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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由于商业资本的发达，使官僚的贪欲更甚，由此官僚贪污的情形也到了空前的情况。中央大员既然一心一意，凭借地位，聚敛财产，地方官员当然更是要拼命赚钱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绝好的写照。《儒林外史》写一个知府新上任，向前任打听的一件事便是：“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这话正是问怎样可以贪赃枉法。《明史》中有《循吏传》，载循吏一共有一百二十五人。但其中属于明代前半期的有一百二十人，后半期的只有五人。所以历来人们都认为明代前半期官吏的风气较好，而到了嘉靖朝以后就贪污公行了。但实际上并不然，不过是在明朝前半期，一般官僚从事非法的贪污，还遮遮掩掩，不敢公开，后半期却明目张胆，在官场上公开送钱，不以为讳，所以几乎连一个清白的官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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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为，明清两代官僚之所以贪污最盛，是因为这两代官俸最薄之故。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不足以说明贪污现象之由来，因为唐宋的官僚的待遇非常优厚，但贪污情形却也同样存在。原来有粪坑就必然有蛆虫，有官僚制度就必然有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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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在官僚制度下，并非绝对没有个别的清白的人，但是当做全体看，官僚制度是只能产生贪污的。而且在当时，对于清官的定义和我们今日所了解的真正廉洁并不相同。原来历代对官僚的待遇虽然有厚有薄，但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上的行政费用是并不负担的。各地方的官僚除了收足中央额定的赋税缴上去以外，更得设法筹措自己的行政费用。这就是说，各地本是有权向民众求取非法的额外收入的，同时中央官员则乘机向地方官员分肥一部分。所以历代专制政府虽然以整肃官常为口号，但实际上，官吏的一定限度的贪污却是被默认的。清朝康熙皇帝就曾坦白地说过：“所谓廉吏，并不就是一文不取的意思。若是一丝一毫没有什么收入，那么居常日用和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呢？如州县官止以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算是好官了。”所谓火耗是明清两代赋税制中的术语。州县官向民间征收钱粮，除了国定的税额外，另加的额收归于私囊的部分，便是火耗。康熙皇帝以为在一两正税上揩油一分的（百分之一）便算好官，但实际上当时的火耗都在一钱二钱（十分之一二）以上。既然无法绝对禁止贪污，那么要加以某种程度的限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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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的结果是很显著的。人民在官僚剥削下的负担无限度地增加，国家的收入在官僚的侵占下日益感到不足，而官僚机构本身由于贪污的流行，群趋于如何赚钱的打算，政事便更加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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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历来有句话道：“国家之败，由于官邪。”这是说，专制政权的败坏是由于官僚的贪污腐败。但其实我们已看出，官僚的贪污腐败又正是在专制政治下必然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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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四 又一种特殊职业——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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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车战到骑战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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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读《三国志演义》的时候，对于其中所写的战争的故事，都曾发生过很深的兴趣的吧。读着读着，在我们眼前仿佛看见了一彪人马，为首一员大将，穿戴着红红绿绿的盔甲战袍，骑着高头骏马。远处尘头大起，又一队人马飞驰而来了。于是两阵对圆，双方通名报姓，鼓角齐鸣，兵对兵，将对将地厮杀起来。——这种情况和现代的使用大炮、飞机、坦克、机关枪的战争是何等的不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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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如《三国志演义》中所写的战争情况以前，还有更古的一种战争情况。那便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车战。那时的战士都乘在用马驾着的车子上，每一辆车子上大概可以容纳十个人到二十个人。军力的大小就以兵车数量的多寡来计算。我们很容易想象，这种车战是很不方便的，在一片平原的中原地带，用这种车子来打仗固然还可能，但一到山岳地带便不免发生困难了。而且使用车战就不免限制了兵力的扩展，因为在古代的生产能力下，要大量制造兵车恐怕比现代国家大量制造坦克更要困难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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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战国时期，已渐渐学会了骑战和步战。车战慢慢地不占重要地位，而且终于在历史上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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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战发展到骑战步战，这还不只是表示作战方式的改变，而且在这里面还反映着战士成分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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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春秋时期，当战士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只有属于贵族身份的才能享受这种权利，一般人民只在作战时临时叫去当夫役，没有资格做正式的战士。