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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农民占领大城市后，敌对力量是增强了。但同盟力量却并不能有什么增加。在封建时代的城市中，农民找不到有力的同盟者。有的只是一部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人并不能给农民增加多少力量。更有的是不事生产、久在城市里混的流浪汉，这些人已养成很坏的习性，他们不仅不足以增强农民力量，反会发生消极破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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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农民本身还有许多弱点，这些弱点禁受不住城市生活的锻炼。当他们到处流动作战时，只提出几个直接的生活斗争的口号，加上理想社会的朦胧的向往，固然已能使饥饿的农民风起云涌的响应，但是没有明确的方针和办法，带着空想的色彩，究竟还是弱点。一到了城市中，应付比农村复杂得多的城市环境，那就不是从贫弱的土地上出来的农民所能做得好的了。而且既以城市做中心定居下来，建立新的政权，就必须为了解决一切问题，而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和实际施行的办法。农民要求理想实现，旧的势力（地主、商人等）在尽力阻挠。这时，几句简单的口号是不够用了，空洞的社会理想也和实际格格不相入。但是除此以外，农民们实在拿不出别的来，只好抄袭专制统治者的若干成规，加以一些改变，糅合到自己的生活斗争口号和社会理想上去。这样，自然在政治上站不稳的。太平天国算是做得最有成绩的，但是在他的制度规章中也保留着不少专制统治者的坏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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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对于质朴的农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所起的腐烂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封建统治者积累了四方农村中来的贡赋，造成了奢靡豪华的城市生活。农民们从贫穷的农村中一闯进城市，不免目眩神迷。他们感到自己是支配这一切的主人，就很容易发生志得意满、尽情享受的情绪。所以农民战争停留在农村中，虽常能保持内部的纪律，但是一到了城市，组织松懈、意志涣散的弱点就发展起来，暴露在他们的行动中了。农民中的领袖们也难免受到影响，太平天国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洪秀全的确是从苦斗中成功的人，但在南京城中，其行为竟然渐渐地重蹈以前历代亡国统治者的覆辙：不能任贤使能，专一引用戚属；妄信天命，以为天必佑我，对敌人来攻毫不戒备。前后竟像是两个人，也正是在城市中享受权力的结果。他的相信天意，倒不只是由于迷信，而是顺利的成功养成了自骄自满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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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城市带了一批流浪汉到农民队伍中来.又加上有些没骨头的官僚，专一趋炎附势的士大夫，一看见农民得了大权，也双膝跪下，表示拥戴，他们其实是阴谋利用农民战争来图自己的利益。这些分子的加入，更加速了农民队伍内部的瓦解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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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军事上，农民一取得了中心城市，便要为保卫某一城、某一地区而作战，不能像过去那样无顾忌地采用灵活运动的战略。于是渐渐地转成了被动的地位，不能不被迫在劣势条件下应战了。尤其到了危急之时，舍不得丢开既得的城市，更成了致命伤。太平天国灭亡以前，李秀成已看出军事上的危机，主张主力退出南京，另谋发展，但洪秀全不听，结果南京失陷，太平天国也就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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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虽然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但城市还是统治者的巢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城市中去，农民战争得不到决定性的胜利。但城市对于农民却像是《西游记》中陷害好人的妖山魔洞一样。所以在农民战争中，常有对于城市彻底进行破坏的。像和李自成同时起义的张献忠，在四川就这样做过，遇见城市，杀光烧光。这是乡村对于城市的报复，也是因为农民害怕城市：自己既无法管理城市，也阻止不了城市对自己的坏影响。这多半是在农民战争已近于失败时的泄愤行为。把城市破坏了，老是在各处乡村中流动，也终不免于力量涣散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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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农民从农村中起来，遇到城市而失败，这在中国封建时代，几乎成了农民战争中的一条规律。城市平时寄生在农村上面，吮吸着农民的血髓，而在农民起义以后，又偷偷地腐烂了他们的战斗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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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四、农民战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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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农民起来了，又倒下去了。大地在一度激烈的撼动之后又归于寂静。在这大地上重建起一个新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殿堂。从农民战争的失败中得到好处的还是地主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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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政权，无论是前汉的刘邦（汉高祖），后汉的刘秀（光武帝），都是偷了农民战争的果实而得到的。刘邦起先利用农民反秦的力量，但本身所代表的却是地主的利益，刘秀则是一开始就和农民对立的。明太祖朱元璋之得天下，又是另一种情形。朱元璋本是贫农出身，还做过小和尚，流亡各地，参加了当时反对元朝的农民“红军”。他从“红军”中的一个小兵，渐渐爬上去，有了独当一面的权力，但还没有立刻脱离“红军”的系统，所以起先地主士大夫都不愿和他合作。后来朱元璋竭力拉拢地主士大夫，他们也就团结到他的周围，使他的政策和做法发生变动，使他从一个农民的领袖变成了地主的皇帝。最后朱元璋果然成功了，但成功的已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反元的农民“红军”，有的已被元朝消灭，有的则被朱元璋吞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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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结果表现为另一种情形。有些史书上说：因为清朝依靠汉臣新编军队而打败了太平天国，所以事平以后，清朝不得不重用汉臣，实际政权渐归汉人。这说法虽似乎是根据事实而发，但事实的真相却是一部分汉族地主，本来还受清朝政府的歧视，但这回出死力帮了大忙，所以就能较多地分享到一部分政权。农民的血肉成为这批地主获得较高权力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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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情形虽然各个不同，但都是地主从农民战争中收取了利益。