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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当旧的统治政权在异族铁蹄下面陷于崩溃的时候，自然在整个的统治阶层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狡黠卑鄙的人立刻投顺了异族的“新朝”，去做新贵，也有沮丧绝望的人采取消极的自杀的手段，“以身殉国”。这后种人虽也节烈可钦，但其实只是统治者无出路的表现。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并没有能当作英雄的名字而留传下来。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他们面临到国破家亡的危机，眼看着旧统治机构的残破无能，却能够回头看到了人民中的力量，于是他们把个人的坚贞不屈的品格和依靠人民的方针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起来，这才使他们成为永远值得追念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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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来看，这些人和人民结合的程度还是非常不够的。他们究竟仍是从统治者的利益的观点出发。所以他们并不能真正站在人民中间，而仍是抱着统治者的利用民力的看法。当统治政权还在主张着对外敌妥协求和的时候，他们就不免陷入了矛盾之中，以致像岳飞那样被牵引到风波亭的悲剧之中了。——这种由历史时代和身份地位所给与他们的限制诚然很大，但假如因此而把他们一笔抹杀，那就不是公正的历史估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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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专制统制政权在还保存着足够的力量时，对于异族的入侵，是也会主动地实行抗拒的。但一面进击外族，一面仍直接加害人民，这就使他们的对外战争没有什么意义。例如东晋和南宋偏安一隅，在统治力相当恢复后，都曾进行过北伐。东晋时刘裕北伐，成果最大，连长安都从异族手里恢复。但他在长安横征暴敛，并不使人民的苦痛稍减，于是不到一年以后，长安又被匈奴占去，而这时刘裕已回到南方，想抢皇帝做，不再顾到北伐了。南宋时，由于一贯地对金屈辱议和，已经渐使民气消沉了，到光宗时，韩侂胄为相，内政上毫无改进，受清议的批评很利害，却想博得收复失土的美名，但兵衅既开，连连败北，结果还是议和了事。——这些正是明白地表明了，倘不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没有真正取得人民的信赖，那么单纯在军事上和入侵的异族周旋也还是无效的。由此也就更加证明了，能够称为民族英雄的人，是只有那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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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中，我们更忘记不了在明代中叶御倭的名将。那时，在东南沿海，深受倭寇侵扰，形成很大的危机。数十年间，官兵不断进剿失败。在最危急时，俞大猷、戚继光诸人起来了，他们出身贫寒，多知民间疾苦，因而知道如何才能动员人民力量，用新的方法编练军队，并坚决执行军民联合一致的方针，这样才能把倭寇肃清。假如不从他们和人民结合这一点上看，是无从了解为什么他们在当时独能成就这样的功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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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三、“南渡君臣轻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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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两代，在面对着金元和清军的侵略时，虽然在统治阶层中也产生了一些能和人民结合的英雄，但是它不仅分化出很多力量，做了侵略者的帮凶，增加了侵略者的力量，而且整个地来看，宋明政权在侵略者前面所表现出来的只是无能与怯懦。北宋亡后有南宋，维持了一百五十年的生命，明朝在退出中原以后，也还有支撑了二十年的南明政府。这种在忧患中产生的政权，却也并不能表现出振作有为的新气象，只是在苟安泄沓之中自行腐烂，以致在侵略者继续进攻时，只能不断地退让奔逃，渐趋绝灭。这是有更早的历史前例的。最早的有东晋，也是在退出了北方以后，一味在南方宴安享乐。不过那时的异族力量比较散乱，所以其结局和宋明不同，没有直接为异族吞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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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过封建专制政权在本质上是和人民对立的，也说明过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统治下，军事上政治上的内在矛盾，及其腐败瓦解的危机。在这里，我们就可看到，从外面来的侵略者的势力就使这些矛盾和危机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虽到最危急时也无法加以克服，那就只能委屈求和，苟且偷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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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危机是克服不了的。当金兵南下时，一路经过险关要津，全无宋兵抵御，使金人都叹息说，宋朝太无人了。足见当时宋朝军队的无能了。南宋末年也是如此。贾似道曾以宰相的身份，统兵百万，抵御蒙古，然而战无不败，于是他私自向蒙古议和，答应称臣纳币，蒙兵一度退走后，他就回来向政府报告大捷。