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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四、军权的集中和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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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讲的是兵源问题，现在我们来谈在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中怎样统一军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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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政权统一是军权统一的基础，但同时维持统一的军权也正是使统一的政权不致坠败的一个必要条件。假如军权分裂，地方势力拥兵割据，那么专制统一政权也就虚有其表，终于不得不崩溃。事实上，历代专制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弱点使他虽尽力来建立统一军权，总是会遭遇各种困难而趋于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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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到武帝时建立了空前集中的统一政权。他实行募兵制，也是集中军权到国家手里来的一个步骤，因为在这以前那种兵民较为合一的军队，事实上只是分散在地方上的“郡国兵”。中央由募兵制而建立了强大的集中的军队，郡国只便逐渐衰颓了。到了后汉光武帝，更明令废止部国兵，似乎统一的军权可以长此不坠了，但实际上不然。因为地方官吏也同样可以募集兵士，造成私人军队。到了东汉晚年，中央政权腐败涣散，各州刺史、郡太守更纷纷扩充私人军队，形成割据，属于国家的军队反而渐渐没有了。汉代也就在这情形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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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后三百多年间，事实上没有真正的中央统一的政权，因此军队也常属于私家而不属于国家。魏晋时期在分裂混乱的局面下，一切强宗豪族都编练自己的武力，兵士成为私人的奴仆。那时期兵士地位之所以特别降低，这也是原因之一。从东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虽是在一较小地区内建立朝代，但军权仍未统一在国家手里。长江上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扬州有着两个最强的武力集团。地方军阀中，谁的力量最大，谁就起来覆灭现存的朝代而另创新朝，这几乎成了定例。所以朝代更迭特别迅速。由此可见当时的军权实际上都操在地方军阀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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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许多经验教训，使得以后各统一的政权更要力求采取较严密的方法来统一军权。他们的基本方法就是使将和兵分离。因为在那时的政治情况下，一支军队倘从招募、训练，以至领导作战，一直在一个将领手里，那么这军队就会成为私人的势力，而有可能脱离国家的控制。隋唐的府兵制就是使兵将分离的制度。平时府兵分居全国各地受训练，一旦有战事时，由政府临时派出大将，调动若干府的兵力由他指挥，战事结束后，兵散回各府，将仍回朝廷。明代的卫所制是同样的情形。所以一般称赞府兵制和卫所制的都说他们有两个优点，除了后面将提到的不必耗财养兵那一点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将不能擅兵权。清代的绿营兵虽然不合于前一点，还是发饷养兵的，但也满足了后一要求。因为清朝本是把八旗军队当作基本武力的，对绿营这完全由汉人组成的部队深加防范，所以在平时绿营的组织系统很散漫，战时则抽调各地绿营兵，集合成军，派将统领，目的无非使其不能结合成为一个特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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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虽似严密，但是并不能发生久远的效果。事实上，只有中央统一的专制政权在政治上很巩固的时候，才能实行这种控制军队的办法。假如政治上已经涣散，这种办法也就根本无法维持。而且在遇到战事频繁、边疆多事的时候，固定的将和固定的部队连接在一起的情形更无法避免。唐代便是个最显著的例子。府兵制在天宝年间已完全废弃。为了控制边疆上的地区，不得不在边疆设驻经常的重兵，从而形成了“方镇”的军阀势力。中央渐失去控制方镇的“边兵”的力量，便只好力求扩充中央直属的“禁军”。而且因为害怕带兵的人叛离中央，多委派投顺的番将做方镇长官（节度使），而把禁军之权交给宦官。统治者以为番将和宦官被重用，当可因感恩图报而忠顺不贰，但结果禁军在宦官手里日益腐败，而番将雄踞各方镇，造成自己的势力以后，也不肯安分了。安禄山、史思明（两个当节度使的番将）的叛乱差一点灭亡了唐朝。安史之乱虽经平定，但是唐朝后期藩镇势力终不能铲除，当时全国所有的军队大部分都在这些藩镇军阀手里，他们各自招募军队，选拔军队中最强悍的人做官佐，认他们做自己的干儿子。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维持私人的军队，而凭借这军队力量来形成割据。