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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由此看来，农民战争只是无目的的破坏和旧秩序的回归的循环过程么？——那也不然，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虽然总是逃不了悲剧的命运，但不是毫无意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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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封建时代并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其间也有一步步的进展。每一个专制朝代，在基本性质上虽然相同，但又各有着他自己的制度、政策、法令，靠这些来管理社会，也造成一个短期间的繁荣景象。但客观形势向前发展，使既有的政策、制度、法令，发生破绽、流弊，以致完全不能适应，而专制统治者仍旧仗着他顽强的统治力固守着旧有的一套。这时候，社会的进展就走到了绝路。农民战争的起来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虽然农民是抱着他们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起来的，但客观地看去，他们的行动的作用是扫荡了腐败的旧政权，也就使封建社会的继续前进成为可能。没有农民战争，我们就难以想象封建社会何以能在这长期中一步步不断前进。有人拿历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当作封建时代中分期的界线，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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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大规模地反复发生，又正是尖锐地表明了在封建社会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专制统治者绝对解决不了这问题。既解决不了这问题，就不能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另一方面，农民虽拿起武器，作生死的斗争，但也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把这问题提出得更加尖锐，也就促使解决这问题的时机一天天更加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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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对异族统治的反抗中，更显出了农民战争的重大意义。蒙古人一百年的统治，满洲人三百年的统治，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进步都起了阻滞和破坏的作用。当时的农民受到了最大的灾难，而也只有农民敢于起来做反抗的先锋。这两代农民战争都曾把反对异族统治、恢复中华，提出来作为鲜明的政纲，结果他们也的确是成功了。假如没有千万农民奋不顾身地起来，那在异族主宰下的漫漫黑夜还不知要长到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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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来看，最可看出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了。因为太平天国是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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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从来的人都把农民战争着做是毫无意义的草寇，那么孙中山先生就是第一个打破这传统看法的人。他看出，历史上农民的“造反”正是对于专制政体的反抗行为，对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他尤其再三强调。在中山先生早年所撰《太平天国战史序》中非常惋惜太平天国的失败，指出在满清统治下“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所以只有农民孤独地起来发动革命，不得不失败。在民国十二年的一次演讲中，中山先生也说：“洪秀全自广西金田村起义，打过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本来可以成功的，因为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出来破坏，所以失败……如果汉人不反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他把“辛亥革命”看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未完成的任务。中山先生一方面批评了太平天国不能实行民主，还是称帝称王，以致闹成内讧，“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而另一方面，中山先生又十分推崇太平天国当时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他说：“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之后，打十几年仗，无形中便行了一种制度。”他以为这种制度是接近于共产主义的（见中山先生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欢宴各将领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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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是中国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领导者，所以他就能对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作了公正的评价。自然，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已是远超过农民战争的范畴，也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中山先生既能看出农民战争的意义，所以他也就看出了要使民族民主革命得到胜利，必须把农民动员组织起来，而要通过革命的过程建立新中国，就必须认真解决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有耕种的土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能够看出这一点，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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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七 不安静的北方边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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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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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是南北朝时的鲜卑人斛律金所作，写得真切极了，使人读过之后，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见了一大片无边无际的塞外莽原，并且想象到生活在这大莽原上的游牧人民的姿态（请看一看地图，阴山在现在绥远省境内，就在河套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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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在北方边疆上筑成了“万里长城”，好像是一道人工的栅栏，把布满着农村和城市的中国本部和栅栏外的大莽原分隔了开来。