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31210
1707031211
但是在和塞外各族的相互关系上，中国并不老是在侵略者的地位，也常常是被侵略者。当塞外的莽原上出现了足以威胁中国的某一族的强大力量的时候，如何守住那东西绵亘六千里长的边塞，抵抗外族的侵入，或越出边疆，控制塞外莽原以防止外族的侵入，那就更是专制统治政权的生死问题了，因为一旦外族的铁骑踏进塞内，中国人民固然会成为铁骑下的牺牲者，而统治者也一定身蒙其害。有时统治者为了某种利害的打算，自动招引了外族侵略武力入内，由此而造成的恶果，那是统治者自己也还是不能不分尝到的。
1707031212
1707031213
再就塞外的各族看，他们在文化上固然都比中国落后得多，但那些有力量和中国敌对、并大举侵入中国的各族，却已并不是最落后的、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野蛮人。当一个部族还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时候，那就是说，他们还只是在很小的群体中活动，还没有国家组织，也没有金属的劳动工具和武器，生产力和战斗力都很低弱。在这种生活情况之下，塞外莽原的自然条件是已经可以满足他们的了，他们也不能够集聚起强大力量，来和中国敌对。只有那些正在超越过或已经远超过原始社会生活的部族，才能够作为侵略者而站在中国边疆上。
1707031214
1707031215
比如在西汉时，在冒顿单于领导下的匈奴社会中，青铜器已经非常发达。虽然仍残存着原始社会中的氏族组织，但是已经有了从事生产的奴隶，有了世袭的贵族统治者了，所以也就有了国家的机构。据西汉时的史料，匈奴国中在最高的单于以下，设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等官名。这些官都是世袭的，各自辖有一部分土地，各自拥有一部分军力，每年一月、五月和秋天，各地首长都要集合一次。这种国家机构虽然还很落后，但已显然不是最原始的社会组织了（恐怕和殷与西周的情形很相近）。又如鲜卑，在东汉初年刚和中国接触的时候，还是女系中心的氏族社会组织，部落中有酋长，那是由部落人民选举出来的，各部落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最高的政治组织。上文提到过的在东汉末年的檀石槐，恐怕是在鲜卑族中第一个建立国家的领袖，这也就是说，在檀石槐时，鲜卑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大的变革，从原始的民族社会组织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国家组织了。也就从檀石槐时起，鲜卑在塞外成为侵略并吞别的部族的强大力量，并且渐渐侵入中国的塞内了。以后各朝代所遇见的外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南北朝时开始遇见的突厥，在文化发展上还比匈奴高一点，已有文字。最高的君主叫做“可汗”，以下设有二十八等的官，都是世袭职。再如契丹，据史书上说，在隋时和唐初，契丹族中是分为互不统辖的八部、十部或二十部，每一部有一个选举出来的“大人”，发生了关于全族的事情时，就由八部“大人”会议。唐末时，其中有一个部的“大人”叫做耶律阿保机的，率部定居在汉城（今热河围场县西南），设计杀死了其他各部大人，从此他就做了契丹的最高君长，死后即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继位，不再行选举的制度了。——这个故事正是氏族社会消灭、国家产生的过程的反映。契丹的侵入塞内就是从耶律阿保机开始的。从女真（金）、蒙古（元）、满洲（清）的古史的传说中，也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形。
1707031216
1707031217
这些从事游牧、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部族，一旦开始抛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就不能再安于在莽原上过比较平静的生活了。在这些部族社会内部发生分化而形成的上层统治分子，尤其积极地企图在对外战争中捕捉大量的俘虏做奴隶，企图获得更富饶的地方以扩展其财富。在原始氏族社会中固然也有战争，但他们的武力却异常薄弱，绝对对抗不了中国。到了成为具有统一组织的国家以后，他们便有可能组成较大的军力，在野心勃勃的君长率领之下，来敲打中国边塞的大门了。又因为他们接近了这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不能不受到强烈影响，往往很快地通过奴隶社会的阶段，而进入初期的封建社会，这就更加强了他们的侵略和统治的野心。
1707031218
1707031219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一方面，在中国，是带有向外扩展统治权的要求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另一方面，在塞外，是新兴的部族国家，对于中国的土地和财富也有着侵占的野心——这样，当然使北方的边疆经常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中了。
1707031220
1707031221