这种情形继续了一百多年，终于使唐朝灭亡，继之的五代十国的形势，其实仍是唐末藩镇割据形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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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因为鉴于唐代的覆辙，所以采取了更严格的方法，根本不使地方上有军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有名的故事就是为了剥夺地方将领的兵权。宋代统治者在全国各地募兵，把强壮的都送到中央去充“禁兵”，老弱的才留在地方上为“厢兵”，但又并不给以真正的军事训练，所以实际上可说是地方上并没有兵。地方和边疆需要军队镇守，都派禁军去担任，又不时加以调动，使得军队不能常驻一地，边疆守将也不能经常统带同一个军队。——但是宋代的方法虽然避免了唐代的覆辙，却造成了虽养巨额军队，国势日益不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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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军队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军队倘若由固定的将领来训练指挥，常不免于脱离国家的控制，但若实行了兵将分离的方法，却又必然减削作战时的战斗力，因为在那样的政治之下，以当兵为职业的士兵并不会有什么国家观念，他们往往只在一个较有能力的将领的统帅之下才能训练成精兵，在作战时也多半只有“为主将效死”的观念。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的军队能够对金人取得较多的胜利，正因为他们的军队已不是过去的“禁兵”和“厢兵”，而是他们自行招募和训练的，所以当时有“岳家军”一类的称号。韩、岳等人统领这些军队并非和宋政权对立，而是增强了抵抗外侮的力量，照理应能为宋政权所赞助。但因为宋政权担心军权的旁落比担心失地不能收复更甚，所以秦桧的计谋被采用，岳飞冤死，而南宋只能一直往下地走向亡国。从宋以后，各代都没有再发生像唐末藩镇割据那样严重的情形，这固然是唐以后中央专制政权日益强固的表现，但是像宋代那样地追求统一军权，却只落得兵惰国弱的结果，仍是在明清两代继续重演的现象。如清朝的国家军队——八旗与绿营到后来全部衰朽到极点，不堪作战，在剿灭太平天国时，只能依靠新起的所谓“湘军”、“淮军”，而湘军、淮军事实上已成了私人的势力。由这种湘淮军的传统继承下去，更一直引导到了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的割据，军队完全成了私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其影响的可怕，更是我们所十分熟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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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五、“养兵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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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的制度，就使得国家经常养着大量的军队。为了“用在一朝”，必须“养兵千日”，这也是在职业兵制度下的必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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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官僚膨胀的现象一样，专制政治的职业军队也同样不能免于无限膨胀。如在唐代晚年，虽然有很多区域已在藩镇割据之下，中央政府能统治的地区很小，但也因为内战频繁，非养大量的兵不可。宪宗时养兵八十三万，到穆宗时相距不过十余年，兵数已增为九十九万。宋代开国初年，全国兵数不超过四十万，但五十余年后，真宗天禧年间，已近一百万，又二十多年后，在仁宗庆历年间，竟达一百三十万之多。要养活这样多的常备军，不是很容易的事。唐宪宗时，政府所能征赋税的地区，只有一百四十多万户，平均以两户人家养一个兵。穆宗时供赋税户数虽增到三百三十五万，但因兵数也在增加的缘故，平均起来，一个兵仍只靠三户人家来养活。宋代因为外寇入侵，国境日蹙，而军队却不断增加，所以养兵之费最多的时候达全部国家岁入的六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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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和军队本是专制统治权力的两大支柱，对于专制统治下的人民实在没有好处，但人民却必须承受这负担，拿自己的血汗来养活他们。结果是人民负担不起，国家也对这庞大的养兵费感到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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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来的政治家都企图实现一种制度，能使军队在平常时候自己养活自己，不必动用国库。汉代的屯田制，唐代的府兵制，和明代的卫所制的所以被人赞扬，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明太祖行卫所制后，曾自夸道：“我养了百万的兵，却不费百姓的一粒米。”这种种制度虽有不同，但不外是令兵士除打仗的任务以外，更须自负种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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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戍守边疆被目为苦差，武帝以后多征发囚徒，使去边地开荒，兼负戍守之责。