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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二、英雄如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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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的时候，在宋朝文武官员中虽然有很多走着张邦昌、刘豫的路线，但同时也有李纲、宗泽那样的人，他们身当危急之秋，在朝廷中坚持抗战主张，并且用实际行动鼓励士气，激发民心，这才奠定下南宋建国的基础；也有岳飞、韩世忠那样的人，他们在南宋初年，亲率大军，辗转苦战，阻止了金兵南下，还一时把战事失败的形势扭转了过来。这些人的确是值得歌颂的英雄。在当时，宋朝政府并没有坚定的抗战政策，朝廷中妥协求和的论调始终占着支配地位，所以像李、宗、韩、岳那样的人是尤其可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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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歌颂这些英雄的时候，应该看出来，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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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在刘豫降金时，济南人民不愿从他，由这一事就可知道当时的民意了。在那时随着金兵南下，大河南北一切沦陷土地中都有义兵蜂起，那都是人民自动起来守土抗敌的力量。李纲、宗泽竭力主张重用这种民军。宗泽在最危急时，能够坚守开封，化险为夷，就是因为他和河北、山西各处山塞中民军联合了的原故。他之所以自信能够渡河收复失土也是因此。岳飞、韩世忠也是同样。因为他们敢于提兵北伐，所以人民踊跃投效，士气旺盛，而黄河以北的各地义军也纷纷给以响应。在这些自动起来的义军被朝廷中主和派诬为盗贼、加以诋毁的时候，宗泽曾向宋高宗说：河东、河西的人民纷纷起来勤王救驾，甚至有在脸上刺了字以示和金人誓不两立的，他们都是忠义之士；现在皇帝却把勤王者看做盗贼，岂不是褫夺了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于民么？宗泽这段话可以表明他们是如何尊重人民的抗金力量。能够尊重人民的，也就为人民所爱戴，像李纲受主和派攻击而被罢免的时候，汴京城里的军民不期而会的数万人，一起在皇宫前面喧闹，不看到李纲复职就不散，这就逼得皇帝不得不把李纲重新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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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些英雄的产生也决不是偶然的。产生这些英雄的背景是当时在人民中的抗金的情绪和力量的高涨。他们的主张和作为确是和人民的愿望相符。并且他们能够看出人民的力量而愿与之结合，因此他们也就能够得到人民力量地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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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在明末看到，在明末也有史可法、何腾蛟、张煌言、郑成功等许多人，他们也是站在官僚士大夫的身份上，和当时在人民中风起云涌的反清潮流相结合着，坚持不屈地从事斗争，一直到死方休。像何腾蚊，在南明政府下镇守湖南、湖北，能够集合各地人民义军，并且和李自成旧部的农民军队合作抗清。像张煌言，在清兵已席卷东南的时候，还在浙江各地发动义军，在浙闽沿海苦斗了十多年。他们都是在力战之余，失败被俘，坚决拒绝诱降而从容就义，这种坚定的节操确是可歌可泣，而他们和人民结合的这一个特点更是不应埋没的。在那时，也还有很多的属于士大夫身份直接在民间组织义军抗清的，像有名的学者黄宗羲就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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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当旧的统治政权在异族铁蹄下面陷于崩溃的时候，自然在整个的统治阶层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狡黠卑鄙的人立刻投顺了异族的“新朝”，去做新贵，也有沮丧绝望的人采取消极的自杀的手段，“以身殉国”。这后种人虽也节烈可钦，但其实只是统治者无出路的表现。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并没有能当作英雄的名字而留传下来。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他们面临到国破家亡的危机，眼看着旧统治机构的残破无能，却能够回头看到了人民中的力量，于是他们把个人的坚贞不屈的品格和依靠人民的方针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起来，这才使他们成为永远值得追念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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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来看，这些人和人民结合的程度还是非常不够的。他们究竟仍是从统治者的利益的观点出发。所以他们并不能真正站在人民中间，而仍是抱着统治者的利用民力的看法。当统治政权还在主张着对外敌妥协求和的时候，他们就不免陷入了矛盾之中，以致像岳飞那样被牵引到风波亭的悲剧之中了。——这种由历史时代和身份地位所给与他们的限制诚然很大，但假如因此而把他们一笔抹杀，那就不是公正的历史估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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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专制统制政权在还保存着足够的力量时，对于异族的入侵，是也会主动地实行抗拒的。但一面进击外族，一面仍直接加害人民，这就使他们的对外战争没有什么意义。例如东晋和南宋偏安一隅，在统治力相当恢复后，都曾进行过北伐。东晋时刘裕北伐，成果最大，连长安都从异族手里恢复。但他在长安横征暴敛，并不使人民的苦痛稍减，于是不到一年以后，长安又被匈奴占去，而这时刘裕已回到南方，想抢皇帝做，不再顾到北伐了。南宋时，由于一贯地对金屈辱议和，已经渐使民气消沉了，到光宗时，韩侂胄为相，内政上毫无改进，受清议的批评很利害，却想博得收复失土的美名，但兵衅既开，连连败北，结果还是议和了事。——这些正是明白地表明了，倘不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没有真正取得人民的信赖，那么单纯在军事上和入侵的异族周旋也还是无效的。由此也就更加证明了，能够称为民族英雄的人，是只有那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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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中，我们更忘记不了在明代中叶御倭的名将。那时，在东南沿海，深受倭寇侵扰，形成很大的危机。数十年间，官兵不断进剿失败。在最危急时，俞大猷、戚继光诸人起来了，他们出身贫寒，多知民间疾苦，因而知道如何才能动员人民力量，用新的方法编练军队，并坚决执行军民联合一致的方针，这样才能把倭寇肃清。