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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官职可以公开用钱买。这也是古已有之的办法。汉武帝时，已有输纳一定数额的粟帛给政府就可以做官的规定。东汉时政府出卖官爵，还公开定得有价目表。像灵帝时，“二千石”的官（当时官级高下以所得俸的多少来表示，俸以米计）卖钱二千万文，“四百石”的官卖四百万文，但也可以讨价还价，打折扣。曹嵩买太尉，出了一万万文。崔烈买得司徒，照定价要一千万文，却只出了半价，授职后，灵帝很懊悔，向左右说，应该敲他一下，让他出一千万文才对。那时买官职还可以暂欠，到上任后再加倍还。唐代也有定价卖官的制度，纳钱三十万文，便可得官职。清代除了在科举方面可以花钱买监生外，也可以直接花钱买官做，号为捐纳。——这种办法一方面既可以满足那些有财产而不读书的人的做官的欲望，加以笼络，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国用的不足，在专制政府看来，正是一举两得的好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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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科举考试制不断引进官僚，又有这种种进入仕途的方便之门，那么，结果官员数量自然会不断增加，以致超过实际需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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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在经济上有所谓通货膨胀的现象，那么对于在官僚政治下官员无限度地增加的现象，也可以加上一个名称，叫做“官僚膨胀”。由以上所述，可知这种膨胀正是在官僚政治下必然产生的现象。汉唐宋明各代，无一代不显著地发生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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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唐代，在高宗时全国文武官一共是一三四六五人，而这时每年经考选有资格做官的人就有一四〇〇人。官数不断增加，到了玄宗时，相距不过五六十年，官数已增至一七六八六人之多。所以这时已有人说：“现在的情形是官数比古代多一倍（东汉的官只有七五六七人），有资格做官的人比官又多十倍。”宋朝开国以后不久，在真宗景德年间，有官一万多人。过了四五十年后，在仁宗皇祐年间，官数已增了一倍。又过十年，在英宗治平年间，官数更增加到二万四千人。以后仍不断增加，最多时一共有三万四千人。到了明代，膨胀得更厉害了，武宗正德年间，全国的文官有二万多人，武官有八万多人。以上这些数字还只是指正式的官，官下还有所谓吏，吏虽不如官的地位，他们的出身也和官不同，但他们是官的爪牙，官的附庸。倘把吏也计入在内，数目就更大了。如在唐玄宗时，有官一万八千人，而较高级的吏就有近六万人。明代文武官加吏在内一共有近十八万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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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官僚的极端膨胀，就会引起许多对于专制统治也是不利的恶果，其中最显著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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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官僚在量上的增加，同时就一定是质上的降低，使这些走上仕途的人都对现存统治秩序深感满意的目的虽然达到，但是选择有能力的人来为统治政权效劳的目的却完全被抛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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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了容纳这不断新添的官员，势必扩大政治机构，并增设不必要的机构，平添许多冗员。关于历代政治机构的情形，详细说来，是很麻烦的，且也不必要，因为历代政权性质既无改变，其政治机构在基本上也是相继承袭的。不过每一代在因袭前代制度后，必又增添上新的官职机构，或把本来是较不重要的官职加以扩大，使成为庞大机构，以致政府中添了许多根本无用的官员与机构；并且在各种官职和机构之间，职务不能划清，事权互相重复，更使我们今日研究起来，难以一一弄清。这种情形之所以产生，固然因为这种政府机构互相牵制重叠的情形恰恰有利于专制集权的统制的运用，同时也显然是因为要容纳那日益增多的官僚之故。整个政治统治机构，一天天更加庞大，不可免地陷于臃肿不灵、没有活动能力的情况，尤其在遇到任何突发事变时，自然更完全暴露出其无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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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官吏的膨胀就使国家开支浩大，人民负担加重。在专制时代，王室的费用和官吏的供养是国家支出中极大甚至是最大的一项。如宋代官僚的待遇最厚，不仅有钱有米，而且有田，所以当时人说，政府对百官加恩，唯恐不足，而向万民敛财不留其余。且官僚不仅有合法的收入，更可靠官的地位来增加不合法的收入。明代官俸最低，然而官僚的贪污腐化也最盛，他们一面向人民巧取豪夺，一面截取国库中的收入，虽小小的官也可立致豪富，这自然是把做官看做最有利的职业的情形下必然发生的现象。所以官僚的不断膨胀对于人民的意义不过是背负的担子的日益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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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五、“国家之败，由于官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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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述，我们对于官僚政治下的实际情况，也就不问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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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职位的升迁，一般说来都是凭资格而不凭能力的。从唐宋以后就已确定了所谓“磨勘制度”，人们一入仕途，就有了绝对的保障，只要循规蹈矩地做下去，过一定期限就可以升一级官。这种升迁的制度和科举选官制度一样，是看起来最公平的办法，但事实上只能养成无能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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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升迁，怎样呢？那就多半要靠私人请托，行使贿赂以至种种暗地进行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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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情形下，自然就造成了只有权奸小人能够当政的现象。