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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划时代的新型陶器,除实用外还十分结实美观,这也正是中国陶瓷传统的优点。这时节还有一种和陶釉有密切联系的工艺生产,即玻璃器的制作,同样有较多方面的展开。小件彩琉璃珠装饰品,各地汉墓中都陆续有发现(西北新疆沙漠废墟中,朝鲜汉代人坟墓里,长沙东汉墓等都陆续有发现),其中做得格外精美的,是一种小喇叭花式明蓝色的耳珰,和粉紫色长方柱形器物。仿玉色做成的料璧,即《汉书》中说的“璧琉璃”,也常和其他文物在汉墓中出现。又如当时最见时髦性的玉具剑,剑柄剑鞘用四五种玉,也有用玉色琉璃做的。至于各色玻璃碗,史传中虽提起过,实物发现的时代,却似乎稍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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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汉代绿釉陶器到宋代的官、钧、安、汝四种著名世界的青白瓷器,中间却有约八百年一段长时间,中国陶瓷发展的情形,我们不明白。它的进步过程,在文献上虽有些记载,实物知识可极贫乏。因此赏鉴家叙述中国瓷器发展史时,由于知识限制,多把宋瓷当成一个分界点,以前种种只是简简单单胡胡涂涂交代过去。一千七百年前的晋代人,文件中虽提起过中国南方出产的东瓯、白坩和缥青瓷,可无人能知道白坩和缥青瓷的正确釉色、品质和式样。中国人喝茶的习惯,南方人起始于晋代,东瓯、白坩即用于喝茶。南北普遍喝茶成为风气是中唐以后,当时有个喝茶的内行陆羽,著了一部《茶经》,提起过唐代各地茶具名瓷,虽说起越州青瓷如玉,邢州白瓷如雪,同受天下人重视;四川大邑白瓷,又因杜甫诗介绍而著名;到唐末五代,江浙还出产过一种秘色瓷,和北方传说的柴世宗皇帝造的雨过天青柴窑瓷,遥遥相对,都是著名作品,可是这些瓷器的真实具体情况,知道的人是不多的。经过历史上几回大变故,例如宋代为辽金的战事所破坏,元代一百年的暴力统治,因此明代以来的记载,就更加不具体。著名世界的公家收藏如故宫博物院对于旧瓷定名,也因之无一定标准。问题的逐渐得到解决,是由一系列的新发现,帮助启发了我们,才慢慢搞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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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一九三〇年前后,河南安阳隋代古墓的开发得到了一份陶器,极引人注意的,是几个灰青釉四个小耳的罐子,和几个白瓷小杯子。墓志写明这坟里的死人名叫卜仁,是隋仁寿三年埋葬的。重要处是青釉瓷和汉绿釉发生了联系,白釉瓷杯还是新记录。差不多同时,中国南方古越州窑的种种,经过陈万里先生的调查收集,编印了一部《越器图录》,也初步丰富了我们许多越系青瓷的知识。特别重要是一九三六年以来,浙江绍兴地方因修公路挖了约三千座古墓,墓中大量青瓷的发现和墓中出土的有字坟砖,刻画人物车马的青铜镜子,经过一九三七年《文澜学报》上的报告,让我们明白这份青瓷的时代,实包括了由三国时东吴一直到唐代,前后约六百年,标准的缥青瓷和越青瓷,都可从这份瓷器中得到实物印证。这前后六百年中国南方绿釉瓷的发展史的空隙,就和有了一道桥梁一样,前后贯串起来了。也因此明白此后宋代南方生产驰名世界的哥窑和龙泉窑,修内司官窑,都有了个来龙去脉,不是凭空创造,被人当成奇迹看待。优秀传统底子,所以它的发展,倒是历史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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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北方青瓷的发展,从汉代到隋代,中间依然还有五百年的空隙,无从填满。北方古董店虽常有一种灰青釉或翠青釉瓶罐杂器,从胎质、釉色、纹片看来,都比唐代白瓷器旧些,比汉釉陶又似乎晚些,一般人常叫它做“古青瓷”。真正时代却无人知道。另外即五代后周柴氏在显德中烧造的柴窑,因传说中的“雨过天青”釉色而著名。明清人笔记辗转抄引,更增加了它的地位,可是却有名无实。明代以来记载,矛盾百出,看不出真正问题。种种附会随之而来,假柴窑因此南北流行。廓清这种传说和伪托,也是要从地下新的发现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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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为社会带来了无限光明的希望,对于中国陶瓷史的知识,也得到了一种新的光明照耀,豁然开朗。一九五〇年,华北人民政府拨给历史博物馆一大批文物,其中有一份陶瓷,是河北省景县人民发掘出土的。器物中有孔雀绿釉,有栗壳黄釉,还有很多浅青釉和淡黄釉的杯碗,一件豆青杂釉的高脚盘,三个高约三尺堆雕莲花大型青釉尊,和一蓝一白两个玻璃碗。若仅此完事,我们还会以为大致是唐宋之际的东西。可是另外还有一些素铜器和素陶器,陶骑士俑和男女俑,都可证明确是北魏以来遗物。更重要的是两方墓志和几方铜印,让我们明白,原来还是一千五六百年前南北史中有名的封家墓葬中器物!这一来,一道新的桥梁,把北方青瓷发展历史,也完全沟通了。这份陶瓷从釉色,从式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确实的物证,不啻告诉我们,它既上承汉代青黄釉陶的优秀传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下还启发了隋唐二代北方的三彩陶和邢州白釉瓷,宋代官、汝、定诸瓷,一直向前迈进。同时把明代人对于柴窑所加的形容,“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黄土”和“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也借此明白,原来形容的大都是这种六朝瓷器。特别难得的计两种器物,一件是灰青釉堆雕莲花大尊,在造型设计和配釉技术上,都完全打破了旧记录,达到那个时代极高的成就。