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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时的蒙古人的入侵和17世纪时满洲人的入侵都有过极大规模的屠杀。蒙古初起兵时，还有人主张“汉人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不如把他们都杀净，留下土地来做我们的牧场”。后来虽然没有完全照这主张做，但是在有些区域内，是实行了这种“杀光”政策的。当时的北中国久已在女真族（金）统治下，人民一直过着苦难的日子，等到蒙古兵席卷而来，现在的山东、河北、山西各省一带，数千里间，几无人烟。满洲入关以后，举兵扫荡全国的时候，更是有意识地用屠杀政策来恐吓人民。那些敢于守土抗战的城市，在城破之时，都受到屠城的遭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最著名的血腥气的故事。光是扬州一地，在十天屠杀中，就死了八十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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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酷的屠杀和对财富的洗劫，自然是并行的。不论是企图久占中国内地或只是突入内地进行抄掠，这些外族侵入者都不会放松那使他们看了眼红的中国财富。他们或者直接动手抢掠，或者间接向中国政府要索。像在唐朝晚年，首都长安为回纥和吐蕃人几次洗劫，虽然他们马上退回去了，但每次劫后，繁华的长安都变成了空城。五代时，契丹（辽）率兵占领当时的首都开封，也是在不久后就退兵了，但开封周围数百里的乡村和契丹所过各州县都被洗劫得干干净净。其屠杀也非常惨酷，如相州（河南安阳）全城只剩下七百多活人和十万具骷髅。再后来，在北宋尚未南迁时，女真人（金）又两次入犯开封。他们就不只是自己动手抢，而且要宋政府代为向民间搜括。他们把宋朝皇帝扣留在军中，勒索巨额的金银财帛。开封城内派出好多官员到民间搜括八天，得到了金三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衣缎一百万匹，又大搜十八天，再得到金银衣缎若干，先后都交到金营，还嫌不足，最后金兵北返时，把开封城内宋政府聚敛起来的富藏和民间财货都搬空了。至于其所过各州府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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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杀戮洗劫之后随就收兵回去的事例。像回纥、吐蕃之入长安还是唐政府自己召请来的。因为当时长安已为地方军阀所占领，所以唐政府还和回纥约定说：“城破之时，土地人民归唐，子女玉帛归回纥。”但是侵入者往往并不只以子女玉帛为满足，像满洲人，本是被吴三桂邀请来赶跑占领北京的李自成的，却企图把整个中国的土地和人民都收归己有了。——明政府固然由此而覆灭，整个民族更是遭受到深重的苦难：大量的田地被掠夺，多数的人民被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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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外族人，一到了中国内地做统治者时，总是首先凭着武力把最好的田地圈占下来。从五胡乱华直到清朝，每一个外族统治者无不如此做法。我们只能略述蒙元、清朝两代为例。蒙古统治者圈占了民田后都分赐给他的王公勋臣，称为采地。这些王公勋臣或把采地化为牧场以供游猎，或仍招募农户从事耕种，或为私人的庄田。大的庄田中的农户有多到七八万户的，可见所圈占的土地之广了。清朝时，不仅皇家和王公大臣都有巨大的庄田，而且它的军队（“八旗”）中每一成员都分配以土地。把所谓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和八旗庄田总计起来，大约总在两千万亩左右。这些土地都是从汉人手里侵夺来的。极多的地主变成了贫户，更多数的农民失掉了土地，不得不投身到外族的大地主那里做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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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接触了中国较高的文化，这些侵入者的外族自然不能再维持其原来的社会制度，他们接受了中国的封建剥削关系，更加上一种对生产劳动者（农民）的直接奴役制度。这样就使农民在异族统治者下面的苦头更加深重了。就从一般社会生活上看，在外族统治政权下，种族间的不平等总是十分显著的。统治的异族人享有各种特权，而一切苛重的义务都归汉人负担——全部的租税都加在汉人身上，而统治的异族人则拥有巨量田地而不必纳税。尤其在元代，更明白分出了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城各部族人）、“汉人”（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南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人）这四个等级，在政治法律上的待遇和权利义务，都有显著的高下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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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绝不能以为在历史上外族入侵统治也不过是普通的朝代改换的意义。固然，他们是承继了原有的专制统治者的衣钵，但又在这上面染上了种族统治的色彩。我们不能忽视在这种统治下面广大人民的双倍的苦难，也不能忘记这种外族统治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历史是都起了消极的阻滞和破坏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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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大规模的劫掠屠杀和圈占土地的行为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是非常显著的。