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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政权覆灭后，蒙古人在塞外仍保有残余的力量，改号鞑靼，成为明代的重大边患。其时又有属于蒙古人种而混有突厥血统的瓦剌人（一作卫拉特人）在西北兴起。瓦剌人的酋长也先、鞑靼的酋长俺答都曾侵入京畿，大肆骚扰。但这时在东北的女真人的后裔又兴起了。17世纪初叶，在女真人中的建州部族酋长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建国，他们自称为满洲人，国号初称为金，后改为清。不久后即成为一强大武力，乘明末中国国内混乱的时候，进兵关内，于是中国的全部国土又一次被一个落后部族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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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第三时期，这里只能作这样的一个速写。由此可见，中国的大部或全部土地为入侵的落后部族所统治正是这个时期的特色，清朝统治中国达三百年之久，它用各种惨酷而巧妙的方法控制着中国内地，同样控制着塞外各族，并竭力使塞外和内地分隔开来。这时候，塞外各族和内地人民是同样受着一个部族力量的专制压迫，而最后更有一种新的外来力量从海洋上跑来敲打中国的门户了。所以经过了有清一代，万里长城在过去历史上的那种意义已经渐渐消失。在过去历史上的中国和塞外各族的相互关系那样的问题也不再存在了。当清朝政权——中国国内各民族的牢狱——被推翻后，中山先生提出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破天荒的一个号召，实现这个号召是给历史上的老问题以最后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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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在新的时代中的新的要求，重新检阅一下两千年来历史上的事实，从那里面是可以得到些有用的经验和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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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二、侵略和被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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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北方塞外活动的各族经常和中国发生冲突，引起战事，乃至侵入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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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用天时地利的原因来解释。南方的气候比较暖和，土地也较丰裕，所以住在北方的人要渐渐地向南移动，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据说，在1～5世纪间，就是在东汉初年到南北朝间，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北半部发生了严重的气候变化，以至引起了原住在那里的各部族纷纷南迁。所以在这期间，在欧洲有日耳曼各族的迁徙，使罗马帝国大受骚扰；而在中国，便发生了鲜卑与突厥人的渐次南下。——这些天时地利的因素固然都是有影响的，但还不能说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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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塞外各族之所以经常对立冲突的主要原因，还该从双方的社会政治情况中去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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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地虽然有广大的疆域，但是当一个统一的专制政权在国内已取得巩固地位时，它的向外发展的要求也就强烈起来了。向外发展的目的，不外乎是想用“四夷宾服”来提高专制统治政权的威信，并取得远方的贡物来增加“天朝”的财富；同时也是想使“天下英雄”都把目光对外，减少专制政权的危机，尤其因为在建立统一政权的国内战争过程中，已产生了大量的职业军队，既无法复员，就只好用来不断地对外战争，以避免这些军队久驻国内可能引起的祸害。封建专制主义的向外发展和近代帝国主义的向外发展，在性质上当然有很大的差别，但其为侵略行为却又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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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和塞外各族的相互关系上，中国并不老是在侵略者的地位，也常常是被侵略者。当塞外的莽原上出现了足以威胁中国的某一族的强大力量的时候，如何守住那东西绵亘六千里长的边塞，抵抗外族的侵入，或越出边疆，控制塞外莽原以防止外族的侵入，那就更是专制统治政权的生死问题了，因为一旦外族的铁骑踏进塞内，中国人民固然会成为铁骑下的牺牲者，而统治者也一定身蒙其害。有时统治者为了某种利害的打算，自动招引了外族侵略武力入内，由此而造成的恶果，那是统治者自己也还是不能不分尝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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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塞外的各族看，他们在文化上固然都比中国落后得多，但那些有力量和中国敌对、并大举侵入中国的各族，却已并不是最落后的、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野蛮人。当一个部族还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时候，那就是说，他们还只是在很小的群体中活动，还没有国家组织，也没有金属的劳动工具和武器，生产力和战斗力都很低弱。在这种生活情况之下，塞外莽原的自然条件是已经可以满足他们的了，他们也不能够集聚起强大力量，来和中国敌对。只有那些正在超越过或已经远超过原始社会生活的部族，才能够作为侵略者而站在中国边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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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西汉时，在冒顿单于领导下的匈奴社会中，青铜器已经非常发达。虽然仍残存着原始社会中的氏族组织，但是已经有了从事生产的奴隶，有了世袭的贵族统治者了，所以也就有了国家的机构。据西汉时的史料，匈奴国中在最高的单于以下，设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等官名。这些官都是世袭的，各自辖有一部分土地，各自拥有一部分军力，每年一月、五月和秋天，各地首长都要集合一次。这种国家机构虽然还很落后，但已显然不是最原始的社会组织了（恐怕和殷与西周的情形很相近）。又如鲜卑，在东汉初年刚和中国接触的时候，还是女系中心的氏族社会组织，部落中有酋长，那是由部落人民选举出来的，各部落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最高的政治组织。上文提到过的在东汉末年的檀石槐，恐怕是在鲜卑族中第一个建立国家的领袖，这也就是说，在檀石槐时，鲜卑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大的变革，从原始的民族社会组织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国家组织了。也就从檀石槐时起，鲜卑在塞外成为侵略并吞别的部族的强大力量，并且渐渐侵入中国的塞内了。以后各朝代所遇见的外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南北朝时开始遇见的突厥，在文化发展上还比匈奴高一点，已有文字。最高的君主叫做“可汗”，以下设有二十八等的官，都是世袭职。再如契丹，据史书上说，在隋时和唐初，契丹族中是分为互不统辖的八部、十部或二十部，每一部有一个选举出来的“大人”，发生了关于全族的事情时，就由八部“大人”会议。唐末时，其中有一个部的“大人”叫做耶律阿保机的，率部定居在汉城（今热河围场县西南），设计杀死了其他各部大人，从此他就做了契丹的最高君长，死后即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继位，不再行选举的制度了。