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30655
1707030656
世袭的贵族生来就是贵族，但官僚却是从非官僚中产生的。那么官僚是怎样产生的呢？
1707030657
1707030658
汉时有两种制度：一种叫做“察举”，又一种叫做“征辟”。“察举”是由中央政府下诏规定所需要的人才的性质，要各地方政府在自己境内发现这种人才，推荐上去。至于各地方政府选拔人才给自己用，或者是中央政府直接从“布衣”或地方上卑微的官吏中征召有名望的人给他做大官，那便叫做“征辟”了。这两种制度固然都有打破世袭贵族独占做官权利的作用，但是为了中央集权的强化，这两种制度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地方政府有权自行征辟属官，这显然是妨碍中央集权的，而由中央政府直接征辟，又很难提拔出多量的人才，事实也只是偶一为之，作为政府尊贤重士的标榜而已。至于察举制，也还是授权地方政府来选录人才，更难以避免地方上的豪族权门把持操纵的流弊。所以东汉时察举虽是经常定制，但已渐参用考试的办法，就是对地方察举而来的人才，中央还要加以考试，才决定是否给官做。魏晋时行所谓“九品中正法”来选拔官僚，其实就是类似于察举制的方法，但不是由地方政府来行使察举，而由地方人士推荐，其结果更是显著地为巨姓大族所操纵，以致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实际上又成为一种少数贵族独占做官权利的现象。
1707030659
1707030660
所以到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加强并建立了更集中的官僚政治时，就不能不探求更适当的方法，使所需要的官僚能够不断地产生出来。——于是科举考试制度便被采用了。
1707030661
1707030662
科举考试制是最能满足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的。因为，第一，科举考试完全由中央政府来行使。中央政府通过了科举考试，从全国各地选拔出做官的人才，再分发到各地去做官，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集中。第二，实行了科举考试制，选拔官僚便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必须努力去适应这种标准，这无形中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并且，科举考试制看起来又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制度，任何人只要有资格读书，就有资格应考，也就有可能做官；这既可以掩蔽官僚政治的实际，又可以使天下儒生除了汲汲于按照科举考试制的需要而埋头读书之外，不再生任何对君主统制不利的妄念。——所以唐太宗初行考试时，眼看着天下试子鱼贯进入试场，不禁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进入我的圈套了！”后来明朝的赵嘏也做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所以从唐以后科举考试就日益严密，成为官僚进身的主要途径。
1707030663
1707030664
“赚得英雄尽白头”，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试拿明清科举考试制充分确定了的情形来看。那时各府州县都设有“儒学”，进学是科举考试的第一步。政府派有管考试的大员到各地来举行这种入学考试，参加考试的是已经在各县考取了的童生。考取入了学的叫做秀才，考不取的到老还是童生，但所谓入学并不是现在的进学路的意义，不过表示从此踏进了做官的门路。所以入学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儒林外史》一开首写的周进，便是“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到六十多岁还是个老童生的人。而上文提到过的范进，也是从二十岁应考，考过二十多次，到五十四岁才入了学的人。但入学成为秀才后，就立刻取得一种资格，以后倘不能一路考上去，做到官，也可以退一步做教书先生。所以范进一入了学，他的丈人胡屠户就向他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家门口这此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常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彩了。”
