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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甸工艺的起源和进展,与蚌器的应用分不开。由应用工具进而为艺术装饰,又和玉石情形大体相同,都可说是“由来已久”。所以在镶嵌工艺中,名称虽不古,事实上出现却较早于其他镶嵌工艺。因为蚌器的应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已成为某些地区某些部落当成利于刮削简便合用辅助工具的。锯类的出现,有两个来源:在西北某些地区为细石片镶嵌于骨柄上做成,中原或南方某些地区,最早便是用蚌壳做成。由于原料易得,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成为辅助生产工具。由于光泽柔美,且容易处理,因此在青铜时代,有机会和玉石同样,转化为镶嵌装饰工艺原料,施用于建筑和其他器物方面。这自然只是一种“想当然尔”的说法,惟和事实相去必不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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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出土古文物注意,我们即得知殷商时,由于青铜工艺的进展,雕文刻镂的工艺,也随同工具的改变而得到长足进展,代替了延长数千年的彩绘艺术,而作出许多新成就。青铜器母范代表了当时刻镂工艺的尖端。此外骨类的刻镂成就,也比较突出。玉石用双线游丝碾的做法,也是划时代成就(且直到战国,技术上犹并未超过)。为进一步追求艺术上的华美效果,利用各种不同原料的综合镶嵌艺术,因之应运而生,反映到工艺各部门,特别是几个主要部门,成为奴隶社会上层文化美学意识的集中反映。较原始的情形,我们还无知。我们能接触到的,还只是青铜文化成熟期,在青铜器上的镶嵌工艺。主要加工材料是松绿石、美玉和骨蚌片。可能还有些其他混合油漆矿物粉末彩料。为什么恰好选这几种材料作镶嵌原料?试加分析,即可知这也并非偶然事情。玉和骨蚌的性能,都是古代工人由于工具利用十分熟习的材料,而松绿石却是青铜原料一部分。这些材料有时综合使用,有时单独使用,全看需要而定。比如玉戈、玉矛、玉斧钺、玉箭镞,多是主要部分挑选青白美玉,却用青铜作柄,柄部即常嵌松绿石颗粒拼成的花纹图案。反映漫长石器时代已成过去,因而从石料中挑选出光泽莹润温美难得的玉类,加以精工琢磨,作为象征性兵器而出现。这种兵器一部分在当时也有可能还具实用价值,正如《逸周书·克殷篇》所叙述,武王当时得反戈群众和西南八个兄弟民族共同努力打败了纣王,纣王在鹿台自杀后,武王还用玄钺素钺亲自动手把这个大奴隶主的头砍下悬旗示众,表示天下归于姬周。但一般只是象征尊贵与权威,制作美丽重于实用却十分显明。还有一类主要部分全用青铜,只器身和柄部花纹图案用松绿石镶嵌的,除上述的几种兵器外,尚有一种弓形带铃器(可能是盾类装饰),随身佩带小刀及车马具,和部分礼器与乐器。就中又还有完全把玉石退缩到附属地位,和松绿石蚌壳位置差不多的,例如有种大型青铜钺,刃面阔径将达一尺,中心部分有个二寸大圆孔,孔中即常镶嵌一个大小相等小玉璧,璧中有一小孔,孔中又再嵌一松绿石珠,其他柄部刃部有花纹处也满嵌松绿石。这类兵器照文献记载,是历来为最高统治者或主兵权的手中掌握,象征尊严和权威的(汉代将帅的黄钺和后来的仪锽,都由之而来)。蚌类和青铜器结合,也只是在这类斧钺中发现过。最多是在另一方面,和漆木器物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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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大量材料分析,商代青铜镶嵌工艺,主要材料是用松绿石做成的(部分可能使用油漆混合其他矿物粉末彩料填嵌。因为兵器类有许多凹陷花纹,还留下些残余物质)。所得到的艺术效果,实相当华美鲜明。很多器物虽经过了三千多年,出土后还保存得十分完整。至于焊接药料是和后来金工那样,用明矾类加热处理,还是用胶漆类冷处理,这些问题尚有待金工专家进一步作些探讨。青铜斧钺孔中也还有用揳入法镶嵌可以活动的,从开孔内宽外窄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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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铜器镶嵌工艺看来,它是个重点工艺,却不是唯一的孤立存在的事物。铜陶石刻容器的成形,或本于动植原形,如尊兕觥;或本于竹木器,如簠簋笾豆。除容器外,当时竹木器应用到各方面也是必然事情。兵器必附柄,乐器得附架,礼器食器势宜下有承座而上有盖覆。此外收藏衣物和起居坐卧用具,都得利用竹木皮革,由于青铜工具的出现,竹木器物工艺上更必然得到迅速进展,扩大了彩绘刻镂加工的范围。镶嵌工艺使用到竹木器上,也必然随同出现或加多。用青铜作为附件的用具也会产生。至于骨蚌类用于竹木器物上增加艺术上的美观,自然就更不足为奇了。我们说骨蚌类使用于青铜器方面虽不多,一起始即和漆木器有较密切的联系,这种估计大致是不会太错的。在来源不明的殷商残余遗物中,经常发现有大量方圆骨片,一面打磨得相当光滑,一面却毛毛草草,且常附有些色料残迹。另外有种骨贝情形也多相同。若非全部都是钉附于衣服或头饰上遗物,有可能当时是胶合黏附于器物上的。而且它当时并非单独使用,是和其他彩绘刻镂综合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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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遗物中,还留下二十余片高约尺余宽近二尺的残余彩绘花土,上面多用朱红为主色,填绘龙纹兽纹,图案结构龙纹和铜盘上情形相似,多盘成一圈,兽纹则和武官村墓大石磬虎纹极其相近(记得辉县展览时,也有这么一片朱绘花纹,时代可能比安阳的早一二世纪)。