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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南中国生产已有进一步发展,绿釉瓷的烧造也达到了完全成熟期。薄质丝绸和新兴造纸,更开始著闻全国。文献记载中虽叙述过用琉璃做种种器物(如庾翼在广州赠人白,似即白色料器),由于制作技术究竟比较复杂,并且烧造技术仅掌握在少数工人手里,成品虽美观,还是远不如当时在江浙能大量生产的缥青色釉薄质瓷器切合实用。又因政治上经过剧烈变化,正和其他文化成就一样,玻璃无法进一步发展,关于实物品质形式的知识我们也知道不多。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佛教迷信极盛时期,统治者企图借宗教来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识,大修庙宇,照史书记载,北朝统治者曾派白整督工七十万人修造洛阳伊阙佛寺。南朝的首都金陵相传也有五百座大庙,北朝的庙宇则有一千三百多个。此外还有云冈、敦煌、麦积山、天龙山、洛阳、青州、巩县等石窟建筑群。这时期的佛像以土木雕塑而成,而且都经常使用各色珠玉宝石、琉璃作璎珞装饰物。试从现存洞窟壁画雕塑装饰,如敦煌壁画近于斗帐的华盖、藻井部分边沿的流苏来看,还可想象得出当时彩琉璃珠的基本式样及其应用情形。隋代政府收藏的书画卷轴,照史志记载,也有用各色琉璃作轴头的。隋仁寿时李静训墓中几件水绿色玻璃器,是目前为止出土文物中最能说明当时生产水平的几件实物。《隋遗录》记载中提及的宫中明月珠,有可能即为如宋人笔记小说所说的一种白色新型大琉璃灯。所不同处,只是隋代还当成宫中奇宝,宋代则已为商店中招徕主顾之物。《隋书·何稠传》称曾发明绿瓷,历来学者多据这点文献材料,说绿瓷成于何稠。如以近年出土文物判断,则绿釉瓷北方早可到东汉永元,惟白瓷倒只在隋代初次出现,透明绿琉璃也在这一历史阶段到达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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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琉璃制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庙宇殿堂雕塑装饰更扩大了彩色琉璃的需要,根据《唐会要》和《唐六典》记载,除由政府专设“冶局”主持全国庙宇装饰佛像的琉璃生产外,日用器物中琉璃的使用,也日益增多。唐诗人如李白等,每用豪迈愉快感情歌颂现实生活时,提及西凉葡萄酒必兼及夜光杯或琉璃钟,此外琉璃窗、琉璃扉也常出现于诗文中。惟多近于从《艺文类聚》中掇拾《西京杂记》等文作辞章形容,不是事实。因直到晚唐苏鹗《杜阳杂编》记元载家红琉璃盘,还认为是重要宝物,可知珠玑易烧,大件瓶盘还不多见。又《唐六典》卷四说:“平民嫁女头上金银钗许用琉璃涂饰。”《唐六典》完成于天宝时代,可知当时一般小件琉璃应用的普遍程度。不过作器物的特种彩色琉璃,依旧似乎不怎么多。直到宋代,真腊贮猛火油和其他外来蔷薇露,还特别记载是用玻璃瓶贮藏,记大食传入中国贡品时,也曾提及许多种玻璃器。可知中国工人还不熟悉掌握这种烧造技术。这问题如孤立的从技术发展上来认识,是不易理解的,甚至于因此会使人对于战国、汉代以来琉璃生产的成就产生怀疑。但是如联系其他部门生产情形看,就可知道这种情况倒是十分自然的事。唐代瓷器的烧造,品质已十分精美。河北邢州的白质瓷器,和江南越州的绿釉瓷器生产品不仅具全国性,并且有大量成品向海外各国输出。又中国丝绸锦缎,原来就有一个更久远的优秀传统。发展到唐代,薄质纱罗由汉代的方孔纱到唐代的轻容、鲛绡,更有高度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多数应用的要求有密切关系,玻璃和陶器比较,技术处理远比陶器困难,应用价值却又不如陶器高,这是当时透明琉璃不容易向应用器物发展的原因。玻璃和薄质纱罗和纺织物比较,也是如此。薄纱中“轻容”,诗文中形容或称“雾縠”,显示质地细薄,已非一般人工可比。由于这类轻纱薄绢的生产,既结实又细致,甚至于影响到中国造纸工业的进展。例如五代以来虽有澄心堂纸的生产,在绘画应用上,却始终不能全代替细绢的地位。一般作灯笼、糊窗槅子,用纱罗早成社会习惯,而且在使用时具有种种便利条件,价值更远比玻璃低贱,这是使平板玻璃在唐代不容易得到发展的又一原因。因此直到晚唐《邺侯家乘》称代宗时岭南进九寸琉璃盘,又权臣元载家有径尺红琉璃盘,都认为是难得宝物。唐代重灯节,每到正月元宵全国举行灯节。