这片大莽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塞外”，包括现在所说的东北、内外蒙古、宁夏、新疆等区域在内。在这中间，虽然也有崇山峻岭和大沙漠，但整个地看起来，处处都还是大片的莽原，正如上引那首歌中所说，是游牧人民生存活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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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引那首歌只使我们看到塞外的和平景象，而事实上，在这大莽原的历史上，是常常响着兵戈铁马的声音的。许多由游牧人民组成的部族或国家在这塞外的莽原上互相并吞、驱逐，又常常和“万里长城”里边的中国敌对着。有时中国的统治者冲出了长城，凭武力做了塞外莽原的征服者，有时塞外的某一个强大的部族或国家闯进了长城，“南下牧马”，做了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地区或全部地区的统治者。这些都是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很重大的事件。要讲历史上对外族的关系，主要的也就是讲在这一条横亘北方边疆线上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虽然和那遥远的西方的中亚细亚以至欧洲，和那东方南方海上的日本、南洋，和那西南方的安南、缅甸，在历史上也都发生过交战征服、通商贸易或文化交流等等关系，但这些都不在本文内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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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一、塞外各族的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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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是在战国时北方的燕赵秦诸国分别修建的。秦统一后才把它连接起来，成为一道从东北海滨直到河西（黄河河套的西边）绵延六千里长的保卫线（以后在南北朝、隋唐明各代又加以重修）。从秦以后的两千年中，根据塞外各族兴替的情形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上看，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由秦汉到“五胡乱华”时，共约六百年（纪元前第2世纪到纪元后4世纪）。第二时期是由南北朝到唐末，共约五百年（5～9世纪）。第三时期是五代以后，除了最后清朝统治全中国的三百年以外，共约七百年（10～17世纪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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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第一时期的六百年中，匈奴和鲜卑两族是在塞外活动并和中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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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在人种上，属于蒙古种。它在战国时已开始强盛起来，秦始皇修建长城就是为了防御匈奴。秦始皇又遣大将蒙恬出塞，把匈奴从河套内赶了出去。匈奴便向东发展，到了辽河流域，征服了那里的许多部族。——这些被征服的部族在当时被总称为“东胡”。——后来，在秦汉之际中国国内混乱的时候，匈奴又乘机沿边塞各地向内侵蚀。这时，匈奴里面有一个有名的领袖（“单于”）名叫冒顿，他部下的战士据说有三十万人。他曾经把汉高祖刘邦所率领的军队包围在白登（在现在的山西大同附近），刘邦几乎逃走不了。汉初数十年间，对匈奴只能采取委曲求和的政策，直到汉武帝时，才用强硬的武力对付匈奴。从此以后，在汉与匈奴间，二百多年中发生过很多次的战争。每次战争都使双方受到极大损失，最后的结果是匈奴失败。匈奴人中有一部分往北远遁，渐渐地转移到了欧洲去；又一部分降服了汉朝，被招到塞内，住在山西、陕西的北部。这部分匈奴人后来在晋代的“五胡乱华”中是重要的角色。灭掉东晋的便是匈奴人刘渊所建立的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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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人在“五胡乱华”中的作用与影响是更巨大的。鲜卑原来是东胡人，在人种上属于通古斯种。（也有学者认为鲜卑和匈奴同样是蒙古种，或者是蒙古种而又杂有通古斯种血统的。）东胡中有很多部族，如和汉朝发生过冲突的乌桓人也是东胡中的一部分，但乌桓到了东汉时已都迁居塞内，对中国历史没有什么独立的影响。在匈奴征服东胡人时，东胡中有一部分迁居到外蒙古和西伯利亚一带，那便是鲜卑人。东汉时，匈奴在塞外力量衰退，鲜卑人便南下占据了匈奴旧地。东汉晚年，鲜卑人中出了一个有名的领袖檀石槐，在他统治下建立了庞大的帝国，不断地侵略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各地。这大帝国虽然不久就涣散，但鲜卑人在塞外从东到西已到处散布着了。他在文化上也发展得比其他各族较高。魏晋时，鲜卑人的慕容氏已在辽河流域建立了强盛的燕国，在“五胡乱华”中大举侵入中原，打败了匈奴的力量，是当时最活跃的一个外族。最后把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结束，统一了北中国的也是鲜卑的拓跋氏的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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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匈奴、鲜卑以外，“五胡”中的其他三个角色是羯、氐、羌。氐、羌二族都属于图伯特种（即后来的藏族）。他们经过西北各地进入内地。东汉曾用了很大力量镇压入居甘肃、陕西一带的羌人。在“五胡乱华”中，氐人的苻氏建立了有名的秦国，一度统一北中国。领了八十万大军侵略西晋，但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的就是秦国国王苻坚。羌人的姚氏建立的国家也称秦国，史称后秦，以别于共苻氏的前秦。但氐人、羌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究竟还不及鲜卑和匈奴。至于羯人，只是从属于匈奴而起的一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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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胡乱华”后，原来在塞外的许多部族都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南北朝的二百年中，在鲜卑人所统治的北中国，便成了一个各族人融合同化的大洪炉。外来的各族在文化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各方面）和在血统上渐渐地和中国内地人民混成一片。但是在塞外被遗留下来的土地又有新的游牧人民前来填充了。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时期（南北朝、隋唐的五百多年间），就是以突厥种人在塞外兴起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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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起先有柔然（又称蠕蠕人）在蒙古、新疆一带建国称雄，同时契丹人和奚人则占据了东北的辽河上游。这几族都是蒙古种或通古斯种人，不久他们的领土都为新来的突厥人所侵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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