这实在是因为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统治下，早已把军队腐化到极点，一遇外寇，自然就只能演出这可怜的情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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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治者内部的分歧对立的危机也是克服不了的。封建专制政治虽有统一之名，其实是内部充满着矛盾的因素，所以一到专制政权在外寇侵入中被削弱时，就更加涣散了。像在南明的福王政权时，不仅朝廷中有主和的大臣结党排挤主战的将领，而且在各实力派之间也冲突得很利害，以致形成内战，而葬送了抗御清兵的力量。福王政权覆灭后，接着又有唐王与鲁王两个政权成立，他们同是明室的后裔，同是局促一隅的小朝廷，同受清军威胁，但仍不能和衷共济，而互相对立，势成水火。这自然不只是这二王的不合作，也正是反映着两个官僚集团、两个实力系统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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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统治者和人民对立的问题。在侵略者势力深入的时候，统治者未尝不想到要“收拾民心”。北宋钦宗在汴京被围时曾下诏号召河北人民勤王之师，甚至说：“天下平安，联与尔等分土共享之。”南明时也曾想到，发动义军，“招抚”“流寇”（其实是农民起义的军队）。要是贯彻这方法，未始没有救。然而他们不能。南宋立国，起初还继续任用义军，后来就称之为盗，命令他们解散。南明各小朝廷也都局限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只图如何增加自己的军力，却眼看着在东南各地风起云涌的义军一个个被清军消灭，不给以任何援助。而且这些偏安的政府在一切方面都和过去一样，继续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因此一方面，人民因为身受异族荼毒，很自然地会倾向于这些新政府；但另一方面，因为新政府的实质和表现仍是如此，它和人民之间的隔阂甚至轧轹终于还是不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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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形下，统治集团中纵有个别的分子能和人民结合，坚持着抗战的政策，也不能不受制于整个政治形势，而无从尽其全功。像风波亭的悲剧在历史上也不只演了一次。清军尚未入关时，明代曾有熊廷弼、袁崇焕等几个大将固守边疆，很立了些战功，然而他们却也遭遇到了岳飞同样的命运。原来在封建专制政权越是趋于灭亡的时候，越是不容许在他自己内部产生特出的英雄，形成一个特出的力量，必须把它拉来同归于尽。所以一个李纲支持不了北宋的危局，一个文天祥挽救不了南宋的末运，一个史可法也无助于南明的福王政府。他们既仍是依靠着当时的统治政权，因此也就只能在这崩溃的历史上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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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可用的民力弃置不顾，能战的部分力量又加以摧残，结果自然只好一意求和了。他们是想用求和来缓和外寇，并缓和内部的政治社会的矛盾。但这自然只是空想。妥协求和的方法一方面只足以使外寇有机会从容布置，逐步深入；一方面又只足以使民心涣散，民情更加背离。而且在自己已处于劣势地位的时候，求和更难成功。假如南宋还能够和金人拖了一百多年，那么南明在清朝面前，是连苟安一时都办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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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偏安政府，南明的小朝廷，其处境何等危急困窘，而其统治者荒淫无耻，燕游逸乐，实在也到了极点。南宋诗人写临安（杭州，是南宋首都）的诗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明诗人写南京的诗也说：“而今也入烟花路，灯火樊楼似汴京。”这正是这时上层社会的情绪的表现。此地虽是杭州、南京，但是繁华景色都和北方的旧京城一样，何必还想望什么呢？无怪乎又有诗人痛心地说：“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了。在那胡骑践踏下的人民天天巴望着故国旌旗，这些偏安小朝廷的君臣却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据说，南明福王宫中还挂着楹联道：“万事莫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这充分表现了已看到自己的末路的专制统治者的心理。他们既不敢战也不能战，只是为了顾全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求和，那么他们就不能不粉饰太平，掩盖危亡的事实，到了连苟安一时都难做到的时候，也仍尽量使自己麻木，暂且利用眼前的特权地位纵情享受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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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四、不死的人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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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被异族入侵亡国的历史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悲观消极的结论，因为我们在每一时代都可以看到在苦难中挣扎奋斗而取得了最后胜利的人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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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是不能要求于过去中国社会中的人民的。