在外族入侵和统治的时期，农业生产停滞，耕地减缩，生产量减少是必然发生的现象。战争和苛重的赋税对于手工业和商业的破坏也极大。就政治上说，在外族统治下谈不到政治清明。一方面是侵入者因突然获得优越生活而加速腐化，另一方面是中国本族人中有许多奸恶分子卖身投靠，凭借外族势力以求升官发财，结果自然弄到政治情况极端腐败了。官场贪污虽然历代都有，但是在异族统治的朝代（如元、清）特别彰明昭著，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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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文化上，这些外族统治者固然也学会了利用中国固有文化来做他们统治的工具（只有元朝没有学会这一套），但自然只是利用那对他们有利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民中的思想知识的进步是采取仇视态度的。这在清代最为显著。它推崇程朱之学做科举考试学术思想上的标准，公开运用各种严苛手段实行思想文化上的统治。明末以后，学术界中原有一些比较新锐的思潮，竟被斩断。这种阻滞中国文化发展的罪恶也是不应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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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千年来，充满着种族的统治压迫的血腥气。契丹、女真在北中国先后相继三百年的统治，蒙元和清朝在全部国土上的一百年和三百年的统治，都是加在中国史上的深重创痕。一千年的末后，又继以近百年来的新内容的民族苦难，在不久以前，侵略者还盘踞在我们的一半土地上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固然和辽金元清的侵入完全不同，但是它在战区中实行着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它在沦陷区内大规模地掠夺粮食和一切物产，括削人民的骨髓，最严格地实行民族的压迫和文化的统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手段的毒辣残暴实在是比历代的外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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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八 当胡骑踏进中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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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中国封建社会比喻做一潭死水的话，那么异族的侵入就像突然投入一块大石头；何况这潭水其实原来已经是在暗中波漩浪涌的了，因此投入的大石头就更使得它立刻奔腾咆哮起来。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谈了历代塞外各族活动的情形以及它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就要讲到当胡骑踏进中原的时候，在中国社会内部引起了些怎样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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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讨论只限于这种反响在政治上的情形。说到这方面，自然我们会立刻想起那许多次历史上反对异族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同时也不能不想起那些认敌作父、卖国求荣的大汉奸。让我们先从后一种人讲起。既然他们的子孙——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流在这次的抗战中还继续作祟，那么这种丑恶的历史更是值得我们回头去看一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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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一、“儿皇帝”和“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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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大汉奸首先不能不推五代时的石敬瑭。他求得契丹的帮助，灭后唐，受契丹之封为后晋皇帝。他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并且每年搜括民财奉献绢三十万匹，其他珍宝珠玉也是不断供奉。他拜了契丹君长耶律德光为父，信件往返时，起先他是自称为臣的，后来被允许以家人礼相待，改称“儿皇帝”。——照当时人的看法，称儿是比称臣高一级的，所以石敬瑭死后，他的儿子石重贵继位，没有得到契丹方面的允许，即上书不称臣而称孙，耶律德光大怒，借口兴师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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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石敬瑭那样的人真可说是无耻之尤的了。