到了三国时，因为内战造成大量军队，人民又多死丧流亡，耕地荒弃，所以曹操把屯田制推行于内地；起初也收到了安定社会秩序的效果，但到了后来，兵士因为被迫着替国家负当兵种田的双重苦差，其社会地位乃落到一般公民以下。唐代府兵制已如前述，是选出一部分农民，使其一面种田，一面即在农隙受军事训练。明代的卫所也是屯田的性质。——这种种办法，在不能实行征兵制时，未始不是好办法；但是在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下，究竟难以继续推行。屯田制下的兵，比起一般农民来，多一种当兵的义务，同时又比被雇用的职业兵多一种束缚，即是他们对国家还处于佃农或农奴的地位，而直接受着经济的剥削。明代卫所制下，兵士耕种所获不仅供养自己，也供养军官，而且出征时必须携带的各种用具，一概全由士兵自备。这在当时的政府看来固然很合算，但在兵士看来，究不是乐于从事的。所以屯田制、卫所制终究还是行不通，不能不为纯粹的雇佣兵制所代替。府兵制虽似较好，因兵士可以免除赋税而自行耕种，但也如前所述，行之不久，即已废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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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般说来，历代的军队是由国家把国库中的收入——也就是人民的血汗的聚敛，来养活的。而且既养着大量的军队，倘不拿来对外作战，就不免闹乱子，成为内战的一个因素。一旦发生对外战争或内战，自然又使耗费格外增加了。所以养兵费和战费的支出激增，常成为促成历代政府财政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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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还不要忘记官僚的作用。当官僚腐蚀着整个专制统治，破坏其财政的时候，军队也同样受到他的势力的支配。明末军队和清代的绿营最充分表现着这种情形。所有的军官几乎都拿军职当做捞钱的机会，向上报告兵额时以少报多，向下发给军饷时横加侵占，因此政府虽然耗费巨款养兵，而士兵的待遇总是很低。本来，当军队不断扩大之际，除了皇帝的近卫军队，或统治者特别培养的基干武力（如清朝之八旗），一般军队中额定的饷额是很低很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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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既成为专门职业而和一般生产人民截然分离，又因平日待遇微薄，更无自尊心，所以一到作战时，自然说不到爱护人民的军纪。由此，兵士更成为一般人民害怕、憎恨和贱视的对象。“贼来如梳，兵来如篦”，这两句在明清两代非常流行的谚语，充分表现出封建专制统治者所培养出来的军队在民众间所造成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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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封建统治者虽然“养兵千日”，但到了最紧急的“一朝”，他的军队却并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固然在汉唐明清各代也有所谓武功极盛、军力很强的时期，但都只能维持一个较短的时期。汉晋宋明各代所遇到的游牧部族的入侵，本非很强大的力量，汉唐宋元明清各代又都发生过农民起义，这种农民自发的骚动，起初也只好算是乌合之众，但就在这种并不太强的敌对力量前面，封建专制统治者平日所蓄养的百万雄军，常常一朝涣散，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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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军事上的危机（具体地表现于将骄兵惰，士兵的逃亡，组织力的涣散，战斗力的消失等……）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政治上。在和人民根本对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只能采用以强拉硬派方式为补充的募兵制，造成与人民分离甚至对立的职业军队，也就必然引起这种军事危机。而军事危机的加深，也就加速了封建专制主义在财政上、政治上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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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职业的军队相对立的，有所谓人民的军队。我们从现在的战争经验中，已懂得了只有人民的军队才是有力量的。但封建专制统治者当然建立不起来真正的人民的军队的。除了在春秋（以至战国）时，军队的构成分子只是少数的贵族以外，历代的军队的构成分子本都是人民，但封建专制统治者却必须使这些兵士，虽然从人民中出来，却成为以当兵为特殊职业、终身职业的人，而和一般人民隔绝开来。这是因为专制统治者并不愿意让他的军队真正去卫护人民的利益，他也不可能提出为人民所拥护的战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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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过人民的军队呢？也不是绝对没有。我们可以从农民起义和反外族侵略中看到人民以志愿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军队，那可以说是人民的军队的雏形。下面我们将另有机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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