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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王莽利用了这时对汉朝不利的空气，推翻了汉政权，自己做了皇帝。那时社会的秩序是更加混乱了。王莽知道，光是换朝易代，问题不能解决，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在社会经济制度上进行一整套的改革。王莽可算是在封建统治者群中第一个企图大规模进行变法改制运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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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基本的社会问题在于官僚贵族豪富兼并土地，使许多农民无地可耕，流离饥馑。同时又有许多暴富的大商人囤积物资，垄断物价，高利贷款，使小民更无以为生。王莽所企图实行的新制度，基本目的就在于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并由政府来管理物资，平抑物价，低息贷款。他的政策中包含着浓厚的空想成分，所以似乎很激进，最显著的就是他的土地政策。他根据了古来的一些传说，想恢复上古的所谓“井田”制。他规定每一家人家只能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称为“王田”（国有土地），绝对禁止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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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新政结果完全失败。他所颁行的各种政策，实行了没有几年，都由他自己一一宣布取消。其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政策侵犯了贵族富豪的权利。他既完全屈服于贵族富豪势力而自行宣布新政的失败，反过来，他就更加强了对于人民的压迫剥削。人民本来也许对王莽的新政存着一些希望，现在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更加激起不满了。既然统治者没有能力改善社会的情势，人民就不得不自己动手起来。所以又一次农民兴起，推翻了王莽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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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历史上的变法运动，除了王莽以外，我们就要想到北宋时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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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实行变法，时在北宋开国后一百多年。在他以前三十年，范仲淹做宰相，已经提出过改革政治的主张，但遭遇守旧的官僚的反对，一点成绩也没有就下台了。但是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急迫地要求统治者的政策非有所改变不可。王安石得到神宗皇帝的支持，大权在握，就全力来推行一些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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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所行新政中，主要的有“青苗法”。当时富户在农村中高利盘剥农民，“青苗法”是由政府用较低利息借钱给农民。又有“免役法”。当时平民有给官府当差的义务，受累极重，为了逃避力役，人民有出家的，有逃亡的，甚至有自杀的。“免役法”是要人民出免役钱，官府拿这钱雇役，不再强派人民服役。又有“方田法”。这是丈量田亩，想清查达官贵人隐瞒逃税的田地。又有“保甲法”。这是普遍地训农为兵，企图用民兵来代替募兵，以挽救当时军队腐败而外患紧迫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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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北宋时，由于官僚机构中冗员充斥，加以宫廷和宗室贵族奢侈浪费，弄得国库日窘，无法维持。同时官僚地主富商利用一切机会对人民剥削，弄得民间怨愤，时起变乱。王安石的新政是想挽救这种危机的。但是一切旧官僚和地主富豪都向他集中了疯狂的反对。虽然因有皇帝的支持，他一共做了七年的宰相，但神宗一死，他就罢官，旧派代表司马光上台，把他的一切法令全部废除。从此在北宋官僚中发生了新旧派的党争。两派交替着执政，互相排挤攻讦。结果政治一点也没有改良，社会情势一天天恶化。统治者只能眼看着内忧外患的危机日渐加深，终致金兵入侵，北宋沦亡，这时上距王安石变法失败时只有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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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谈一谈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那时正在清朝被日本战败以后。清当局的腐败无能，中国的危机是谁也不能掩饰的了。统治者的动摇和人民的不安都到了极点，亡国大祸迫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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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设法说动了光绪帝，企图革新政策来挽救危局。康有为上皇帝书中引了世界各国的例子来证明“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又说，方今之病在死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过去唯我独尊时代之法，就好像已到夏天还穿皮衣，要想渡河却坐大车，结果一定是热死淹死。他主张变法的话说得虽很痛切，皇帝在戊戌那一年（1898年）也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做，但结果只做了三个月就垮台了。这三个月中由皇帝亲自下了无数道的革新诏书，其中包括废八股科举、建学堂、办银行、设铁路、办矿务等内容。但一切革新只表现在白纸黑字的诏书中，上上下下的官僚集团不但不执行，而且拥戴了慈禧太后来打击维新运动。维新派都从朝廷上被赶跑，连那不安本分的小皇帝也被拘禁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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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次都是从上层社会统治集团中发动的变法改制运动。假如没有内外种种危机震撼专制统治下的秩序，这种运动自然是不会发生的。但它们虽借帝王之力而推行，却仍不免于失败。这些变法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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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二、没有救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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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应该指出，这一切由上层社会所发动的变法运动并不是什么彻底的改革，就是说，并不能真正解决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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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统治者所遭遇到的困难危机，无论其具体形态是如何，在基本上都由于这种统治是凭借着腐败的官僚机构而建立在对于千百万农民的残酷剥削之上的。