因为那时既然是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分散的封建经济，人们所有的只能是浓厚的乡土观念，一般的民族观念是不可能有的。而且广大的人民一向处于本国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重压下面，国家对他们只能给以灾害，爱护自己的国家那样的观念在平时也是很难产生的。只有在异族大规模入侵的时候，生命被屠杀，妻女被奸淫，田园被占夺，这才在人民中唤起了强烈的反应。当人民看出了入侵者是语言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异族，而且想以他们的风俗习惯来改变中国，种族反抗的意识就在人民中勃兴了。所以不论异族侵略者怎样地软化了封建统治势力，总不能避免人民的坚强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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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族的反抗首先还是表现为乡土的保卫。早在五胡侵占中国时，黄河南北的各地人民已有很多自动武装起来，保乡自卫的。他们的组织称为“坞”或“壁”、“垒”、“屯”。在晋朝的官僚士大夫已渡江到江南去宴安享乐的时候，在中原和异族统治者反抗的就是这些人民。宋代反金的人民武装称为“民兵”、“义军”或“忠义巡社”，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到处都有。其中最有名的是太行山的“八字军”。八字军领袖王彦，本是一个小兵，在金人已占领汴京时，他和七百人共避入太行山，都在脸上刺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以示决心。他就以这七百人为基础，团集了分散各地的许多义军，成为十余万人的力量。从此太行山成了一个抗金的根据地，在金兵不断进剿之下支持了十多年。金人之所以没有能顺利南侵，灭亡南宋，这些人民义军在它心腹内的牵制活动是有很大作用的。更以后，当蒙古人入侵和清军入侵的时候，中国各地人民的反抗也是很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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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清的斗争中，像麻三衡领导下的七家军最后失败时，麻三衡和全军中的其他领袖和战士没有一个受敌劝诱投降，宁可杀身成仁。又像在阎应元领导下的江阴县百姓，守城起义，竟以弹丸之地吸引了清军二十四万，抵抗八十一日之久，城破的时候，还是顽强抵抗，几万人同心死义。那种精神实足以代表中国人民中最高的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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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守土抗战的人民中的主要成分自然是农民或城市中的平民。但因为所对抗的敌人是异族的侵略者，所以也有士绅地主来参加的。像反清的各地人民义军，有许多还是由士绅地主发动和领导的，但其基本的力量总不能不依靠广大的下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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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纯粹由下层人民组成，本来的目标是为了反对专制统治者，但当异族统治者入侵时，立刻把斗争的目标转移过来了的。最显著的史例是在明末。当时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队伍推翻了北京的明政权，清军入关又把李自成从北京赶出去。这时反明的李自成部队就一变而为抗清的最坚强的力量。李自成虽已战死，但他的部队仍有五六十万之众，在他的侄儿李锦和别的将领率领之下，在山西、陕西一带和满清对抗，以后被迫退到了湘鄂各地，还和南明政府合作抗清。这部分力量是在抗争中坚持得最久的，一直到南明政权完全消失后，在湘鄂各地仍旧此伏彼起的人民抗清斗争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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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封建专制政治对于人民的反异族斗争的妨害。纵在异族入侵、玉石俱焚的时候，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轧轹还是不易消除的。一方面专制统治者带着传统的成见，纵然对于抵抗异族的人民起义，也仍或者采取冷淡的态度，或者竟称之为盗寇，像南宋之初那些人民义军，有许多在传统的史书中却只留下个“群盗”的名称。湖南李自成的部众虽已参加抗清的战争，南明政府也仍目之为流寇。而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自发的农民斗争究竟还是带着落后性的，没有一种远大的方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因此虽然在异族侵陵的危机已到了极点时，只因加在他们身上的本国的封建压迫仍然存在，他们在斗争中的步骤与目标也常不免分散。而且他们也只能在各地零星爆发，不易团结而为整个力量。专制统治者既不能把这一切力量都集中在反异族的一个目标下面，却反而进行“剿匪”（如南宋、南明与异族对抗时都曾用很大力量在后方剿匪），这就更使社会内部的轧轹加深，更加消耗了人民的力量。由于这些原因，在异族入侵时，虽然人民中的反抗很激烈，也还是不免于逐渐地失败。人民的力量，在那种封建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到底还不可能掌握整个局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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