造型设计且掺杂了些印度或罗马雕刻风格,可见出文化上的综合性。其次是两个玻璃碗,虽出于北朝人坟墓中,碗的形状及下部网式纹饰,和西北出土的汉代漆筒子杯花纹倒极相近。自汉代以来,统治阶级大都讲究服药,晋代著名方士葛洪著的《抱朴子》,就提起过服神仙长生药,是要用极贵重的琉璃碗或云母碗的。这种琉璃碗在河北省出土,还是中国地下材料的崭新记录。因此这份文物,不仅可作汉隋之间数百年间北方陶瓷历史的新桥梁,还更深一层启示了我们,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性是永远在发展中,且不断会有新的东西,从一个传统肥沃土壤中生长的。我们读历史,就知道这个时代正是住居黄河流域的北中国人民,遭受西部羌胡民族长期战争的蹂躏,本来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人民基本手工业生产,也大都被破坏垂尽的时期。陶瓷工人在这种万分困难悲惨情况下,对于陶瓷的生产,不仅并未把原有优良技术失坠,还继续不断讲求进步,得到如此惊人的成就。另一面,又因此知道,唐三彩陶和白釉陶瓷,都无一不是从原有基础上逐渐改进,北宋在河南河北出产的官、钧(图二十三)、定、汝四大名瓷的成就以及民间窑瓷器能产生如磁州窑和当阳峪窑、临汝窑诸瓷,作为百花齐放的状态,也无一不是在一定程度中慢慢提高,并非突然产生。总之,这份六朝青瓷的发现,对于中国陶瓷美术工艺的研究,实在太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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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三 北宋 钧窑盘,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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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上种种叙述,我们已比较具体把中国由商代到唐初伟大陶瓷工艺的发展过程以及近五十年发现过程,得到一个简要明确的印象。还借此知道,中国陶瓷过去其所以能在世界陶瓷业中居领导地位,实有两种重要原因:一、生产方式中,很早就已分工组织,到目前为止,分工合作的生产方法,还是比其他手工业生产或半机制工业生产,细密而具体;二、聪敏伟大的陶瓷工人,不问是某一部门的工作,都是非常尊重传统的优良技术和切实有用经验的。因为他们深深明白,如何从民族遗产学习,不断改进生产的技术,又勇于作种种新的试验,方能在历史发展每一段落中,都取得非常光辉的新成就。这两种长处,即到如今还依然好好保持下来,并未失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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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古代人的穿衣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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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穿衣服事情,我们过去所知并不多,文献上虽留下许多记载,只因日子太久,引书证书,辗转附会,越来越不易清楚了。幸亏近年考古学家的努力,从地下挖出了大量古文物,可作参考比较,我们才得到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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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到西周、春秋、战国,前后约一千年,大致可以分作三个历史阶段看它的演变。较早时期,除特殊人物在特种情形下的衣服式样,我们还不大明确,至于一般统治者和奴隶,衣长齐膝似乎是一种通例。由此得知,汉代石刻作的大禹像和几个历史上名王名臣像,倒还有些古意,非完全出于猜想。因为至少三千年前的商代人,就多是这个样子了。当时人已穿裤子,比后人说的也早过一千年。商代人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术的进展,丝、麻已占特别重要地位,奴隶主和贵族,平时常穿彩色丝绸衣服,还加上种种织绣花纹,用个宽宽的花带子束腰。奴隶或平民,则穿本色布衣或粗毛布衣。贵族男子头上已常戴帽子,是平顶筒子式(图二十四),用丝绸作成,直流行到春秋战国不废。女人有把发上拢成髻,横贯一支骨簪的。也有用骨或玉作成双笄,顶端雕刻个寸来大小鸟形(鸳鸯或凤凰)两两相对,斜插头顶两侧,下垂卷发齐肩,颈项上挂一串杂色闪光玉石珠管串饰。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妲己当时大致就应这么打扮。女子成年才加笄,所以称“及笄”,表示可以成婚。小孩子已有头顶上梳两个小角儿习惯,较大的可能还是编辫发。平民或奴隶有裹巾子作羊角旋斜盘向上的,有包头以后再平搭折成一方角的,还有其他好些样式,都反映在玉、铜、陶人形俑上。样子多和现在西南居住的苗、瑶族情形差不多(这不是偶然巧合,事实上很多三千年前古代图案花纹还可从西南兄弟民族编织物上发现)。许多野生植物如槐花、栀子、橡斗已用来做染料,并且还种植了蓝草,能染出各种不同的青蓝色,种茜草和紫草专染红、紫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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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四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跪坐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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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称周公制礼,衣分等级和不同用场,就是其中一项看得十分重要的事情。