当时政府所在地的长安灯节,更是辉煌壮观。据《朝野佥载》叙述,睿宗和武则天时灯有高及十丈延续百丈的。这种成组列的灯彩,个体多作圆形或多面球形的骨架,用薄纱糊就,画上种种花纹,灯旁四角还点缀种种彩色流苏珠翠。琉璃的使用,是作为灯旁装饰,灯的主要部分还是用纱。借此可知某一部门的生产,常常和其他部门生产相互制约,有些还出于经济原因。唐代镜子工艺可说是青铜工艺的尾声,然而也是压轴戏,许多作品真可说近于神工鬼斧,达到金属工艺浮雕技术最高水平。并且已经大量使用金银薄片镶嵌在镜子背面,制作了许多华丽秀美的高级艺术品外,还曾用彩色琉璃镶到镜子背上,得到非凡成功。可是却没有工人会想到把这种琉璃磨光,设法涂上磨镜药,即可创造出玻璃镜子。这种玻璃镜子直到一千年后才能产生出来,结束了青铜镜子延长约二千三百年的历史使命。仔细分析,还是受条件制约限制,即当时铸镜工艺优秀传统,已成习惯,而且十分经济,才不会考虑到还有其他更便宜的材料可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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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螺甸工艺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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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草稿应属于古代漆工艺史部分,举例虽较简略,还有代表性,提法也较新,可供漆工艺史或工艺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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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列说明,某一时期漆器或镶嵌器也应分明它前后有什么联系,从发展上说才有道理,孤立即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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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题于原稿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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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一 螺甸工艺的前期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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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工艺美术品展览会中,观众经常可见到一种螺蚌类镶嵌工艺品,一般多使用杂色小螺蚌,利用其本来不同色彩,及不同种类拼逗黏合而成花鸟山水,有的从赏玩艺术出发,做成种种挂屏、插屏、盘盒,有的又从日用目的出发,专做烟灰碟和其他小玩具,或精工美丽,或实用价廉,在国内外展出,都相当引人注意,得到一定好评。我国海岸线特别长,气候又温和适中,螺蚌种类极多,就原料说来,几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由广东到东北,沿海各都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对于这一部门工艺生产,如何加以发展,是个值得注意研究的问题。特别是这种取之无尽的原料,如能较好地和沿海几个都市同样富裕的童妇劳动力好好结合起来,它的前途实无限美好。将在旧有的螺甸工艺中,别出蹊径,自成一格,在赏玩艺术、实用艺术和玩具艺术生产中,都必然有广阔天地可供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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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工艺品展览中,在文物艺术博物馆中,在人大礼堂各客室和其他公共花园及私人客厅里,我们又经常可看到用薄薄蚌片镶嵌成种种山水、花鸟、人物故事画面的挂屏、插屏、条案、桌椅、衣柜、书架及大小不同的瓶、盒、箱、匣,不论是家具用具还是陈设品,花纹图案多形成一种带虹彩的珍珠光泽,十分美丽悦目。