专制政治下的权奸小人，无非就是那种善于伺候皇帝，取得皇帝信任，而在实际上只顾个人私利的人。在上面当政的是这样的人，在下面从政的全部官僚都得到了极大方便，更可以称心如意地向人民诈索，更可以毫无顾忌地通过不合法的方法来取得高官。人们都骂唐代的李林甫、宋代的蔡京、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坤，这些都是所谓奸臣，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权奸专政之所以代不绝书，正是因为这是在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下的必然产物。由此也就可以懂得汉、唐、明各代宦官政权的由来了。假如以为这少数无知无识的宦官真能够蒙上蔽下，因而取得实际政权，那就错了，因为宦官之得势完全由于在上有皇帝的信托，在下有官僚集团的拥护。那时候，所有的自命为“读圣贤书”的官僚士大夫纷纷拜倒在宦官前面，无非是利用这种宦官的无知无识，利用在宦官统治下的政治，使每个人都可以方便地取得自己所要得到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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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贪污就成为历代官僚的一个必然属性。升官发财向来被视为互相联系的，而在法定的官俸以外，用任何手段来增加财富，自然都统属于贪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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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皇家，不仅通过官僚机构来向人民征收赋税，而且要由各地官僚进奉额外的钱财。地方官僚之所以要尽力进奉，自然是因为这样做了，官位才可靠，才更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更快地升官。中枢官员因为有权管理地方上的用人行政，考核地方政绩，所以地方官员也就非报效不可。《水浒传》上写晁盖等七人智取生辰纲，所取的就是地方官僚送到京城去孝敬中央大员的财礼。历史上有一些当权大臣后来失势被皇帝抄了家，从至今保存下来的抄家时的登记清单中，使我们可以具体知道这些人的财富实在是大得惊人，譬如明代的严嵩的家产，光是黄金就有三万多两，银子二百多万两。但据说这还只是他的实际财产的十分之三四。明代当权的太监，财富更是巨大，如朱宁、江彬都有黄金十万多两，银子五百万两左右，而刘瑾甚至有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清朝和珅有金四万两，银三百多万两。由他们的巨大财富，也就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官僚集团中的贪污情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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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由于商业资本的发达，使官僚的贪欲更甚，由此官僚贪污的情形也到了空前的情况。中央大员既然一心一意，凭借地位，聚敛财产，地方官员当然更是要拼命赚钱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绝好的写照。《儒林外史》写一个知府新上任，向前任打听的一件事便是：“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这话正是问怎样可以贪赃枉法。《明史》中有《循吏传》，载循吏一共有一百二十五人。但其中属于明代前半期的有一百二十人，后半期的只有五人。所以历来人们都认为明代前半期官吏的风气较好，而到了嘉靖朝以后就贪污公行了。但实际上并不然，不过是在明朝前半期，一般官僚从事非法的贪污，还遮遮掩掩，不敢公开，后半期却明目张胆，在官场上公开送钱，不以为讳，所以几乎连一个清白的官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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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为，明清两代官僚之所以贪污最盛，是因为这两代官俸最薄之故。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不足以说明贪污现象之由来，因为唐宋的官僚的待遇非常优厚，但贪污情形却也同样存在。原来有粪坑就必然有蛆虫，有官僚制度就必然有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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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在官僚制度下，并非绝对没有个别的清白的人，但是当做全体看，官僚制度是只能产生贪污的。而且在当时，对于清官的定义和我们今日所了解的真正廉洁并不相同。原来历代对官僚的待遇虽然有厚有薄，但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上的行政费用是并不负担的。各地方的官僚除了收足中央额定的赋税缴上去以外，更得设法筹措自己的行政费用。这就是说，各地本是有权向民众求取非法的额外收入的，同时中央官员则乘机向地方官员分肥一部分。所以历代专制政府虽然以整肃官常为口号，但实际上，官吏的一定限度的贪污却是被默认的。清朝康熙皇帝就曾坦白地说过：“所谓廉吏，并不就是一文不取的意思。若是一丝一毫没有什么收入，那么居常日用和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呢？如州县官止以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算是好官了。”所谓火耗是明清两代赋税制中的术语。州县官向民间征收钱粮，除了国定的税额外，另加的额收归于私囊的部分，便是火耗。康熙皇帝以为在一两正税上揩油一分的（百分之一）便算好官，但实际上当时的火耗都在一钱二钱（十分之一二）以上。既然无法绝对禁止贪污，那么要加以某种程度的限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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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的结果是很显著的。人民在官僚剥削下的负担无限度地增加，国家的收入在官僚的侵占下日益感到不足，而官僚机构本身由于贪污的流行，群趋于如何赚钱的打算，政事便更加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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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历来有句话道：“国家之败，由于官邪。”这是说，专制政权的败坏是由于官僚的贪污腐败。但其实我们已看出，官僚的贪污腐败又正是在专制政治下必然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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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四 又一种特殊职业——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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