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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些变法运动，其实说不上是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特别是从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立场上提出的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做某一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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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是彻底的改革，但若认真执行，也未始不能收到一些预期的改良效果吧，也未始不能对统治者垂危的生命挽救于一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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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不能够认真执行这种改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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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像这样的在基本上为统治者打算的变法自然不能使下层人民感到满意。纵然一时在人民中造成一些幻想，但是当人民发现他们仍旧是在被勒索、被压榨，他们对于变法自然失掉了兴趣，而当加在他们身上的勒索和压榨，在新的法规下日益增加的时候，他们的愤恨也更增加了。——史书中所载在王莽、王安石新政实行时，下层人民中怨言已盛起，那并不全是反对者所捏造的。既不是真正为了人民，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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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变法运动，在上层社会统治中也行不通。因为这虽然是为整个统治者地位打算，但统治者集团中的每个人却都是死死看着个人的眼前利益的。王莽想限制土地的兼并，王安石也想取消大地主不纳赋税的权利，他们又都想限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这些正是触犯了官僚大地主富豪的眼前利益的。他们要把这些有权势的私家所得的利益集中在政府手里，这更引起了愤慨和反对。既然变法运动本不敢和现存的统治集团对立，因此一遇到这方面来的反对，就只得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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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纵使不让步取消，变法运动也进行不下去。因为既然没有铲除官僚机构，并且要依靠这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正是为地主富豪势力所支配的，它决不会来认真执行损害自己利益的政策。一件件的新法，通过官僚机构，或者只是虚应故事，一点没有实行，或者在实行中，反而给官僚们增加了营私舞弊、中饱谋利的机会。后人批评王安石不善于用人，用了许多奸邪小人来行新法，以致失败。这其实并不是能否用人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不能脱离旧官僚机构。这官僚机构中多数人直接反对他攻击他，使他失败，而有些企图乘机钻营，投机取巧的官僚就来附和新政，使新政所企图的一点改良作用也完全看不见，结果也是使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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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救危局，从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但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不能认真执行。他们自己扼杀了自己所提出的改良政策。他们没有能力来挽救自己。当改良政策宣告失败后，他们在实际上所走的道路就只能是坐看危机的增加，一切守旧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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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三、在不变中坐候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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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旧不变是渗透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集团中的一般的精神。他们用守旧不变的方针来对抗下层人民的反叛，对抗客观形势的变动，对抗在自己集团内部轻言改变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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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按照老办法来做，一切按照“祖宗成规”进行，一切保持从来袭用的传统规矩——这被认为最妥当不过的事。固然封建时代的下层人民因为受着愚民政策的欺蒙，因为过着落后的经济生活，其行动与意识也常是保守的、守旧的，但是对于下层人民，维持现状就是继续受苦受难的意思，而对于上层统治社会，守旧不变却意味着继续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特权。所以从下层人民中终于要爆发出打破现状的行动，而上层社会却到死也要坚持守旧不变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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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纵然已经十分残败，但在这残败的现状中，他们还能享受富贵尊荣。他们拒绝任何一点变动，他们生怕那一点变动会把他们带到不可测的前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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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机构正是为了达成维持现状、守旧不变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那就是我们曾谈过的官僚制度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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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话是针对官僚制度而言的。官僚的特性就是只做官，不做事。所谓不做事并非真的什么事不做，而是让一切都按照老规矩进行。随便举一个例，像东汉晚年有个人，叫做胡广，接连在六个皇帝手下做了二十年大官，但一点政绩也没有。民间传诵道：“万事不理问伯始（伯始是胡广的字），天下中庸有胡公。”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做事的官。但这时却正是天下动乱、东汉衰亡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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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统治集团中，变法运动虽不过是极有限度的改良主义，但也很要有些勇气才能提出。所以对王安石这样的人，我们仍不能不表示敬意。北宋的统治集团中是充满了因循怕事的官僚的。譬如在真宗时的宰相王旦，号称局量宽大，从不发怒，对任何政事，都力求避免招怨。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做什么改革事业，然而他在当时却被颂为贤相。反对王安石的守旧派中有吕公著其人，是有名的“口不谈是非”的人，也做到宰相。对于一切事不作是非判别，其实就是承认现状是最好、最合理，因此，在实际上他是站在革新派的反对阵营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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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选拔官员一向总是选所谓老成稳健之士，所以朝廷中就充满了须发苍苍、暮气沉沉的人，两眼只看过去，遇事但求守旧，他们自己力求不做事，不惹是生非，而一看见有人出来稍微有些改革的主张，就群起而攻之。这情形固不仅宋朝如此。梁启超在清末，曾以生动的笔调描写当时守旧腐败的官僚集团，他说，这些老朽的官僚，“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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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乞儿拾到金子，死命坚持不放的譬喻来说明封建统治者的守旧，是很适合的。宋朝从开国以来，国势就在不安振荡中，清末更是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之时。对于统治者，这都是“轰雷盘旋其顶上”的危险时候，也就是他们手中的“金子”随时可能失掉的时候。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因为他们心里惧怕，所以就越是要选择所谓“老成持重”的人来做政治人物，以求苟延现状，而排斥任何敢于轻言改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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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那种牵涉范围较广的变法运动会在统治集团中引起普遍的愤怒，就是任何一点小事，也不是可以轻易更动的。试看清末上层社会中的守旧势力是如何顽强地排斥任何新的事物，他们反对使用洋枪，反对开工厂，反对谈“西学”，反对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认为这一切都是“于古无据”“破坏祖宗法制”的。封建统治者愈是到了面临崩溃危机时，愈是害怕变动，“杯弓蛇影”，最无关重要的变动也会使他们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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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守旧不变，并不是因为他强，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腐败无能，因为他常常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不稳定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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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上也有些事实，似乎可以证明封建统治者并不是绝对不能主动地实行变制。譬如关于选官制度，我们曾谈到由荐举征辟制变为科举考试制；关于赋税制度，我们曾谈到由租庸调制变为两税制；关于军队制度，也有“府兵”“禁军”“卫所”这种种变动。这些都是由统治者自动造成的变革。——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些变动不过是形式上的变动，对于事情的实质是没有什么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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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种局部的制度上的变动，也还是在客观形势逼迫统治者到万不得已时才实行的。荐举制发展为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只有贵族世家才能做官，到了唐初，经过许多变乱，旧贵族势力衰退，无力控制局面，上层社会中涌现了许多新的力量。这时旧制度事实上已不能继存，所以非有新制度产生不可。其他制度改变也是如此。在“租庸调制”实际上已经崩坏的时候，才有“两税制”之创行；在“府兵制”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地方军阀各拥私军，中央也不得不建立新军，于是统治者也就只好承认这新制度。所以这一切制度变动，与其说是有意识的改良办法，无宁说是一种补苴弥缝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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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状已经残破的时候，用补苴弥缝的手段也是维持不下去的。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府兵制都崩坏了，因为统治力还没有完全瓦解，所以还能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找到些新办法，力求弥缝，暂度难关。弥缝的结果不过是使唐政权在风雨飘摇当中多拖了一个时期。而当一个政权到了最后垂危的时候，那就连补苴弥缝的能力也没有了，只好死死抱着老办法，坐等灭亡。我们以前曾谈到南宋、南明这种在外寇前“偏安”的小朝廷，是最显著地表现了坐以待毙的情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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