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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纵然已经十分残败，但在这残败的现状中，他们还能享受富贵尊荣。他们拒绝任何一点变动，他们生怕那一点变动会把他们带到不可测的前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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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机构正是为了达成维持现状、守旧不变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那就是我们曾谈过的官僚制度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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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话是针对官僚制度而言的。官僚的特性就是只做官，不做事。所谓不做事并非真的什么事不做，而是让一切都按照老规矩进行。随便举一个例，像东汉晚年有个人，叫做胡广，接连在六个皇帝手下做了二十年大官，但一点政绩也没有。民间传诵道：“万事不理问伯始（伯始是胡广的字），天下中庸有胡公。”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做事的官。但这时却正是天下动乱、东汉衰亡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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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统治集团中，变法运动虽不过是极有限度的改良主义，但也很要有些勇气才能提出。所以对王安石这样的人，我们仍不能不表示敬意。北宋的统治集团中是充满了因循怕事的官僚的。譬如在真宗时的宰相王旦，号称局量宽大，从不发怒，对任何政事，都力求避免招怨。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做什么改革事业，然而他在当时却被颂为贤相。反对王安石的守旧派中有吕公著其人，是有名的“口不谈是非”的人，也做到宰相。对于一切事不作是非判别，其实就是承认现状是最好、最合理，因此，在实际上他是站在革新派的反对阵营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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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选拔官员一向总是选所谓老成稳健之士，所以朝廷中就充满了须发苍苍、暮气沉沉的人，两眼只看过去，遇事但求守旧，他们自己力求不做事，不惹是生非，而一看见有人出来稍微有些改革的主张，就群起而攻之。这情形固不仅宋朝如此。梁启超在清末，曾以生动的笔调描写当时守旧腐败的官僚集团，他说，这些老朽的官僚，“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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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乞儿拾到金子，死命坚持不放的譬喻来说明封建统治者的守旧，是很适合的。宋朝从开国以来，国势就在不安振荡中，清末更是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之时。对于统治者，这都是“轰雷盘旋其顶上”的危险时候，也就是他们手中的“金子”随时可能失掉的时候。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因为他们心里惧怕，所以就越是要选择所谓“老成持重”的人来做政治人物，以求苟延现状，而排斥任何敢于轻言改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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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那种牵涉范围较广的变法运动会在统治集团中引起普遍的愤怒，就是任何一点小事，也不是可以轻易更动的。试看清末上层社会中的守旧势力是如何顽强地排斥任何新的事物，他们反对使用洋枪，反对开工厂，反对谈“西学”，反对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认为这一切都是“于古无据”“破坏祖宗法制”的。封建统治者愈是到了面临崩溃危机时，愈是害怕变动，“杯弓蛇影”，最无关重要的变动也会使他们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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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守旧不变，并不是因为他强，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腐败无能，因为他常常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不稳定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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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上也有些事实，似乎可以证明封建统治者并不是绝对不能主动地实行变制。譬如关于选官制度，我们曾谈到由荐举征辟制变为科举考试制；关于赋税制度，我们曾谈到由租庸调制变为两税制；关于军队制度，也有“府兵”“禁军”“卫所”这种种变动。这些都是由统治者自动造成的变革。——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些变动不过是形式上的变动，对于事情的实质是没有什么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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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种局部的制度上的变动，也还是在客观形势逼迫统治者到万不得已时才实行的。荐举制发展为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只有贵族世家才能做官，到了唐初，经过许多变乱，旧贵族势力衰退，无力控制局面，上层社会中涌现了许多新的力量。这时旧制度事实上已不能继存，所以非有新制度产生不可。其他制度改变也是如此。在“租庸调制”实际上已经崩坏的时候，才有“两税制”之创行；在“府兵制”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地方军阀各拥私军，中央也不得不建立新军，于是统治者也就只好承认这新制度。所以这一切制度变动，与其说是有意识的改良办法，无宁说是一种补苴弥缝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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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状已经残破的时候，用补苴弥缝的手段也是维持不下去的。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府兵制都崩坏了，因为统治力还没有完全瓦解，所以还能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找到些新办法，力求弥缝，暂度难关。弥缝的结果不过是使唐政权在风雨飘摇当中多拖了一个时期。而当一个政权到了最后垂危的时候，那就连补苴弥缝的能力也没有了，只好死死抱着老办法，坐等灭亡。