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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赋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的最主要的一项，像在清代乾隆三十一年，国家总收入是银四千万两，其中属于田赋项下的收入是三千二百万两。可以说，在专制统治者的财政收入中，绝对大多数是取之于土地上面，从农民的血汗中剥削下来的。（至于间接地看起来，封建时代的一切商业税和别的税，最后也都还是转嫁在农民们的身上的。）但是光从国家田赋收入上，还不能知道农民的全部负担总数，因为历代的地方政府的开支和官吏薪给多半直接取之于当地的田赋和别的税收中。再加以地方官员和收税的官吏还要巧立名目，中饱浮收。像在清代，政府规定江南应缴给国家的米粮是每年四百万石，但实际上江南人民要缴一千四百万石，那一千万石便成为各级有关官吏的中饱了。由此可见，农民的负担是何等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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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以前，地主们几乎完全不负担国家的赋税。唐代行均田制以后，国家按田亩收赋，属于大地主的田地自然也有缴纳国赋的义务；但是实际上，因为大地主多半是官僚或退职的官僚，具有特殊权势，所以都能仗势不缴，逃避国税，或隐瞒其田亩，以多报少。所以田赋的负担主要的还是落在贫苦的小“自耕农”身上。地主们纵有所负担，但是不消说的，这些负担仍是转嫁在佃种他们的土地、向他们缴纳地租的农民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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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也是很重的。唐以前，常有人把国家向农民所征赋额和地主对农民所征租额相比较，来指斥地主收租太重。这二者可以对比，也正足以表明国赋原来就是地租。汉代人说，国赋只有十五分之一，而拥有土地的豪强，把土地分给小农种，却要上十分之五的租。（但我们上面说过，国赋十五分之一其实只是名义，实际上国家和私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相上下。）唐代也有人记载说：长安附近，一亩田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却有五斗到一石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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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于地主，大都是以实物交租。也不止是谷物，还有其他种种实物。清代的小说《红楼梦》中曾记载，在快要过年时，宁国府家的黑山庄乌庄头前来缴租，书中列着所缴的租的清单，其中有猪、羊、鹿、獐、鱼、虾、鸡、鹅、炭、米、干菜以至熊掌、鹿筋、海参、鹿舌，等等，还有一部分实物折成了银子缴来。从这里可以看到这官僚地主家庭对于他的田庄上的农民的剥削情形。大观园中的繁华原来也是建筑在农民的血汗上面的，贾珍向乌庄头说得好：“不向你们要向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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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物租以外，农民对于地主也有供奉劳力的义务。地主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或甚至无限制地役使他们。在汉代、晋代，对于做了大地主的佃户的农民，国家的权力就不能达到，不能向他们征税征役，这就叫做豪强包庇民户。但这些农民脱离了国家的权力后，却落到私家大地主的权力下，实际上成为农奴，就是说他们不仅缴纳生产品做地租，而且失掉了人身的完全自由，听凭地主役使。在唐宋大地主的庄园中的佃户也都还是农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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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专制统治更加强，也表现在这一点上。国家的权力渐渐无孔不入，他既向地主征赋，又使地主不能“包庇”农民。于是农民既要向地主缴很重的租，间接向国家缴赋，又要负担国家的其他杂税，并应国家的差役。他们的负担比起仅仅负担国家赋税的自耕农是加倍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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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四、千灾百难下的农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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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述，已可见在专制主义下的封建社会中的农民生活是何等痛苦。要把农民的痛苦全部写出来，决不是在这简短的篇幅中所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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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写“田园生活”的诗和文章把农民生活写得十分悠闲自在，但那其实出于不是农民的士大夫诗人的想像。汉代的晁错曾用这样的话素朴地写出了农民的生活：“春耕夏耘，秋获冬藏。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凉。四时之间，无日休息。”正是因为所用的劳动工具很简陋，又是在个体劳动的形态下，所以农民在生产中不得不支付极繁重的体力劳动，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花在土地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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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勤苦的劳作并不能保障他们的最低的生活。汉时又有人写农民生活说：“男子力耕，不足粮；女子纺织，不足衣服。”这是说，劳作的结果却是穿不暖，吃不饱。那么穿吃什么呢？