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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镜子的故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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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楼上展览除战国镜子外,另外还有很多精美汉唐镜子,其中有四面镜子,在镜子工艺和应用发展历史中,各占不同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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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一 华东区浙江大学出土的西王母画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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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历史发展说来,中国的青铜器时代,结束于战国。这并不是说战国以后就没有青铜艺术。秦汉以来,铁工具已经成了主要生产工具,饮食日用器具或特别用具,漆器和釉陶的使用又日益普遍,再不是青铜器独占的局面。因此青铜器失去了过去的特别重要地位。这是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但青铜器物在社会上却依然有它的广泛需要。使用范围并不缩小,还更加普遍了。我们从墓葬遗物中就容易看出。日用器物如辘轳灯、烛盘、熨斗、香炉、酒枪、带钩、弩机、熊虎镇、小刀、剪子,和小型车马明器中用的种种金铜什件,大件器物如鼎、豆、甑、壶、钟、釜、、酒、堂狼洗、车上什件、帐杂件、度量衡器,大都还是用铜作的。而且有些还加工作得特别精致。不过除堂狼洗铸有鱼羊类花纹,带钩、弩机,和一部分用器,有用錾金银花新技术表现,辘轳灯和熊虎镇子仿像生物,可代表汉代立体雕刻,其余铜器多只用简单带纹装饰,有的还毫无装饰。但也有新的发展部分,就是用手工精细刻镂,代替了商周以来旧法的模铸,图案也由对称定型,变而为自由、活泼,和逼真生动。这种技术发展于战国,盛行于汉代。来源有可能是先从南方流行,才遍及国内各地(这次中南区衡阳工地汉墓出土一份细刻花纹铜器,和许多仿铜青釉刻花陶器,是最好的代表)。另外又发展了铜上镀金的工艺,古名“鋈续”,意思是把金汁倒到其他金属上面去,后世通名“鎏金”(图十二)。其实是用汞类作媒触剂完成的。起始只用于战国末期的小件犀比带钩上,可知技术还相当困难。到汉代,因社会重视金银,才促进了技术发展,广泛应用到各种铜器上去。例如那种精细刻镂水云鸟兽花纹,面径六七寸大的铜洗,制作就格外讲究。这种新型工艺美术品,当时可能是和金银钼漆器奁具配成一套使用的。在漆器中,新发展的金银钼器,必有带式装饰,精美的多用纯金银或错金银法作成,比较一般性的,也在铜上鎏金。这种附件既增加了夹纻漆器的坚固性,又增加了它的美术效果,汉代“钼器”是由此得名的。不过继承了青铜工艺模铸技法的固有长处,在花纹方面而加以新发展的,主要却是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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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汉鎏金规矩纹铜镜,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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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一提起镜子,不说“秦镜”,必说“汉镜”、“唐镜”。西汉早年的镜子,本和战国楚式镜或一般所谓“秦镜”不容易区别。前代镜样到西汉还流行,是过去人容易把它时代混淆通称“秦镜”或“汉镜”的原因。特别是内沿方框作十二字铭文,字体具秦刻石遗意,花纹如楚式镜中的云龙镜,过去人都认为是标准“秦镜”的,从铭文所表示的思想情感看来,大致还是西汉初期也流行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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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明标志出早期汉镜工艺造形特征的,约计有五方面:一、花纹中已无辅助地纹,二、镜面起始加上种种表示愿望的铭文(早期字体比一般秦刻石还古质,西汉末才用隶书),三、镜背穿带部分由桥梁式简化为骨朵式,四、边沿不再上卷,胎质比较厚实,五、除错金银镜外,还有了漆背金银平脱和贴金、鎏金镜子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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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前四种特征的汉镜,如把它和战国楚式镜比较,会觉得汉镜简朴有余而艺术不高。第五种近于新成就,如这次长沙出土柜中新补充的两面西汉末加金镜,一个系薄金片贴上,一个系鎏金,在技术上是重要的,但数量并不多,缺少一般代表性。有一点十分重要,即是出土地依然还在南方,可知加金技术经南方发展是有道理的。早期汉镜花纹图案的简化,和小型镜子出土比较多,显示出社会在发展中。上层艺术性要求不太高,而一般使用已日益普遍,这类镜子的产生,是由实用出发而来的。武帝以来,生产有了新的发展,社会政治日益变化,宗教巫术空气浓厚,装饰艺术用比较复杂形式反映到镜面上,和成定型的云中四神内方外圆的规矩镜,才用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东汉以来,神仙信仰加强,并且解除了巫蛊禁忌,故事传说日益普遍,神人仙真于是才上了镜面,镜子的使用,也由实用以外兼具有辟邪意味,和长生愿望了(这类镜子这次陈列是有很多具代表性的)。这还仅只就花纹图案一方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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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镜问题在铭文。大约而言,也可分作两大类,即三、四言和七言。从内容区别,有四种不同代表格式。