所以对这问题，有两种看法是应该纠正的。一种看法是用“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和外族的关系，把一切对落后部族的侵略性的行为和带有压制性的政策，都看做是合理的。另一种看法是否认历史上的外族统治的事实，认为辽金元清的统治不过是表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各族来“同化”于中国，形成这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两种看法虽是相反的，但常有人并持这二说。在那些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家看来，前一说自然是对的，而为元清统治者所御用的历史家尤其会同情后一说。但在现在，根据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不能不采取另外的看法。
1707031222
1707031223
历代的专制政府常采取不正义的方法对待周围的落后部族，加以欺凌压制，以致往往因此而引起他们的反抗，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是不必讳言的史实。忠实地研究这一部分的史实，对于新的民族政策的推行是极有好处的事。至于外族侵入中国后，常发生民族间“同化”的现象，固然是不必否认的史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出，这些侵入者不止是损害了、推翻了一个旧的专制政府，而且使当时的中国人民成为外族的奴隶，陷到百倍千倍的苦难之中。无论哪一代外族的统治都是用千百万人民的血所凝成的啊！纵然这些侵入的外族最后是“同化”了，但是他们的统治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巨大的阻滞和破坏的作用，却是不能否认的。到了现在，我们应该和蒙古及其他各族人都亲如手足，但并不须因此而抹杀历史事实。
1707031224
1707031225
以下我们就从中国专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和外族的侵略统治这两方面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1707031226
1707031227
1707031228
1707031229
1707031231
二千年间 三、羁縻控制的失败
1707031232
1707031233
每当发生了外族侵略的事情时，在中国方面进行反抗侵略或防止侵略的战争，自然是应该的。但是并不能把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对外族的战争都不加分别地一律给以歌颂，因为也有许多战争并不是为了反抗侵略或防止侵略，反而是带有侵略的意义的。
1707031234
1707031235
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像在隋代的远征高丽的几次战争就决不能说是合理的战争。隋时北方边疆外最强的力量是突厥人。虽然隋用分化离间的计谋削弱了突厥，但突厥仍是当时的主要边患。至于远在东北的高丽，在当时和中国的关系实在很少，但隋文帝和炀帝却先后发动了三次大战争，劳师远征。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隋炀帝的大业八年（纪元后612年），他一下子动员了全国军队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之多，集中一地，同时出发。军容之盛是在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是结果却大败而回。其先锋渡过辽河入高丽境内的有三十万五千人，退回来的只剩了二千七百人，使三十万人民都葬身在异域。然而炀帝还不知悔悟，后一年又发动战争，结果虽逼得高丽请降，但是隋代的国计民生也由这战争而遭受极度的扰乱。当炀帝还统率大军在外远征时，国内的变乱已经开始发生了。
1707031236
1707031237
像这样的战争不能不说是极不正义的战争。判断历史上的战争的是否正义，本来可以有一个极简单不过的标准，就是看这战争的胜利是否有利于人民。在战争中当然一定有牺牲，但在正义的战争中，人民的牺牲必能换得某种较大的利益，或至少消除了某种更大的灾害。像我们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当然是一个正义的战争，因为抗战的胜利不仅使我们不致沦为奴隶，而且更带来了自由幸福的前途。但像隋炀帝的那种战争却是一点也不包含这种内容的。在汉代、唐代的极盛时期，对外战争频繁，其中也有多次是属于这一类的。当时的人和后来的历史家已有对那些君主加以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批评的了。像在汉武帝时曾遣李广利率兵十万远征西域（今新疆），回来时只剩了一万人，所得的只是大宛的良马三千匹，这对于国计民生自然是不但无利而且有害的。
1707031238
1707031239
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社会经济稍稍繁荣、国力稍稍丰裕的时候，君主就要企图用对外战争来扩充其威权。于是人民和国家的最大部分的财力都用在战争上，战争纵有所获，但国贫民弱的现象也就跟着产生。所以，纵使是汉代、唐代，其国势向外伸张的时期都维持不长久。一转身间，战争加在国内政治社会生活上的恶果便已出现，而在战争中积下了仇恨、培养了力量的外族也就乘机企图报复了。
1707031240
1707031241
这是讲战争。在战争以外的平时，专制统治者对这些塞外的外族又采取什么政策呢？在汉代有这样两种最主要的办法。第一是所谓“和亲”。如汉高祖刘邦在白登打了败仗后，以宗室女公主嫁给匈奴的单于冒顿。并且每年送匈奴一定数额的絮缯酒米食物。但以后，汉代和别的朝代，纵使在没有经过战争时，也采取这办法来对付边疆外族。该是王昭君出塞的故事的背景。在唐代，也嫁过很多公主到回纥、吐蕃和东北的奚、契丹各族去。也有单纯送财帛来买得塞上的平安的，如东汉时曾每年送钱二亿七千万给鲜卑。
