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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谓士大夫，其实就是代表当时社会中的地主的利益的人。地主在当时社会中，是以剥削农民大众（“百姓”中的主要部分）而生活的。他们既在经济上处于剥削地位，也就要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要组织和维持君主专制所必需的官僚系统和军队系统，没有全国地主的支持是不能成功的。假如皇帝所执行的政策根本违背地主的利益，他也就不能成为全国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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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全国地主中的最大的一个。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就以地主的身份来收取租税。像清朝虽然本来是游牧民族，但一做中国皇帝，马上占了几百万亩田地做皇室庄园，因此也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所以正确地说起来，我们应该说：当时全国的统治，权力属于全体地主，其中自然又以大地主更占支配地位，而皇帝则以最大的一个地主的身份来代表全国地主执行统制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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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主分居各地，相互间利害不尽相同，为了不致因相互间的矛盾冲突而损害大家的利益，并且为了镇压被统治的人民（主要是农民），使他们俯首帖耳，甘受奴役，那么，一个强有力的全国的统一的政权对他们是有利的。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地主阶级要建立这样的统一政权，就只能去努力造成一个有无上权威，甚至带有神圣性的皇帝，让一切政权力量集中在这皇帝个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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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于君主专制政体还有一种错误了解。有人以为君主专制既不表示只有皇帝一个人是统治者，那就可见中国历代的君主专制不过是一个外表的形式，其实却包含着民主的内容。但这种说法，由以上所述也可看出，同样是错误的。中国过去的皇帝和现代英国的King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英国的政权力量实际上并不操于King的手上，而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的国会是由于民选而产生的。所以King的存在并不妨碍现代英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呢，固然在皇帝之下有宰相阁臣百官僚吏实际处理行政事务，但这一切官吏都是由皇帝任命而且受命于皇帝的。皇帝的话就是法律，最高的司法、立法、行政之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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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一面看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并不就是皇帝一个人来统治全国，一面又要看出，整个地主统治势力正是通过了皇帝这一个人来实行统治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一面看出，所谓国家属于皇帝个人所私有，其实际的意思乃是国家是在地主势力支配下，因为皇帝正是地主的代表。一面又要看出，地主势力统治全国，其具体的表现就是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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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在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实质后，我们就可进而说明君主专制政体的具体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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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二、皇帝是“天生的圣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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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皇帝的人，自然也和普通人一样，同样是圆颅方趾，经过十月怀胎生出来的人。但是当时统治者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巩固他的地位，便造出许多神话来使人民相信皇帝是“天生的圣人”，并不和一般凡人相似。皇帝被称为“天子”，这就是说，他是天的儿子，和凡夫俗子迥然不同。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祭天。这是说只有皇帝是能和神灵相接近的。每逢水旱天灾，皇帝常自认这是自己的罪过。这仍是表示，皇帝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自然现象的。更有许多故事，或者是说，皇帝在生下来时，就有异兆；或者是说，皇帝能够役使鬼神，连鬼神也怕他；或者是说，皇帝在遇到灾难时，就有神灵暗中佑护他，等等。譬如《史记》上载道：汉高祖刘邦的母亲，有一天在野外，有龙降到她身上，才怀胎生下了刘邦。我们从《三国志演义》中不也曾看到后汉的陈留王（就是后来的献帝）出宫避难时，黑夜中有萤火虫成群为他引路的故事么！我们从《岳传》中不又曾看到康王（后来的南宋高宗）在金兵追赶下，有泥马载他渡河的故事么？造出这种荒谬的故事来，无非是叫人相信这此人之所以能做皇帝，都是“天命”所注定的。因为刘邦由平民的地位一跃而为皇帝，而陈留王虽是刘家子孙，康王虽是赵家子孙，但按照帝王世袭的常规，都还轮不到他们做皇帝，因此当时的统治者就造出这一套鬼话来，证明他们是“天生的圣人”，证明他们的确是“真命天子”，做皇帝正是他们应享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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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当然不会相信“真命天子”这一类的鬼话了。恰恰相反，我们倒可以看出，历代做皇帝的人不但不是天生优异的人，而且其中的多数，当做一个普通人来看，还是很无能很糊涂的人。在这二千年中，大小皇帝一共总有二三百人，但在其中，传统的历史家所公认为有作为有能力的“好”皇帝不过寥寥可数的几个，如汉武帝、唐太宗等。其余的皇帝中的大多数不是庸庸碌碌，便是荒淫无度、昏聩失常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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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来正是在皇帝世袭制之下，以及在皇族的生活和实际社会绝对隔离开来的情形之下必然产生的现象。每一个朝代的创业的皇帝，自然都是比较能干的人，他们没有一些才干也不可能从“群雄逐鹿”中获取最高的权位。但以后的皇帝却只是无功无能，坐承祖业的了；而且他们从小就被旁人看做特殊的人，在宫廷里过着和社会完全隔离的生活，对实际社会情形一点不知道，一味过着骄奢淫逸的帝王家的生活。这样的家族一代代传下去，自然是只会在体力和智力上一代代堕落下去的。因此，假如说皇帝和一般人不同，那么我们倒不妨说，这不同之处正在于皇帝中大半是在精神上不健全，在智力上很低能的人。例如晋朝，有半数的皇帝都可说是近于白痴的人。其中最出名的是惠帝，他之所以在历史上出名，就因为他有一次知道了老百姓穷得没有饭吃，便说，为什么他们不吃肉饼子呢？明朝虽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最强的一代，但后半期的皇帝也全是些糊涂虫。像武宗迷信神仙，外寇入侵到北京城附近，焚烧劫掠，连在后宫也看得见城外的火光，但是他的臣下骗他说是城外有火警，他竟也深信不疑。又像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一连有二十年没有在朝廷上和群臣见过面，据说这个皇帝很有抽鸦片烟的嫌疑——那时正是鸦片初到中国来的时候。