就其家世说，他本非汉人血统，而是西夷人。但他的行为并不能以他的血统来做辩护理由。他在后唐时，任河东节度便。他正是当时贪婪纵欲、卑劣无能的军阀官僚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和他同时向契丹献媚、求封为中国皇帝的还有赵德钧。赵德钧是汉人，也是后唐的一个将军，后来契丹兵进攻后晋石重贵时，赵德钧已死，他的儿子仍想做皇帝，率兵踊跃地做契丹的先锋。其无耻和石敬瑭父子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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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开了在异族卵翼下做皇帝、称臣称子的先例。以后宋代的皇帝也有向异族侵略者称臣称侄，并割地求和的。南宋初年，更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在金人（女真）手下做傀儡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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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灭北宋后，以黄河以南之地建楚国，封张邦昌做楚帝。不久后，南宋复国，诛杀张邦昌，金兵再南下，又把河南、山东之地封给刘豫建齐国。金人因为怕一下子不能完全消化黄河以南的地区，想用中国人之力来间接统治，所以先后建立这两个傀儡国，其用意和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沦陷区建立各傀儡政权很相似。张邦昌在北宋官居太宰，是宰相的位置，但竟和金人暗中结交，使金人指名要他代宋做皇帝。刘豫在北宋也做过中央大官，南宋复国时，他任济南知府，是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金兵一到时，他要率领百姓投降，百姓不从，他半夜缒城而出，到金营纳降。降金后又钻营金的大将挞懒而得了皇帝的位置。但这个人也不过是当时许多纷纷投敌的官僚中的最特出的代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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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的灭宋，满洲的灭明，都是直接建立异族的统治，没有制造什么傀儡政权，但是文官武将士大夫投敌求荣的多如牛毛。清朝的扫平全中国，主要的是依靠许多明降臣的力量。如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高杰、刘良佐等人都是率领了十几万军队而向满清投降的。洪承畴受命为蓟辽总督，负责对满战事，战败而降，明人以为他战死了，还在北京城里设坛遥祭，追赠优恤，不料他已率兵做了清军的先锋。后来各地起义抗清的人民武装很多是被他剿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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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自然非常重用这些降臣，但在既已建立了巩固的统治政权以后，却把这些降臣称为“贰臣”，表示他还看不起这些变节投降的人。其用意自然是在向已经做了他的臣民的人鼓励“从一而终”的“气节”，要大家死心塌地，不再起什么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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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根据传统道德中的“忠”的观念来评价历史人物。在我们看来，一个死心塌地效忠于专制统治者的并不就是可敬的人，一个始终做着异族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自然更是可悲的人。但像那被称为“贰臣”的人，今天在专制统治的秩序中坐享高官厚禄，一到明天，又投身到异族侵略者面前争取做开国元勋的荣耀，的确是把寡廉鲜耻的性格表现得最充分的了。不过，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明天，他们都同样是拿人民的血汗做代价来填满个人的私欲，其前后行为又还是一贯的。所以在历史上，每当异族入侵，逼得旧的统治政权土崩瓦解的时候，从官僚士大夫中大量地产生这种可耻的“贰臣”，并不是偶然的事。这些人在还没有公开投敌的时候，其实早已是祸国殃民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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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张邦昌，在北宋做大官时，已曾受到人民的公开申斥。金兵围攻汴京时，张邦昌和李邦彦等人都主张妥协求和，对于认真抗战的李纲等人竭力排挤倾轧。所以当时的太学生曾聚众上书说：“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柷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这正是当时民间的公论。北宋末叶，当政的都是这一类“动为身谋，不恤国计”的人，在他们手里，弄到民生凋敝，民怨沸腾（这就是梁山泊好汉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弄到将骄兵弱，每战必败（和金人相约攻辽，金已破辽，而宋兵仍节节挫败，遂启金人轻视而长驱直下，无以为抗），弄到在兵临城下时，还是和战不定，终至把中原奉让给异族。——所以这些人不论后来是否像张邦昌那样公开降敌，但在实际上都是扮演着给异族的侵略者铺设道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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