总名叫“螺甸”器。做得特别精美的,上面还加有金银,或和金银综合使用,则名叫“金银嵌软螺甸”。若系径寸大切磨略粗蚌片镶嵌面积较大花纹到箱柜上的,名叫“硬螺甸”。这种蚌片或在玉石象翠杂镶嵌占有一部分位置,则称“杂宝嵌”。前者多精细秀美,后者却华丽堂皇,各有不同艺术成就。这些工艺品产生的年代,一般说来,较早可到唐代,已达高度艺术水平;最多的为明清两代,是全盛期也是衰落期。这个以蚌片为主的工艺品种,照文献记载,虽成熟于唐代,其实源远流长,属于我国镶嵌工艺最古老的一种。但是又和新近出现的嵌贝工艺,实同一类型,关系十分密切。因为同样是利用海边生物甲壳作为原料,来进行艺术加工,成为赏玩陈设美术品或日用品的。它不仅丰富美化了人民文化生活的内容,也代表我国工艺品一部门艺术成就,在世界美术博物馆镶嵌工艺陈列品中占有一定地位,十分出色,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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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甸原属于镶嵌工艺一部门,主要原料是蚌壳。一般多把蚌壳切磨成薄片、细丝,或切碎成大小不同颗粒,用种种不同技术,镶嵌于铜木漆器物上,和漆工艺进展关系且格外密切。但应用和做法以及花纹图案,却又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因此于历史各个阶段里,各有不同成就。即同一时代,也常因材料不同,器物不同,艺术要求不同,做成各种不同艺术表现。例如同属明代螺甸器,大型家具如床、榻、箱、柜、椅、案,和案头陈设插屏,及大小盘盒,就常常大不相同。有时甚至于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处,即容易令人引起误会,以为“螺甸”若指的是这一种,其他就不宜叫做螺甸。也有器物大小差别极大,加工技法艺术风格又极其相近的。前者或出于地方工艺特征,例如山西、北京、苏州、广东生产就不一样。即或采用的是同一主题画,山西用大蚌片在木制衣箱柜门上镶嵌大折枝牡丹图案,底子不论红黑,一般多不推光,花样也以华丽豪放见长。至于苏式条案,这一丛牡丹花却多做得潇洒活泼,具迎阳含露清秀媚人姿态,漆面且镜光明澈可以照人。至于用小说戏文故事题材做的小件盘盒,艺术风格不同处就格外显明。但也有由于个人艺术成就特别突出,影响到较多方面较长时期生产,令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流派的。例如明代苏州艺术家江千里,一生专以做金银嵌软螺甸小件器物著名,小只寸大杯子,三寸径小茶碟,大不过径尺插屏盒子。并且特别欢喜作《西厢记》故事(有的人且说他一生只作《西厢记》故事),由于艺术精深,影响到明清两代南方螺甸制作风格,大如床榻、桌案,小如砚匣、首饰箱、杯盘,形成“江千里式”。和张成杨茂做的剔红漆器,杨埙作的描金倭漆,都同样产生极大影响。除此以外,还有个时代因素,也影响到生产器物和艺术风格。比如唐代铜镜背面和琵琶、阮咸背面,都有螺甸做成的,以后即少见。清代到乾隆以后,玻璃镜子和其他小幅插屏画绣,都流行用广作螺甸框子,因此京苏也多仿效。道光以后,卧室堂房家具流行红木嵌螺甸,因此广东、苏州产生大量成分螺甸家具。从镶嵌工艺应用范围说来,我们还没有发现历史上另外尚有比螺甸工艺在应用上更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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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想知道这部门工艺美术品种较详悉,明代漆工艺专书《髹饰录·坤集》内中曾记载下许多不同名目,反映得相当具体。明代权臣严嵩被抄家时,还留下个家产底册,名叫《天水冰山录》,也列举了好些螺甸家具材料。若把这两个文献记载,结合故宫现有大量螺甸器,和其他大博物馆收藏实物,以及被帝国主义者豪夺巧盗流失海外实物图片加以综合,有关这部门工艺美术知识,显然即将丰富扎实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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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甸工艺的起源和进展,与蚌器的应用分不开。