第一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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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富贵,乐无事,宜酒食,日有憙。”十二字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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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八字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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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可说是标准汉人“功利思想”的反映。后一种,已可看出汉代人正式用镜子作男女彼此间赠答礼物的习惯。也有具政治性的,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近于当时阴阳术士的谶语,或在成哀之际出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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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最短的只四个字,种类极多,计有“家常富贵”、“长宜子孙”、“长宜高官”、“长毋相忘”、“位至三公”、“长乐未央”等等格式,虽同用四字铭文,却表现不同思想情感,反映于式样不同镜面上。“家常富贵”多小型镜,制作极简,近于民间用品。“长宜高官”、“长宜子孙”多大型,花纹虽同样简朴,制作却十分完整。“长乐未央”还具战国镜式花纹和形制,多小型,四小字平列在花纹一方,近于秦汉之际宫廷式样。“长毋相忘”有各种不同格式,可看出是一般中等社会通常用品,纹饰虽简单,铸模却精致,切于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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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七言铭文的,由骚赋文体出发,近于七言诗的前身,极常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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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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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巧工作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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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式文字安排有作一圈的,有分作两层的。从文体看可以明白它实远受屈宋骚赋影响,近接司马相如枚乘等文赋,可说是骚赋情感在镜铭上的反映。铭文内容含义,因此可说有政治也有爱情。除铭文之外几乎无其他花纹,小型的铜质格外精美。后一式时代或稍晚些,一般多认为是王莽时官工镜。完全显明具政治性的,有“胡虏殄灭四夷服,天下人民多康宁”等语句,本来应当和汉武帝在中国边境的军事行动不可分。但是出土遗物时代都比较晚(用图案表现战事的还更晚,又不和铭文结合)。和二式同出现于西汉末王莽时代,现在一般还认为是王莽时官工造镜。有具年款的,一般多不刊年款。表示宗教情感和长生愿望铭文同在一处,最著名的是“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铭文中一面指明这种镜式最先必出于官工制作,一面更反映《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所提起过的“神仙好楼居,食脯枣”等等方士传说在汉代的发展和影响。这种神仙思想,影响到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例如对于中国建筑艺术,就因此发展了向上高升的崇楼杰阁结构。如汉人文献记载,武帝时宫中井幹楼,别风阙,都高达五十丈,鸿台高四十丈,金凤阙、蜚廉观各高二十五丈,渐台高二十丈,通天台还高及百丈,云雨多出其下。汉武帝在通天台上举行祀太乙仪式时,用太祝领导八岁童女三百人,各着彩绣衣服,在上面歌舞,壮伟动人景象可想而知。这种风气反映到东汉中等人家墓葬中,也不断发现有高及数尺三层叠起的灰陶和釉陶楼房,从结构上看,可能和用博山炉一样,还是让死者升天和“王乔”、“赤松子”不死意义。至于反映于社会一般装饰彩画上,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主题画地位的确定,和由“海上三山”神话传说而来的仙人云气、鸿雁麋鹿,气韵飘逸色彩绚丽的装饰花纹,应用到金银错、彩漆、丝绸和铜、陶、玉、木、石等等雕刻工艺中,都得到极高度的成就。特别是两件金银错兵器附件上的花纹,并且可作古代谈养生导引“熊经鸟申”五禽之戏的形象注释。他的产生早可到秦始皇,作为巡行的兵卫仪仗使用,晚到汉武帝,是文成五利手中所执的法物!在新的器物制作上,除完全写实的金铜熊、羊、辟邪,更有各种式样的透空雕花博山香炉的产生,珍贵的多用纯金银作成,最常见是青铜的。这种社会风习反映到镜鉴上,也作成图案设计的主题。不过镜面既受型范技术限制,又受圆形面积限制,更重要镜子是日用品,要求数量多,因此虽刻画得依然如“生龙活虎”,比较起来,究竟不能如其他工艺富于活泼生命。惟汉镜时代特征,却依然反映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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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神仙思想主要是长生希望,铭文表示向天许愿长保双亲康宁的,多和“上有仙人不知老”等铭文在一道。向神仙求福本是宗教情感的表现,但这种孝子思想,却又和东汉儒学提倡孝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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