衣服日益宽大,穿的人也日益增多,并且当成一种新的制度看待,等级分明大致是从西周开始。统治者当时除大量占有奴隶外,还向所有平民征税,成丁人口每年必贡布二匹和一定粮食,布匹织得不合规格的不许出卖也不能纳税,聚敛日多,才能穿上宽袍大袖的衣服坐而论道。帝王和大臣,为表示尊贵和威严,祭天礼地和婚丧大事,袍服必更加庄严且照需要分别不同颜色,有些文献还提起过,天子出行也得按时令定方向,穿上不同颜色衣服,备上相当颜色车马,一切都得相互配合。皮毛衣服也按等级穿,不能逾越制度。即或是猎户猎得的珍贵狐、獭、貂、鼠,也得全部贡献给统治者,私下不许随便使用或出卖。照周代制度,七十岁以上老百姓,可以穿丝绸和吃肉,但是能照制度得到好处的人事实不会多。至于一般百姓,自然还是只能穿本色麻布或粗毛布衣服,极贫困的就只好穿那种草编的“牛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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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到西周以后变动虽大,有些方面却又不大。比如作战时武将头上戴的铜盔,从商到战国,就相差不多。甲的品种已加多了些,有犀甲、合甲、练甲,后来还发明了铁甲,最讲究贵重的是犀甲,用犀牛皮做成,上面用彩漆画出种种花纹。因为兼并战争越来越多,兵器也越来越精利,且有新兵器剑和弩机出现,甲不坚实就不抵用,“坚甲利兵”的话就由此而来。矛既十分锋利,盾也非常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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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周初制度,当时把全国分划成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邦国,每一个地方设一统治者,用三种特殊身份的人去担任:一是王族子弟,如召伯封于燕、周公父子封于鲁;二是有功于国家的大臣,如姜尚封于齐、熊绎封于楚;三是前代王朝子孙。这些人赴任时,除了照例可得许多奴隶,还可得一些美丽的玉器,一份精美讲究的青铜祭器和日用饮食器,以及一些专作压迫人民工具的青铜兵器,用壮观瞻的车马旗帜,另外就是那份代表阶级身份的华美文绣丝绸衣服。虽然事隔两千多年,好些东西近年都被挖出来了,有的还保存得十分完整。丝绸衣服容易腐朽,因之这方面知识也不够全面。但是由于稍晚一些已流行用陶、木作俑代替生人殉葬,又在其他材料中还保存不少形象资料,加以综合分析,比较真实情形,就慢慢的逐渐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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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发展和社会制度有密切联系,也反映了生产发展,衣服日益讲究,数量又加多,是和社会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比如商代能穿丝绸衣服的,究竟还是少数,到西周情形便不同了,成王及周公个人,不一定比纣王穿着更奢侈,但是各地大小邦国封君,穿衣打扮却都有了种种不同排场。地方条件较好的,无疑更容易把衣服、帷帐、茵褥,做得格外华丽精美。到春秋战国时,政权下移,周王室已等于虚设,且穷得无以复加。然后五霸七雄,各自发展生产,冶铜铁,修水利,平时重商品流通,战时兼并弱小,掠夺财富,对大量技术工人的掠夺占有,更促进了工艺技巧的提高,他们彼此在各方面技术的竞争,反映到上层阶级的起居服用上,也格外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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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最讲究的时代是春秋战国。不仅统治者本人常常一身华服,即从臣客卿也是穿珠履,腰佩金玉,出入高车驷马。因为儒家说玉有七种品德,都是做人不可少的,于是“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影响到社会各方面,贵族不论男女,经常必佩带上几件美丽雕玉。剑是当时的新兵器,贵族为表示武勇,兼用自卫,又必佩带一把镶金嵌玉的玉具剑。当时还流行使用带钩,于是又用各种不同贵重材料,作成各种不同样子,有的用铁镶金嵌玉,有的用银镶玉嵌五彩玻璃珠,彼此争巧,日新月异。即或是打仗用的兵器,新出现的剑和发展中的戈矛,上面也多用细金银丝镶嵌成各种精美花纹和鸟兽形文字,盾牌也画上五彩云龙凤,并镶金镂银,男子头上戴的冠,更是件引人注目的东西,精细的用轻纱薄如蝉翼,华美的用金玉,有的还高高的如一个灯台(图二十五)。爱国诗人屈原,文章里就提起过这种奇服和高冠。鞋子用小鹿皮、丝绸或细草编成,底子有硬有软,贵重的还镶珠嵌玉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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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五 长沙马王堆出土帛画中的御龙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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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穿皮衣极重白狐裘,又轻又暖,价重千金。女子中还有用白狐皮镶有袖口衣缘作出锋,显得十分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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