由应用工具进而为艺术装饰,又和玉石情形大体相同,都可说是“由来已久”。所以在镶嵌工艺中,名称虽不古,事实上出现却较早于其他镶嵌工艺。因为蚌器的应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已成为某些地区某些部落当成利于刮削简便合用辅助工具的。锯类的出现,有两个来源:在西北某些地区为细石片镶嵌于骨柄上做成,中原或南方某些地区,最早便是用蚌壳做成。由于原料易得,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成为辅助生产工具。由于光泽柔美,且容易处理,因此在青铜时代,有机会和玉石同样,转化为镶嵌装饰工艺原料,施用于建筑和其他器物方面。这自然只是一种“想当然尔”的说法,惟和事实相去必不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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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出土古文物注意,我们即得知殷商时,由于青铜工艺的进展,雕文刻镂的工艺,也随同工具的改变而得到长足进展,代替了延长数千年的彩绘艺术,而作出许多新成就。青铜器母范代表了当时刻镂工艺的尖端。此外骨类的刻镂成就,也比较突出。玉石用双线游丝碾的做法,也是划时代成就(且直到战国,技术上犹并未超过)。为进一步追求艺术上的华美效果,利用各种不同原料的综合镶嵌艺术,因之应运而生,反映到工艺各部门,特别是几个主要部门,成为奴隶社会上层文化美学意识的集中反映。较原始的情形,我们还无知。我们能接触到的,还只是青铜文化成熟期,在青铜器上的镶嵌工艺。主要加工材料是松绿石、美玉和骨蚌片。可能还有些其他混合油漆矿物粉末彩料。为什么恰好选这几种材料作镶嵌原料?试加分析,即可知这也并非偶然事情。玉和骨蚌的性能,都是古代工人由于工具利用十分熟习的材料,而松绿石却是青铜原料一部分。这些材料有时综合使用,有时单独使用,全看需要而定。比如玉戈、玉矛、玉斧钺、玉箭镞,多是主要部分挑选青白美玉,却用青铜作柄,柄部即常嵌松绿石颗粒拼成的花纹图案。反映漫长石器时代已成过去,因而从石料中挑选出光泽莹润温美难得的玉类,加以精工琢磨,作为象征性兵器而出现。这种兵器一部分在当时也有可能还具实用价值,正如《逸周书·克殷篇》所叙述,武王当时得反戈群众和西南八个兄弟民族共同努力打败了纣王,纣王在鹿台自杀后,武王还用玄钺素钺亲自动手把这个大奴隶主的头砍下悬旗示众,表示天下归于姬周。但一般只是象征尊贵与权威,制作美丽重于实用却十分显明。还有一类主要部分全用青铜,只器身和柄部花纹图案用松绿石镶嵌的,除上述的几种兵器外,尚有一种弓形带铃器(可能是盾类装饰),随身佩带小刀及车马具,和部分礼器与乐器。就中又还有完全把玉石退缩到附属地位,和松绿石蚌壳位置差不多的,例如有种大型青铜钺,刃面阔径将达一尺,中心部分有个二寸大圆孔,孔中即常镶嵌一个大小相等小玉璧,璧中有一小孔,孔中又再嵌一松绿石珠,其他柄部刃部有花纹处也满嵌松绿石。这类兵器照文献记载,是历来为最高统治者或主兵权的手中掌握,象征尊严和权威的(汉代将帅的黄钺和后来的仪锽,都由之而来)。蚌类和青铜器结合,也只是在这类斧钺中发现过。最多是在另一方面,和漆木器物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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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大量材料分析,商代青铜镶嵌工艺,主要材料是用松绿石做成的(部分可能使用油漆混合其他矿物粉末彩料填嵌。因为兵器类有许多凹陷花纹,还留下些残余物质)。所得到的艺术效果,实相当华美鲜明。很多器物虽经过了三千多年,出土后还保存得十分完整。至于焊接药料是和后来金工那样,用明矾类加热处理,还是用胶漆类冷处理,这些问题尚有待金工专家进一步作些探讨。青铜斧钺孔中也还有用揳入法镶嵌可以活动的,从开孔内宽外窄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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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铜器镶嵌工艺看来,它是个重点工艺,却不是唯一的孤立存在的事物。