我们以前曾谈到南宋、南明这种在外寇前“偏安”的小朝廷，是最显著地表现了坐以待毙的情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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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四、历史不会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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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旧不变的政策压制不了在激荡变动着的客观形势。纵然表面上还能一时苟安残局，但实际上，一切变动在暗中酝酿发展，终于要爆发出来，一旦爆发，便来得更加猛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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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旧不变的政策使封建专制统治者所遭遇到的困难和危机日益加深，同时就使它的主观的力量不断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的意志和力量更加不能统一，内部的矛盾和纠纷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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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主义的变法运动在守旧的势力下被扼杀，不但未收改良的效果，反而增加统治集团内部的紊乱。在每一个朝代将灭亡之前，并不都有变法运动（有时连敢于提出改良政策的人都没有），却总是有纷纷扰扰的政争。这些政争中常常并没有政治主张上的明显差别，却只标榜着道德上“小人”“君子”之争，实际上是带着抱私怨、逞私见、营私利的色彩。他们眼看危机在前，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只以互相攻讦推诿责任。他们抱浑水摸鱼的打算，乘变乱日迫的局面，赶快多给自己扒进私利。北宋的政争，起初还是政策上的新派和旧派之争，随后也变成官僚集团中的混斗。在东汉末年，唐末年，明末年，也都发生过党争，皇室、太监、官僚、士大夫都参加在内，每次扰攘数十年之久，一直到这些朝代灭亡时才歇。这里不必来细说，也不必来分别这些政争中的是非清浊。固然其中有些人可说是比较正直的，有些人只是邪恶小人，但就是所谓正直君子也只是在纷乱时局中惟求维持现状，提不出改革改良办法的人。论者多以为这种党争是促成朝代衰亡的原因之一，其实这是封建统治集团面临绝境无出路，一心想守旧不变，但又失掉自信的时候，内部涣散混乱的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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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想维持整个秩序不变，但就是他自己内部的秩序也维持不了。结果自然逃不了灭亡的命运。或者是异族大举入侵，或者是农民武装大举起义，或者二者同时交错着发生。——他自己不愿意变，不能变，客观形势、人民力量就变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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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两千年中，变动无论怎样激烈，究竟没有根本结束封建专制时代。经过每一次野蛮部族大破坏或农民革命大扫荡后，再建起来的仍旧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秩序。旧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跌下去了，新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又在同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站了起来。还有些官僚地主虽经变乱，仍能随机应变，继续享有着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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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末，却真正遇到空前大变的形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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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人常说，他们所面对着的是二千年来或四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这话是对的，虽然他们并不了解这变局的性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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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遇到了从海上来的西方侵略力量，这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异族侵略不同。他们用大炮轰开了这古老帝国的门户后，更挟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经济力量涌入。他们起初输入大量商品——从鸦片到棉布，后来（1900年后）更输入资本在中国购原料、办工厂。受着这种刺激，中国人自己也有投资办工业的了。无论守旧者如何反对，机器、铁路、工厂这些从来没有过的新东西，陆陆续续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了。这样，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在中国开始发生，虽然是非常缓慢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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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立即造成两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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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廉价的工业制造品输入农村，农民的手工副业受到打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被破坏了。农民所受到的剥削加重，农民的苦难加深。农村经济加速度地崩溃，这样就使封建专制主义自下而上的基础更加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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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物质力量。在这基础上，产生了反对旧政治的新的社会力量。现在革命力量中，不只是农民而且渐渐有新兴的资产者和工人了。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思想从西方传来，传播在民间，更使新的革命力量扩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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