1707030665
1707030666
既入学之后，还要经过考试，考到一二三等的才可以到省城去应“乡试”。乡试三年举行一次，考中了的便是“举人”。全国举人又要集中到京城去“会试”，也是三年一次。最后会试考中的人更由皇帝亲临举行一次考试，那叫做“廷试”或者“殿试”，评定高下。这些考中的人便叫做“进士”。大大小小的官僚就由这些举人、进士中产生了。——到老都是穷秀才，上京考试一辈子也考不上的，自然占绝大多数。
1707030667
1707030668
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唐代，有很多科目，其中诗赋是最主要的。诗做得好，便有做官的希望。宋代，人们认为诗没有用处，改重经义。所谓重经义，也不过是叫每个应举的人把被认为圣书的“五经”中，先定一种，死死读熟，并且读熟由政府规定的一种训诂。这自然也并不比诗赋有更多的实际用处。明代创行了所谓八股文。那是专取“四书”、“五经”上的句子拿来做题目，应考的人就按照法定的解释来发挥做文章，文章的格式是一定的。这种文章，除了作为做官的敲门砖以外，仍旧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正因为可以使人做官，所以当时一切读书人都把毕生精力用在这种无用的东西上去了。《儒林外史》上的马二先生坐在书店里选批的《历科墨卷持运》，就是编集每一届考试优胜的举子的文章，供人作熟读揣摩之用的。这位马二先生曾向一个年轻的人忠告道：
1707030669
1707030670
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贤弟，你少年英敏，可细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宦途相见。
1707030671
1707030672
这一段谈话，正可以说明在科举考试制下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在当时人看来，读书——应举——做官，这是必然地互相联系着的三部曲。
1707030673
1707030674
假如科举考试的作用本来是要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选择有才能的人做官，但从这样的科举制度中却显然是产生不出有才能的人来的。因此科举考试制度越是严格，所产生的官僚也就越是糊涂无能。但是专制统治者的主要目的还是达到了的。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从消极意义上说，固然是“赚得英雄尽白头”，但更主要的，在积极意义上，是为自己培养一批忠诚可靠的奴才，以供役使。这些念了一辈子死书，好容易戴上乌纱帽的人，对于现行统治秩序自然是竭诚效忠无疑的了。
1707030675
1707030676
可是专制统治者一遇到国难危急时，却不能不坐食这种科举考试的恶果了。像明代晚年，内忧外患日迫，而那些从科举场中出身的官僚，“文不能安邦定国，武不能临阵出征”，只好束手无策。当时有一个举人就慨乎言之说：“设制科，限资格，皆所以弥乱，非所以戡乱也。……今日救生民，匡君父，无逾乎灭寇，然生平未尝学，父师未尝教，所殚心者，制举之业。一旦握兵符，驱强寇，其最良者惟守义捐躯，何益于疆场哉！”所以到了最后，官僚中大多数眼看着这个统治政权将要崩溃，覆巢之下无完卵，就索性另求生路去了。不论是被他们骂作是“流寇”的李自成来做皇帝，还是满洲人来做皇帝，只要给他们官做，他们都可以俯伏称臣，因为他们生活中的唯一的最高的内容和目的本来只是做官而已。
1707030677
1707030678
1707030679
1707030680
1707030682
二千年间 四、官僚的膨胀
1707030683
1707030684
既然官的地位如此崇高，又有较公开的入仕的途径，奔趋到这条路上来的人自然是多到极点。但官的数额究竟有限，科举考试录取名额也不能不有限度，许多想做官而做不了的人，岂不也要生怨望么？
1707030685
1707030686
使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争着来做官，并尽可能使要做官的人有官做，这是专制统治者维系其现行统治秩序的方法。
1707030687
1707030688