农民自己得到什么呢？他们在起义的烽火高炽的时候，固然得到了他们所要得到的一切，但到了失败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更多的血来偿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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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的战争本是十分惨酷的，对于叛乱农民杀戮之惨，更不待说。千万农民是在快到饿死的时候才叛乱起来的，也只有到千万农民的尸骸躺在血泊中的时候，叛乱才会平息。死了的死了，活着的又被迫着在新的统治者下面，照老样地生活下去，继续忍受着沉重的封建剥削，过半饥半饱的日子，在失望中期待，酿酿着下一次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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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由此看来，农民战争只是无目的的破坏和旧秩序的回归的循环过程么？——那也不然，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虽然总是逃不了悲剧的命运，但不是毫无意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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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封建时代并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其间也有一步步的进展。每一个专制朝代，在基本性质上虽然相同，但又各有着他自己的制度、政策、法令，靠这些来管理社会，也造成一个短期间的繁荣景象。但客观形势向前发展，使既有的政策、制度、法令，发生破绽、流弊，以致完全不能适应，而专制统治者仍旧仗着他顽强的统治力固守着旧有的一套。这时候，社会的进展就走到了绝路。农民战争的起来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虽然农民是抱着他们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起来的，但客观地看去，他们的行动的作用是扫荡了腐败的旧政权，也就使封建社会的继续前进成为可能。没有农民战争，我们就难以想象封建社会何以能在这长期中一步步不断前进。有人拿历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当作封建时代中分期的界线，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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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大规模地反复发生，又正是尖锐地表明了在封建社会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专制统治者绝对解决不了这问题。既解决不了这问题，就不能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另一方面，农民虽拿起武器，作生死的斗争，但也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把这问题提出得更加尖锐，也就促使解决这问题的时机一天天更加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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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对异族统治的反抗中，更显出了农民战争的重大意义。蒙古人一百年的统治，满洲人三百年的统治，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进步都起了阻滞和破坏的作用。当时的农民受到了最大的灾难，而也只有农民敢于起来做反抗的先锋。这两代农民战争都曾把反对异族统治、恢复中华，提出来作为鲜明的政纲，结果他们也的确是成功了。假如没有千万农民奋不顾身地起来，那在异族主宰下的漫漫黑夜还不知要长到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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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来看，最可看出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了。因为太平天国是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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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从来的人都把农民战争着做是毫无意义的草寇，那么孙中山先生就是第一个打破这传统看法的人。他看出，历史上农民的“造反”正是对于专制政体的反抗行为，对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他尤其再三强调。在中山先生早年所撰《太平天国战史序》中非常惋惜太平天国的失败，指出在满清统治下“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所以只有农民孤独地起来发动革命，不得不失败。在民国十二年的一次演讲中，中山先生也说：“洪秀全自广西金田村起义，打过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本来可以成功的，因为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出来破坏，所以失败……如果汉人不反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他把“辛亥革命”看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未完成的任务。中山先生一方面批评了太平天国不能实行民主，还是称帝称王，以致闹成内讧，“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而另一方面，中山先生又十分推崇太平天国当时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他说：“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之后，打十几年仗，无形中便行了一种制度。”他以为这种制度是接近于共产主义的（见中山先生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欢宴各将领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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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是中国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领导者，所以他就能对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作了公正的评价。自然，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已是远超过农民战争的范畴，也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中山先生既能看出农民战争的意义，所以他也就看出了要使民族民主革命得到胜利，必须把农民动员组织起来，而要通过革命的过程建立新中国，就必须认真解决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有耕种的土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能够看出这一点，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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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七 不安静的北方边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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