假如不从他们和人民结合这一点上看，是无从了解为什么他们在当时独能成就这样的功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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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三、“南渡君臣轻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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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两代，在面对着金元和清军的侵略时，虽然在统治阶层中也产生了一些能和人民结合的英雄，但是它不仅分化出很多力量，做了侵略者的帮凶，增加了侵略者的力量，而且整个地来看，宋明政权在侵略者前面所表现出来的只是无能与怯懦。北宋亡后有南宋，维持了一百五十年的生命，明朝在退出中原以后，也还有支撑了二十年的南明政府。这种在忧患中产生的政权，却也并不能表现出振作有为的新气象，只是在苟安泄沓之中自行腐烂，以致在侵略者继续进攻时，只能不断地退让奔逃，渐趋绝灭。这是有更早的历史前例的。最早的有东晋，也是在退出了北方以后，一味在南方宴安享乐。不过那时的异族力量比较散乱，所以其结局和宋明不同，没有直接为异族吞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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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过封建专制政权在本质上是和人民对立的，也说明过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统治下，军事上政治上的内在矛盾，及其腐败瓦解的危机。在这里，我们就可看到，从外面来的侵略者的势力就使这些矛盾和危机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虽到最危急时也无法加以克服，那就只能委屈求和，苟且偷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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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危机是克服不了的。当金兵南下时，一路经过险关要津，全无宋兵抵御，使金人都叹息说，宋朝太无人了。足见当时宋朝军队的无能了。南宋末年也是如此。贾似道曾以宰相的身份，统兵百万，抵御蒙古，然而战无不败，于是他私自向蒙古议和，答应称臣纳币，蒙兵一度退走后，他就回来向政府报告大捷。这实在是因为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统治下，早已把军队腐化到极点，一遇外寇，自然就只能演出这可怜的情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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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治者内部的分歧对立的危机也是克服不了的。封建专制政治虽有统一之名，其实是内部充满着矛盾的因素，所以一到专制政权在外寇侵入中被削弱时，就更加涣散了。像在南明的福王政权时，不仅朝廷中有主和的大臣结党排挤主战的将领，而且在各实力派之间也冲突得很利害，以致形成内战，而葬送了抗御清兵的力量。福王政权覆灭后，接着又有唐王与鲁王两个政权成立，他们同是明室的后裔，同是局促一隅的小朝廷，同受清军威胁，但仍不能和衷共济，而互相对立，势成水火。这自然不只是这二王的不合作，也正是反映着两个官僚集团、两个实力系统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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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统治者和人民对立的问题。在侵略者势力深入的时候，统治者未尝不想到要“收拾民心”。北宋钦宗在汴京被围时曾下诏号召河北人民勤王之师，甚至说：“天下平安，联与尔等分土共享之。”南明时也曾想到，发动义军，“招抚”“流寇”（其实是农民起义的军队）。要是贯彻这方法，未始没有救。然而他们不能。南宋立国，起初还继续任用义军，后来就称之为盗，命令他们解散。南明各小朝廷也都局限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只图如何增加自己的军力，却眼看着在东南各地风起云涌的义军一个个被清军消灭，不给以任何援助。而且这些偏安的政府在一切方面都和过去一样，继续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因此一方面，人民因为身受异族荼毒，很自然地会倾向于这些新政府；但另一方面，因为新政府的实质和表现仍是如此，它和人民之间的隔阂甚至轧轹终于还是不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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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形下，统治集团中纵有个别的分子能和人民结合，坚持着抗战的政策，也不能不受制于整个政治形势，而无从尽其全功。像风波亭的悲剧在历史上也不只演了一次。清军尚未入关时，明代曾有熊廷弼、袁崇焕等几个大将固守边疆，很立了些战功，然而他们却也遭遇到了岳飞同样的命运。原来在封建专制政权越是趋于灭亡的时候，越是不容许在他自己内部产生特出的英雄，形成一个特出的力量，必须把它拉来同归于尽。所以一个李纲支持不了北宋的危局，一个文天祥挽救不了南宋的末运，一个史可法也无助于南明的福王政府。他们既仍是依靠着当时的统治政权，因此也就只能在这崩溃的历史上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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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可用的民力弃置不顾，能战的部分力量又加以摧残，结果自然只好一意求和了。他们是想用求和来缓和外寇，并缓和内部的政治社会的矛盾。但这自然只是空想。妥协求和的方法一方面只足以使外寇有机会从容布置，逐步深入；一方面又只足以使民心涣散，民情更加背离。而且在自己已处于劣势地位的时候，求和更难成功。假如南宋还能够和金人拖了一百多年，那么南明在清朝面前，是连苟安一时都办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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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偏安政府，南明的小朝廷，其处境何等危急困窘，而其统治者荒淫无耻，燕游逸乐，实在也到了极点。南宋诗人写临安（杭州，是南宋首都）的诗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明诗人写南京的诗也说：“而今也入烟花路，灯火樊楼似汴京。”这正是这时上层社会的情绪的表现。此地虽是杭州、南京，但是繁华景色都和北方的旧京城一样，何必还想望什么呢？无怪乎又有诗人痛心地说：“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了。在那胡骑践踏下的人民天天巴望着故国旌旗，这些偏安小朝廷的君臣却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据说，南明福王宫中还挂着楹联道：“万事莫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这充分表现了已看到自己的末路的专制统治者的心理。他们既不敢战也不能战，只是为了顾全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求和，那么他们就不能不粉饰太平，掩盖危亡的事实，到了连苟安一时都难做到的时候，也仍尽量使自己麻木，暂且利用眼前的特权地位纵情享受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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