1707031242
1707031243
汉代还行了一种办法是招致内徙。西汉宣帝时，匈奴中因为内部发生分裂冲突，有一部分由呼韩邪单于率领求诚，就准许他们入塞内居住。这是正式实行招致内徙政策的开始。以后这办法常常使用。如在东汉光武帝时进攻东北的乌桓人不胜，便给以财物，要求他们搬到塞内来。因为两汉、三国时继续实行这政策，到了西晋时，沿着北方六千里长的边塞内的许多地方——包括幽并凉雍秦各州（大致为现在的河北北部、山西、甘肃、陕西），都成了各种外族聚居之所了。这种政策的作用本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改变外族的生活习惯，使他们和内地人民杂居，不致再在边塞捣乱。另一方面是想利用这些入迁的人的武力以抵抗塞外的外族。唐代也听任回纥、突厥及别族人入居，当时边地的军队中杂有很多的外族人。
1707031244
1707031245
这两种办法都属于所谓的“羁縻”政策。我们应该看出：封建统治者之行羁縻政策，决不是站在民族间和爱亲善的立场上，以自己的较高的文化来扶持这些落后民族的文化进步。这种政策在施行中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用官爵财帛子女来笼络异族中的上层分子；一方面则通过边疆地方上的文武官吏之手，对于异族中的下层人民，利用其在知能上的落后，加以欺凌剥削。很显然的，这种政策是不能得到好结果的。既增长了外族中的上层分子对于权势财富的贪欲，又增长了外族中的一般人民的愤恨，而这种愤恨便成为那些上层分子所得以利用的武器了。所以从这种羁縻政策中，常常引起更大的变乱。
1707031246
1707031247
晋代的五胡之乱可说完全是由此而起的。首先兴兵作乱，灭西晋自建赵国的匈奴人刘渊、刘聪，据说是西汉时的冒顿单于的后人，但到他们时已数世住在塞内；虽仍是本部族中的酋长，但他们已受晋朝的封爵，和官僚士大夫相交往，所以也就学会了利用晋朝王室内乱（八王之乱）的机会而“兴兵作乱”。他们向本族人号召的口号却是“晋为元道，奴隶畜我”，这话是很能打动匈奴和别族人民起事的。像在“五胡之乱”中的另一个首脑（也建国称帝）的羯族人石勒，自己就曾被卖为奴。那时晋朝有个军阀，把胡人捉去贩卖，充做军费，出卖时每两个胡人用一个枷锁住。即此一例，可见当时塞内一般胡人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了。
1707031248
1707031249
在这种基本政策下，利用外族人当兵，尤其是危险的事。汉武帝时，国家的常备军中就有多数的所谓“属国兵”（即以匈奴、羌等各族降人组成的军队）。以后在军制日益败坏的情形下，属国兵的地位渐渐更加重要。到了东汉时，在几次对匈奴的战事中，军队中的主要力量都是外族兵。西北的羌人在东汉时曾有几次大叛乱，其中有一次（107年），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汉当局要他们出征西域的命令而起的。东汉末、三国和西晋时，中国内乱纷起，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更多雇用外族兵，像曹操手下就有乌桓的骑兵，号称当时最利害的一支骑兵。唐时边疆上守卫的将领和兵士也以外族人占多数。
1707031250
1707031251
既没有好的民族政策，而又给这些人居的外族人以武装的机会，这自然是极易于闯大祸的。封建统治者因为组成和补充他的军队的困难，不得不饮鸩止渴。但这还是雇佣性的外族兵。有时统治者为了要平定内乱，还请求外族国家派兵来中国帮助，明末的吴三桂和五代时的石敬瑭固然是干这样的事的最有名的人，此外如唐代晚年，在发生了地方军阀叛乱或人民起义、政府无力应付之时，几次由皇帝出面请回纥或吐蕃派兵进来帮忙。——这种情形正是一个封建统治政权崩溃没落时的表现。
1707031252
1707031253
唐代以后一千年中，大半是受外族侵凌甚至统治的时候，最后是满洲人入关。固然我们至今仍痛恨清朝的侵略与统治，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出，明代对于女真人（满洲人）的待遇是异常不公道的。起初女真人是完全臣服于明政权的，但处处受到关外的明官的欺凌压迫。他们见明官时必须三步一叩首，在交易互市中明吃许多亏，忍受额外税银和贿赂的勒索。而且明官还倚势强抢他们的主要出产——人参，杀死他们的部落领袖。因此后来努尔哈赤兴师反明时，用“七大恨”的名义做号召。这也是不正义的政策招致恶果的一个例子。
1707031254
1707031255
在清朝的三百年统治中，对于边疆各族的政策是怎样的呢？对于蒙古人，他是完全加以军事上的编制和控制，利用他们的武力，但禁绝他们求知的机会以阻塞其文化进步。对于西藏人，他是利用喇嘛教来施行麻醉。对于新疆，则又利用那里的宗教和种族的复杂情形，实行挑拨分化，从而借端出兵，加以屠杀。清朝政府对于蒙古、西藏、青海以及南方的缅甸、安南，内地的苗疆都曾发动过压迫战争，在惨酷的屠杀中得到“胜利”。由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来说，清朝在对待边疆外族的政策上可算最巧妙，成功也最大，但在实际上，他的这些政策只是造成各族人民之间生活上的分隔和情绪上的对立，加强了各族在政治社会文化上的落后，以致给了后来新的侵略势力——资本帝国主义力量——以觊觎中国边疆的机会。这方法也正是清朝统治造成的重大恶果之一。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所规定的民族平等的政策，正是直接有鉴于清朝的反动民族政策而提出的。
1707031256
1707031257
1707031258
1707031259
[
上一页 ]
[ :1.7070312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