诸如此类的皇帝，在每一个朝代都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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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没有一个朝代不是劝忠教孝的。做传统的良好的道德的表率和保护者，也被认为是皇帝的任务之一。我们且不论那所提倡的道德的内容，但可以断言的是皇室内部的实况是和他所提倡的道德绝不相符的。譬如有名的皇帝隋炀帝，是杀死他的父亲的凶手，但他却建立了一个宫叫做“天经宫”，取“孝为天经”的意思，用来纪念他的父亲，提倡孝道。——这个故事再好不过地拆穿了历代专制统治者提倡道德的假面具。历史上杀父的皇帝并不只隋炀帝一人。至于弟兄间的，血族中的相互杀戮的事更是史不绝书。所以假如要讲伦理道德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皇族正是伦理道德堕落到极点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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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生活腐败、精神堕落的人，坐享至高无上的权位，很自然地，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极端的残暴来。我们看历史上有许多皇帝，其对待奴婢臣下的行为之酷虐，没有理性，几乎到了极点。譬如明朝自太祖以下好些皇帝都可说是暴君，他们不仅对人民采取极端高压的政策，而且对士大夫也随时表现其无上的权力。任何大臣，上书或进言，稍一触犯了皇帝的意思，当场就会活活地被用棍子打死（所谓“廷杖”）。到了明朝后期的皇帝，其行为之暴虐和能力的贫弱更是以同样的比例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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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不免发生疑问，为什么当时一切地主士大夫官僚总是死心塌地拥戴他们的皇帝，不管那是暴君也好，是白痴也好，襁褓中的小儿也好？固然，从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看，他们既赋予皇帝最高的权位，某些过分残暴的地方也只好容忍，像在明代，因为经过了蒙古人的扰乱，又经过了元末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之后，一种最高度的绝对专制主义政治才能保障对地主们有利的社会秩序，因此地主官僚自然不会因为皇帝是暴君就加以排斥。但是我们知道，暴虐的皇帝并不一定就是能干有作为的皇帝。那种暴虐而无能以及平庸懦弱而又无能的皇帝对于地主统治者有什么用处呢？——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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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三、帝位的世袭和换朝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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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是：既然从帝位世袭制之下常只能产生无能的皇帝，而皇帝之所以能有大权，又是因为全体地主的支持，地主们把统制权集中在皇帝一人的身上，照理他们就应该要求比较能干的皇帝，那么为什么他们又一定要采取这种只能产生坏皇帝的世袭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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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就存在着看来是很矛盾的现象，既必须把权力集中在皇帝个人的身上，又不可能在世袭制以外采取别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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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矛盾，历代的士大夫都很重视太子的教育这回事。最早在西汉初，贾谊上疏论政事，就把太子的教育列在很重要的一项。他说：“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他以为，太子从小时就该选些好人和他接近，教他些好的道理，以后他登位后，便可做好皇帝了。所以不论哪一朝代，太子教育总被当作一件大事。但是我们知道，单纯注入的教育并不能代替环境的影响，何况太子的教育又是一种最畸形的教育——把太子一个人交给几个博学大臣来灌输一些“圣经贤传”，这哪里会有什么好结果？从贾谊以来的这种主张挽救不了皇室堕落的命运是很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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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在世袭制以外的别的制度呢？固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曾称颂一种所谓传贤而不传子的制度。当时人们相信，上古时，尧为天子，不传给儿子而传给舜，舜也不传给儿子而传给禹。这就是所谓“禅让”。但禅让制虽是在理论上被赞美，却又被认为是一去而不可复返的上古的美制，从来没有人在实际上打算实行这制度。为什么缘故不实行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家族观念使得皇帝不愿把皇位让给别姓的人。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乃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根本不可能实行这制度。所谓尧舜禅让本来也是和实际完全不符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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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战国时的燕王哙曾尝试行了一下禅让制，把王位让给了子之，结果却造成了国内纷争，差点儿亡国。从秦始皇以后，从来没有一个皇帝企图用这种办法，也没有人主张过应该在实际上拿传贤制来代替传子制。很显然的，所谓贤不贤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在当时也不可能建立一种制度（如选举制）来决定公认的“贤人”。假如让皇帝自己来决定下届皇帝应该归谁，那么其结果只会造成地主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和混乱，而纷争混乱又是全体地主所极不欢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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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在全国那样多数的地主——士大夫之中，具体的利害不会完全一致，一定会形成许多派别斗争。而皇帝及其皇族却是有着神性的威权，和实际社会保持着一定的隔离的。所以就只有皇帝及其皇族是超然地站在统治层的各派斗争之上，可能代表全体地主的共同利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不仅维持皇帝个人的威权，而且维护整个皇族的威权，维持帝位的世袭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统一政权的稳固性，使它不致常常趋于涣散。不仅要规定继位人必须是皇族嫡裔，而且要预先决定储君（太子），使代代相传能够不发生任何障碍。这正是说，确定的世袭制度对于君主专制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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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逢皇帝由个人的好恶而废立太子的时候，常有所谓耿耿忠臣不惜头颅性命，竭力谏阻。这倒并不只是愚忠愚孝的表现，因为维持合法的世袭制，这不只是皇室内的事情，而且是对全体统治层有密切关系的事情。相反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元朝蒙古人由游牧民族的酋长而来做中国皇帝，他们没有建立确定的世袭制，还是保存着过去由许多酋长共推一个大酋长的办法，所以每逢皇帝死去，便要由诸王大臣来决定新皇帝。元朝内部政治的混乱，这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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