因此不管是否需要这样多的官僚，但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仍是非经常举行不可的。唐代，由科举考试及第的人还须通过吏部的考试才给官做，但宋以后，是一及第就立刻可以做官的。在宋朝还有一个故事，说是张元应举，已考中进士，在殿试时却被黜落，怨愤之下，就投降了西夏国主赵元昊，来给中国捣乱。从此以后，就明定了进士在殿试中一概不再黜落。——这故事可以表明，多多使人做官正是稳定统治政权的一法。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国，更尽量在科举考试上与人方便：除了三年一次的考试外，在每遇到国家庆典时，还另开特科；又特颁恩典，对于蹭蹬考场、年老尚未及第的人破格录用为官；并且倘若童生考不进学，也可花钱买一个监生的名义，一样能参与乡试，走向做官的途径。这自然都是为了要收得笼络人心的效果。
1707030689
1707030690
而且由唐宋以后，科举考试虽被认为做官的正途，但除此以外，也还有各种各样路子可走。
1707030691
1707030692
汉朝的察举、征辟之制，在后代也仍以别的形式与科举考试制并行。特别在异族统治的朝代，因为一时还有些知识分子不甘愿来应付科举考试，便更特别推行其他方法。如元朝初年，曾大举征访所谓“山林隐逸”，清朝初年，也下诏荐举“山林隐逸”，征召“博学鸿儒”，来表示他们是有诚意和中国读书人合作，愿意给他们官做的。明朝也曾特别重视荐举，广开做官的门路，使人们不必经过艰难的科举考试也有官做。
1707030693
1707030694
既然科举考试制的目的不外乎求得忠顺的人来做官，那么予官僚的子孙以做官的更多方便，也是使官僚更加忠顺的方法。所以官僚虽非法定的世袭，但作为皇上的恩典，官僚子孙常可以不经过考试就取得官爵。这是各代都有的情形，而在宋代最为盛行。在那时，不仅一人做官，他的子孙可以连带得官，甚至只要官做得大，连他手下的门客也都被封官。
1707030695
1707030696
至于因接近皇帝或掌权大臣，以特殊技能或特别殷勤而被赐官爵，也是常有的事。
1707030697
1707030698
甚至官职可以公开用钱买。这也是古已有之的办法。汉武帝时，已有输纳一定数额的粟帛给政府就可以做官的规定。东汉时政府出卖官爵，还公开定得有价目表。像灵帝时，“二千石”的官（当时官级高下以所得俸的多少来表示，俸以米计）卖钱二千万文，“四百石”的官卖四百万文，但也可以讨价还价，打折扣。曹嵩买太尉，出了一万万文。崔烈买得司徒，照定价要一千万文，却只出了半价，授职后，灵帝很懊悔，向左右说，应该敲他一下，让他出一千万文才对。那时买官职还可以暂欠，到上任后再加倍还。唐代也有定价卖官的制度，纳钱三十万文，便可得官职。清代除了在科举方面可以花钱买监生外，也可以直接花钱买官做，号为捐纳。——这种办法一方面既可以满足那些有财产而不读书的人的做官的欲望，加以笼络，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国用的不足，在专制政府看来，正是一举两得的好法子。
1707030699
1707030700
既有科举考试制不断引进官僚，又有这种种进入仕途的方便之门，那么，结果官员数量自然会不断增加，以致超过实际需要量。
1707030701
1707030702
我们都知道在经济上有所谓通货膨胀的现象，那么对于在官僚政治下官员无限度地增加的现象，也可以加上一个名称，叫做“官僚膨胀”。由以上所述，可知这种膨胀正是在官僚政治下必然产生的现象。汉唐宋明各代，无一代不显著地发生这种现象。
1707030703
1707030704
譬如唐代，在高宗时全国文武官一共是一三四六五人，而这时每年经考选有资格做官的人就有一四〇〇人。官数不断增加，到了玄宗时，相距不过五六十年，官数已增至一七六八六人之多。所以这时已有人说：“现在的情形是官数比古代多一倍（东汉的官只有七五六七人），有资格做官的人比官又多十倍。”宋朝开国以后不久，在真宗景德年间，有官一万多人。过了四五十年后，在仁宗皇祐年间，官数已增了一倍。又过十年，在英宗治平年间，官数更增加到二万四千人。以后仍不断增加，最多时一共有三万四千人。到了明代，膨胀得更厉害了，武宗正德年间，全国的文官有二万多人，武官有八万多人。以上这些数字还只是指正式的官，官下还有所谓吏，吏虽不如官的地位，他们的出身也和官不同，但他们是官的爪牙，官的附庸。倘把吏也计入在内，数目就更大了。如在唐玄宗时，有官一万八千人，而较高级的吏就有近六万人。明代文武官加吏在内一共有近十八万人之多。
[
上一页 ]
[ :1.70703065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