“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农民们过着牲畜一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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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晁错的文章中又指出，农民们不仅勤劳，而且是“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这是把天时的灾害和政府的苛敛并列为使农民生活痛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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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封建时代的农民，“天灾”并不是偶然的事变，而是经常可能遇到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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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对于农民的灾害是最可怕的，它在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的决口、泛滥乃至迁徙河道。如在1194年（南宋光宗时），黄河下流原来从开封以下是向东北流的，这时忽然转向了东南，经徐州，到洪泽湖北岸，过淮安以北而入海。在1852年（清咸丰时），黄河又抛弃了这条东南的水道，回到了北方。这两次大迁移所灾及的区域纵横都有千里。滔滔的洪水淹没了几万顷农田，无数的农民葬身在洪水中，无数的农家失去了家产耕地，那情形是极可怕的。但这不过是规模最大的两次水灾，黄河和别的几乎一切主要的河流造成的灾害，以及旱灾、虫灾和别的种种的“天灾”，在历史上都是不绝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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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关系既是那样密切，所以他们也不能不注意到防止和救济“天灾”的问题。治河筑沟渠这一类防水旱以利农田的事业总是列在要政之内的，常为此而花费极大的财力和人力。固然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着这些事业的成就，而腐败的官僚机构却是更大的妨碍。这些本为利民的事业不但常做不到可能的程度，而且往往反而扰害了人民。历代政府常以治河名义向农民大量地征工征钱，但治河的官僚们却把这官职当做发财的肥缺，并不真去治河；他们也不愿意把河治好，因为真治好了，他们就没有官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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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统治者既不能防止“天灾”，救济也常只是空话，更因为农民平常受剥削受掠夺太甚，所以完全丧失了应付任何突发的灾害的能力，更无力补偿所受到的损失。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是只要一点“天灾”都可以扩大到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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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使农民生活困苦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上。正是所谓“急政暴虐，赋敛不时”，地租、赋税、徭役、兵役交相逼迫，压在农民头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地主欺凌他们，官府压制他们，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甚至连诉一句苦的机会也没有。他们过着饥寒的生活，而且常常只能过着半自由的或甚至是不自由的生活。一遇到灾荒和战乱，他们的生活更是受到严重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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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各地民间流传着的《孟姜女》小调可以代表两千年来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力役制度下的农民的苦痛的呻吟。就是属于士大夫的诗人们也曾有些说出农民的这种痛苦的作品。唐朝的杜甫、白居易写过很多这一类的有名的诗篇。在这里，让我们来举一首五代时的杜荀鹤的诗。五代是乱世，农民受剥削蹂躏极重，杜荀鹤有首诗记一个山中寡妇说：“夫因兵死守蓬茅，麻纻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田地已经荒芜不能耕了，但租税还是要缴，无论躲到怎样的深山里，官家还是要来征服徭役。这是何等悲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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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谈农民生活时，还应提到因商业发达而加深了农民的灾难，晁错在汉代已指出这事实，农民为应赋税的急需不得不把生产品出卖，或以加倍的利息借债，以至不得不卖田地卖子女来还债，而商人则坐享其利。这正是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侵入农村的现象。唐宋以后，商业日益发达，农民在这方面更是受苦很大，既受谷物贵贱的影响，又受高利的债项的束缚。五代时又有人作诗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人也参加了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民更加翻不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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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司马光写当时的农民生活说：“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这是何等沉痛的写实。但是司马光以为，农民无论怎样痛苦，总不改业，因为他们不知道在种田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这话却应该加一点补充。让我们想一下看，在那封建社会中，农民纵想改业，有什么路可以让他们走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可以转移到城市中去做工；但封建社会的城市却绝对容纳不了那么多的破产农民。所以农民被紧紧缚在土地上面，只好一代代忍受着极端痛苦的生活，守着一小块的耕地。到了连这一小块土地也不可能继续耕种的时候，弱者只好离乡背井，去做饥饿的流民，强者就落草上山，铤而走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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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六 大地下的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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