铜陶石刻容器的成形,或本于动植原形,如尊兕觥;或本于竹木器,如簠簋笾豆。除容器外,当时竹木器应用到各方面也是必然事情。兵器必附柄,乐器得附架,礼器食器势宜下有承座而上有盖覆。此外收藏衣物和起居坐卧用具,都得利用竹木皮革,由于青铜工具的出现,竹木器物工艺上更必然得到迅速进展,扩大了彩绘刻镂加工的范围。镶嵌工艺使用到竹木器上,也必然随同出现或加多。用青铜作为附件的用具也会产生。至于骨蚌类用于竹木器物上增加艺术上的美观,自然就更不足为奇了。我们说骨蚌类使用于青铜器方面虽不多,一起始即和漆木器有较密切的联系,这种估计大致是不会太错的。在来源不明的殷商残余遗物中,经常发现有大量方圆骨片,一面打磨得相当光滑,一面却毛毛草草,且常附有些色料残迹。另外有种骨贝情形也多相同。若非全部都是钉附于衣服或头饰上遗物,有可能当时是胶合黏附于器物上的。而且它当时并非单独使用,是和其他彩绘刻镂综合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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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遗物中,还留下二十余片高约尺余宽近二尺的残余彩绘花土,上面多用朱红为主色,填绘龙纹兽纹,图案结构龙纹和铜盘上情形相似,多盘成一圈,兽纹则和武官村墓大石磬虎纹极其相近(记得辉县展览时,也有这么一片朱绘花纹,时代可能比安阳的早一二世纪)。在这类材料花纹间,就还留存些大径寸余的圆形泡沤状东西,或用白石或用蚌片做成,上刻三分法回旋云文(即一般所谓巴文),中心钻一小孔,和其他材料比较,且可推知小孔部分尚有镶嵌,若不是一粒松绿石,便是其他彩料。因为一般骨笄上刻的鸟形眼孔,和青铜钺上玉璧中和蚌泡中心,加嵌松绿石具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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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径寸大泡沤状圆形蚌饰,在古董店商代零散遗物中相当多,由于习惯上少文物价值,所以无人过问。既少文物经济价值,也不可能作伪。究竟有什么用处,还少专家学人注意过。考古工作者既未注意,一般谈工艺美术的又不知具体材料何在。事物孤立存在,自然意义就不多。但一切事物不可能会孤立存在。试从商代青铜器、白陶器做的尊、罍、敦、簋、盘、斝、爵等略加注意,会发现几乎在各种器物肩部,都有完全近似的浮沤状装饰,三分法云文虽有作四分的,基本上却是一个式样,才明白这个纹样在商代器物上的共通性。这些蚌片存在也并非孤立。从形状说最先有可能仿自纺轮,从应用说较早或具有实用意义,把带式装饰钉固到器物上,增加器物的坚固性。特别是在木器上使用时,先从实用出发,后来反映到铜陶上才成为主要装饰之一部门。从铜陶上得知这类圆形蚌器曾用在圆形器物的一般情形,从朱绘花上又得知用在平面器物上情形,从青铜斧钺上且知道还使用到两面需要花纹的器物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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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到目前为止,有权威性专家,还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不能肯定那份朱绘残痕为当时彩绘漆器证明,且不乐意引用《韩非子·十过篇》中传说的朱墨相杂的漆器使用于尧舜,对于商代有无漆器取保留态度。但事实上漆的应用,却必然较早于商代(图五十五),而成熟于新石器时代,由长时期应用而得到进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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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十五 商 漆器残片,河北省容城县商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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