾用《二千年间》这本书当做新的教本代替以前暂用的教科书。显然这本书是不适合于这个用途的。我想那时曾用过这本书的老师们是很吃力的。以后虽然有的出版社建议把这本书作为普通读物出版，但没有得到作者本人同意，也就没有再出版过。在《胡绳全书》重印以前唯一的例外是1994年上海书店刊印的《民国丛书》。这套丛书编辑的用意是把被认为还值得保留的民国时代出版的书重印若干以免流失。我的三本书被收入在内，《二千年间》就是三本书中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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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节选自胡绳先生在1996年为《胡绳全书》第五卷所写的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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