在这类材料花纹间,就还留存些大径寸余的圆形泡沤状东西,或用白石或用蚌片做成,上刻三分法回旋云文(即一般所谓巴文),中心钻一小孔,和其他材料比较,且可推知小孔部分尚有镶嵌,若不是一粒松绿石,便是其他彩料。因为一般骨笄上刻的鸟形眼孔,和青铜钺上玉璧中和蚌泡中心,加嵌松绿石具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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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径寸大泡沤状圆形蚌饰,在古董店商代零散遗物中相当多,由于习惯上少文物价值,所以无人过问。既少文物经济价值,也不可能作伪。究竟有什么用处,还少专家学人注意过。考古工作者既未注意,一般谈工艺美术的又不知具体材料何在。事物孤立存在,自然意义就不多。但一切事物不可能会孤立存在。试从商代青铜器、白陶器做的尊、罍、敦、簋、盘、斝、爵等略加注意,会发现几乎在各种器物肩部,都有完全近似的浮沤状装饰,三分法云文虽有作四分的,基本上却是一个式样,才明白这个纹样在商代器物上的共通性。这些蚌片存在也并非孤立。从形状说最先有可能仿自纺轮,从应用说较早或具有实用意义,把带式装饰钉固到器物上,增加器物的坚固性。特别是在木器上使用时,先从实用出发,后来反映到铜陶上才成为主要装饰之一部门。从铜陶上得知这类圆形蚌器曾用在圆形器物的一般情形,从朱绘花上又得知用在平面器物上情形,从青铜斧钺上且知道还使用到两面需要花纹的器物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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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到目前为止,有权威性专家,还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不能肯定那份朱绘残痕为当时彩绘漆器证明,且不乐意引用《韩非子·十过篇》中传说的朱墨相杂的漆器使用于尧舜,对于商代有无漆器取保留态度。但事实上漆的应用,却必然较早于商代(图五十五),而成熟于新石器时代,由长时期应用而得到进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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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十五 商 漆器残片,河北省容城县商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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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时代或更早一些,人类和自然斗争,由于见蜘蛛结网得到启发,学会了结网后,捕鱼狩猎加以利用,生产方面显然得到了一定进展。用草木纤维做成的网罟类,求坚固耐久,从长期经验积累中,必然就会发现,凡是和动物血浆接触,或经过某种草木液汁浸染过的,使用效能即可大增。这类偶然的发现,到有意识的使用,成为一定知识,也必经过一个时期。此外石器中由小小箭镞到大型石斧,都必须缠缚在一种竹木附件上,使用时才能便利,求缠缚坚固,经久不朽,同样要用血浆和草木液汁涂染。漆的发明和应用,显然即由于这种实际需要而来。至于成为艺术品还是第二步。这也正和我们蚕桑发明一样,如《尔雅》叙述,古代曾经有个时期,为驯化这种蠕虫,桑、柞、萧、艾等不同草木均曾经利用过。后来野生蚕只有柞蚕,家养蚕以桑蚕为主,同样是经过人民长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可能是某某一人忽然凭空发明。漆的发明过程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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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觉得,在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商代,还不会使用漆器,漆工艺还不能得到相应进展,是说不过去的。它的发明与应用只能早于青铜工艺成熟期,而不可能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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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这种圆泡状蚌饰,大致有两种不同式样,一种作式,一种作式,形状不同由于应用不同。前者多平嵌于方圆木漆器物上,或平板状器物上,后者则嵌于青铜钺上。现存故宫和其他博物馆这类蚌器,在当时使用,大致不出这两个方面。这是目前所知道的较早螺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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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艺在继续发展中,从辛村卫墓遗物得知,圆泡状蚌饰还在应用,另外且发现有嵌成长方形转折龙纹的。