——这个故事正是氏族社会消灭、国家产生的过程的反映。契丹的侵入塞内就是从耶律阿保机开始的。从女真（金）、蒙古（元）、满洲（清）的古史的传说中，也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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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从事游牧、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部族，一旦开始抛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就不能再安于在莽原上过比较平静的生活了。在这些部族社会内部发生分化而形成的上层统治分子，尤其积极地企图在对外战争中捕捉大量的俘虏做奴隶，企图获得更富饶的地方以扩展其财富。在原始氏族社会中固然也有战争，但他们的武力却异常薄弱，绝对对抗不了中国。到了成为具有统一组织的国家以后，他们便有可能组成较大的军力，在野心勃勃的君长率领之下，来敲打中国边塞的大门了。又因为他们接近了这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不能不受到强烈影响，往往很快地通过奴隶社会的阶段，而进入初期的封建社会，这就更加强了他们的侵略和统治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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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一方面，在中国，是带有向外扩展统治权的要求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另一方面，在塞外，是新兴的部族国家，对于中国的土地和财富也有着侵占的野心——这样，当然使北方的边疆经常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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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这问题，有两种看法是应该纠正的。一种看法是用“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和外族的关系，把一切对落后部族的侵略性的行为和带有压制性的政策，都看做是合理的。另一种看法是否认历史上的外族统治的事实，认为辽金元清的统治不过是表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各族来“同化”于中国，形成这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两种看法虽是相反的，但常有人并持这二说。在那些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家看来，前一说自然是对的，而为元清统治者所御用的历史家尤其会同情后一说。但在现在，根据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不能不采取另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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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专制政府常采取不正义的方法对待周围的落后部族，加以欺凌压制，以致往往因此而引起他们的反抗，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是不必讳言的史实。忠实地研究这一部分的史实，对于新的民族政策的推行是极有好处的事。至于外族侵入中国后，常发生民族间“同化”的现象，固然是不必否认的史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出，这些侵入者不止是损害了、推翻了一个旧的专制政府，而且使当时的中国人民成为外族的奴隶，陷到百倍千倍的苦难之中。无论哪一代外族的统治都是用千百万人民的血所凝成的啊！纵然这些侵入的外族最后是“同化”了，但是他们的统治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巨大的阻滞和破坏的作用，却是不能否认的。到了现在，我们应该和蒙古及其他各族人都亲如手足，但并不须因此而抹杀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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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就从中国专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和外族的侵略统治这两方面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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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三、羁縻控制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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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发生了外族侵略的事情时，在中国方面进行反抗侵略或防止侵略的战争，自然是应该的。但是并不能把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对外族的战争都不加分别地一律给以歌颂，因为也有许多战争并不是为了反抗侵略或防止侵略，反而是带有侵略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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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像在隋代的远征高丽的几次战争就决不能说是合理的战争。隋时北方边疆外最强的力量是突厥人。虽然隋用分化离间的计谋削弱了突厥，但突厥仍是当时的主要边患。至于远在东北的高丽，在当时和中国的关系实在很少，但隋文帝和炀帝却先后发动了三次大战争，劳师远征。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隋炀帝的大业八年（纪元后612年），他一下子动员了全国军队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之多，集中一地，同时出发。军容之盛是在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是结果却大败而回。其先锋渡过辽河入高丽境内的有三十万五千人，退回来的只剩了二千七百人，使三十万人民都葬身在异域。然而炀帝还不知悔悟，后一年又发动战争，结果虽逼得高丽请降，但是隋代的国计民生也由这战争而遭受极度的扰乱。当炀帝还统率大军在外远征时，国内的变乱已经开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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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战争不能不说是极不正义的战争。判断历史上的战争的是否正义，本来可以有一个极简单不过的标准，就是看这战争的胜利是否有利于人民。在战争中当然一定有牺牲，但在正义的战争中，人民的牺牲必能换得某种较大的利益，或至少消除了某种更大的灾害。像我们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当然是一个正义的战争，因为抗战的胜利不仅使我们不致沦为奴隶，而且更带来了自由幸福的前途。但像隋炀帝的那种战争却是一点也不包含这种内容的。在汉代、唐代的极盛时期，对外战争频繁，其中也有多次是属于这一类的。当时的人和后来的历史家已有对那些君主加以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批评的了。像在汉武帝时曾遣李广利率兵十万远征西域（今新疆），回来时只剩了一万人，所得的只是大宛的良马三千匹，这对于国计民生自然是不但无利而且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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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社会经济稍稍繁荣、国力稍稍丰裕的时候，君主就要企图用对外战争来扩充其威权。于是人民和国家的最大部分的财力都用在战争上，战争纵有所获，但国贫民弱的现象也就跟着产生。所以，纵使是汉代、唐代，其国势向外伸张的时期都维持不长久。一转身间，战争加在国内政治社会生活上的恶果便已出现，而在战争中积下了仇恨、培养了力量的外族也就乘机企图报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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