那时当兵并不是专门的职业，所有的贵族都学过射御，作战时便都能出征。而且当时虽然是列国并立，但军队并不属于国家所有，而是属于贵族世家所有的。合并各贵族世家的战士才成为一国的军队。要置办那样华丽的战车，高贵的甲胄兵器，也只有贵族才有这能力。当时在作战中很讲究礼节，虽然杀人的时候也还是一样无情。那也是贵族军队的特色。这种由贵族组成的军队，自然不会很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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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时期的战争中，一方的军力常不过数万人（兵车数千乘），但到了战国时期，出动兵力要以十万计了。战争中的屠杀也是规模宏大而程度残酷了。如秦将白起，在和赵国战争中，据说曾一次坑死了赵兵四十多万。很显然的，在这时候军队的成分已有不同，从征已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加在人民身上的义务了。所以军队的数量才能够庞大起来。车战也就不得不让位于以步战为主的军队了。这种变化也是合于专制统一国家产生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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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从《三国志演义》一类的小说中看古代战争，我们不免要上一个当，因为从这些小说中所描写的战争情况看来，好像只有大将与大将交锋，兵卒反而不占重要的地位。这其实只是写小说的人的不顾事实的描写，因为在任何时期的战争中，军队的基本力量总是兵士。作战的武器、方法、战略、战术越进步，就越需要更大量的军队。像近代战争中，作战军队出动到数百万人之多，固然是中国古代战争中从未有过的事；但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军队数量的多少，兵士品质的高下，士气的盛衰，同样是在战争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在临阵交锋时，将斗固然也是一种方式，但并不是主要的一种；决不像旧小说中所写的那样，轻易地把两个大将在阵前“大战三百回合”，好像每一次战斗都只是取决于两个大将的械斗的胜败似的。其实“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的胜败毕竟还取决于这些“枯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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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专制王朝是殚心竭力想法来组成、维持和控制一个合于他所需要的军队。为了要维持自己的政权，无论对外对内，都不能缺少军队的力量。前面已经说过，统一的官僚系统不能组成或者腐败涣散，那就使得这一代专制王朝无法维持其统治；而倘若统一的军队不能组成或者腐败涣散，那就更是专制王朝败灭的命运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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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要谈到三方面的问题，那是在历代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军队中的三个最根本的、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兵源的问题，就是怎样源源不绝地获得大量的兵卒；第二，军权的问题，就是专制国家怎样来控制军队；第三，军费的问题，就是如何养活这庞大的军队。军队的强弱、兵卒的品质、士气的盛衰，也就由这几个问题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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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二、当兵变成了专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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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专业化的现象，是在我们考察秦汉以后历代军队的时候，首先值得注意的事情。当兵成为专门的职业，甚至因而获得在社会上的特殊身份和法律上的特殊地位，老死不能改业，往往连带到子孙也只能担负这种职业。——自秦汉以后，各代兵制虽然变更甚多，但是这样的职业兵是基本的形态。假如读书做官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而且是一种最高贵的职业，那么当兵同样也是一种专门的职业，然而是一种最低贱的职业。“士农工商兵”，这样的说法虽是后来兴起的，但很可表明从前在中国社会上“士”与“兵”这两种人的身份地位。这就是说，读书（做官）与当兵，一高一下，都是和从事生产劳动的多数人民隔离开来的特殊的人所担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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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的历史家认为，在有些朝代，如汉代、唐代曾实行过兵民不分的征兵制度，但其实名义上虽是兵民不分，在实质上常仍是职业兵，而且很快地就公开转变为职业兵的制度，并不能发展到如近代意义的真正的征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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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打破职业兵的制度，征兵制本是最好的方法。征兵制是使通国的人都有当兵的义务，按照一定期限施以军事训练，有战争时即加以征用，训练期满或战事完毕仍各遣回自己的本业。那么自然不会有当兵专业化和兵民对立的现象；附带的，在军队的动员复员上许多困难问题也可减少。但是要实行征兵制，必须具备许多政治社会上的前提条件。在从前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专制国家和人民既处于对立的情况下，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又相当严格，要认真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征兵制，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最通常实行的制度只是募兵制，而从募兵制下就只能产生职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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