这是我们在以前各篇中已经分析到的。因此，假如要彻底地解决问题，那就非根本改造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不可。就是说，要使千百万呻吟苦痛的农民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不必把大部分的收获都供奉给地主和国家。也就是说要取消地主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这样做了，才能根本断绝寄生的腐败的专制主义官僚统治机构的基础。——在封建时代，起义的农民虽然不能明确地自觉到这些，但他们的行动确是趋向这个目标的。然而上层社会中的任何革新派却绝对没有这样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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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王安石的新政固然包含着给农民减轻负担的用意，康梁的变法固然和当时不满现状、企求新的出路的人民愿望有相通之处，但是他们决不是站在人民——农民立场上提出改革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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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在创议新政时，指出当时的事实是：“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这是说，贫富不均太严重了。有钱人太无法无天，结果弄得穷人连糟糠都吃不饱，他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起来作乱。这话可算是对整个上层社会的一个警告：一旦弄到广大人民起来反叛作乱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了。王莽预见到这种危机，所以他才实行新办法，想把贵族富豪的权势稍稍抑制一下，想使社会间的轧轹不安渐渐和缓下去，这样来维持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王安石的新政也是这样的用意。当时在宋政权统治下，各地农民的叛乱已经在零星发生，王安石一面想用“青苗”“免役”诸法使农民最迫切感到的苦痛减轻一些，一面想用“保甲法”中的十家一保，一人犯罪，同保人不先告发，连坐受罚的制度来控制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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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王安石实行新政，基本出发点还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如何增加国家收入？仍旧要从广大农民身上打主意。他的办法是制止地主官僚富豪对于农民在某些方面剥削无度的权利，而把这种权利由政府来独享。譬如“青苗法”就是把向农民放高利贷的权利收在政府手里。固然政府规定的利息减低了一点，但也还有二分，所以当时反对新政的人斥为政府对人民重利盘剥。至于“免役法”，人民所出的免役钱为数很不小，政府不过以其中一小部分来雇役，于是政府又多赚了一大笔钱。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这就是他提出变法主张的基础。所以他只一味设法增加政府的财源，而对于专制政府官僚机构的浪费却丝毫也不想加以紧缩。因此，上引王安石的话未尝不可以解释做把天下老百姓的财力都集中到政府手里，由政府来分配给全体统治层的人一起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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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政策，情形也是一样的。有人以为那是“国家社会主义”，实在是拟于不伦。他的“王田制”纵然实现了，也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成为自由独立的耕种者，不过是从地主富豪的剥削下转到专制政府的直接剥削下而已。因为政府还是用日益增多的赋税来尽量搜括农民的生产品的，这哪里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气味？彻头彻尾还是封建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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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历史影响虽不小，但其本身的成就一点也没有。康有为提出的新政根本没有提到改变农民的经济生活，更是根本没有消除封建专制政治的用意。虽然他主张废除科举，这是触犯了官僚主义的，但是并没有提出什么立即改革当时腐败到极点的官僚机构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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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些变法运动，其实说不上是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特别是从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立场上提出的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做某一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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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是彻底的改革，但若认真执行，也未始不能收到一些预期的改良效果吧，也未始不能对统治者垂危的生命挽救于一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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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不能够认真执行这种改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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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像这样的在基本上为统治者打算的变法自然不能使下层人民感到满意。纵然一时在人民中造成一些幻想，但是当人民发现他们仍旧是在被勒索、被压榨，他们对于变法自然失掉了兴趣，而当加在他们身上的勒索和压榨，在新的法规下日益增加的时候，他们的愤恨也更增加了。——史书中所载在王莽、王安石新政实行时，下层人民中怨言已盛起，那并不全是反对者所捏造的。既不是真正为了人民，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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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变法运动，在上层社会统治中也行不通。因为这虽然是为整个统治者地位打算，但统治者集团中的每个人却都是死死看着个人的眼前利益的。王莽想限制土地的兼并，王安石也想取消大地主不纳赋税的权利，他们又都想限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这些正是触犯了官僚大地主富豪的眼前利益的。他们要把这些有权势的私家所得的利益集中在政府手里，这更引起了愤慨和反对。既然变法运动本不敢和现存的统治集团对立，因此一遇到这方面来的反对，就只得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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