又这时期当作实物使用的蚌锯蚌刀已较少,只间或还有三寸长蚌鱼发现,和玉鱼相似,或直或弯,眼部穿孔,尾部做成薄刃,有一小切口,还保留点工具形式,事实上只是佩带饰物。玉鱼到春秋战国转成龙璜,蚌鱼便失了踪。失踪原因和其他材料应用有关,和生产进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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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材料涉及螺甸较重要而具体的,是《尔雅》兵器部门释弓矢,说弓珥用玉珧为饰。考古实物似尚少发现。从其他现存残余文物中,也未见有近似材料可以附于弓珥的。事实上蚌类器材饰物在春秋战国时已极少使用,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生产进展,工艺上应用材料也有了长足进展。金属中的黄金,在商代虽已发现薄片,裹于小玉璧上,到这时,却已把这类四五寸阔薄片,剪成龙凤形象,捶成细致花纹,使用于服饰上。又切镂成种种不同花纹,镶嵌于青铜器物上,较早还只在吴越特种兵器上出现,随后则许多地方都加以应用,大型酒器也用到。人民又进一步掌握了炼银技术,作成半瓢形酒器,或和黄金并用,产生金银错工艺。又学会发明了炼砂取汞的技术,因此发明了鎏金法。并能把金银做成极细粉末,用作新的彩绘原料。雕玉方面则由于发现了高硬度的碾玉砂,不仅能切割刻镂硬度较高光泽极美的玉石,且能把水晶玛瑙等琢磨成随心所欲的小件装饰品。到战国以来,由于商品交易扩大范围,中原封建主为竞奢斗富,不仅能用南海出的真珠装饰于门客的鞋上,并且还可以由人工烧造成各种彩色华美透明如玉的琉璃珠,作为颈串或镶嵌到金铜带钩及其他日用器物上去。有的且结合种种新发现材料,综合使用,做成一件小小工艺品,如信阳辉县等地发现的精美带钩,见出当时崭新的工艺水平。相形之下,蚌类器材在装饰艺术中,可说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失去了原有重要位置,由此失踪就十分平常而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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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二 螺甸工艺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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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甸工艺在美术中重新占有一个位置,大致在晋南北朝之际,而成熟于唐代,盛行于唐代。特别是在家具上的使用,或在这段时期。直延续到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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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文献记载,则时代宜略早一些,或应在西汉武帝到成帝时,因为用杂玉石珠宝综合处理,汉代诗文史传中均经常提起过。宫廷用具中如屏风、床榻、帘帷、香炉、灯台和其他许多东西,出行用具如车辇、马鞍辔……无不有装备得异常奢侈华美价值极高的。出土文物中,也发现过不少实物可以证明。例如故宫所藏高过一尺半径过一尺的鎏金大铜旋,器物本身足部和承盘三熊器足,就加嵌有红绿宝石和水晶白料珠子等。其他洛阳各地出土器物,镶嵌水晶、松绿石和珠玉的也不少。前几年,江苏且曾发现过一个建筑上的黑漆大梁板,上嵌径尺青玉璧,璧孔如嵌一径寸金铜泡沤,上还可承商代斧钺衔璧制度,联系近年洛阳西汉壁画门上横楣联璧装饰,可以对于《汉书》中常提过的汉代宫殿布置“蓝田璧明月珠”叙述,多有了一分理解,得到些崭新形象知识,为历来注疏所不及。汉代官工漆器物中,除金扣黄耳文杯画案外,又还有剪凿金银薄片成鸟兽人物骑上舞乐,平嵌在漆器上的。金银、珠玉、松绿石、红宝石、水晶、玛瑙,以及玳瑁,均有发现,惟蚌片实少见。主要原因不是原料难于技术加工,可能还是原料易得,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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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宝嵌工艺在晋南朝得到进展,大致有三个原因:一出于政治排场,晋《舆服志》、《东宫旧事》、《邺中记》、《南齐书·舆服志》,即有一系列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二出于宗教迷信,由《三国志·陶谦传》到《魏书·释老志》、《洛阳伽蓝记》和王劭《舍利子感应记》,及南北史志传中许多记载,都提到这一历史阶段,由于南北统治者愚昧无知,谄佞神佛,无限奢侈糜费情形,魏晋时托名汉人遗著几个小说,和时代相去不多的《神仙传》、《拾遗记》,内容所载人物事迹虽荒唐无稽,美而不信,但记载中有关服食起居一部分东东西西,却和汉代以来魏晋之际物质文化工艺水平有一定联系,不是完全子虚乌有,凭空想象得出。三为豪门贵族的竞奢斗富的影响。如《世说·汰侈篇》及南北史志传记载,和当时诗文、歌咏,无不叙述到这一时期情形。西晋以来,工艺方面进展的重点似均在南方。如像绿色缥青瓷的成熟,绿沉漆的出现,纺织物则紫丝布、花綀、红蕉布、竹子布,无不出于南方。北方除西北敦煌张骏墓的发掘,传说曾出现过大量玉器,且有玉乐器、玉屏风等物出土,此外似只闻琉璃制作由胡商传授,得到新的进展,大有把玉的地位取而代之之势。夹纻漆因作大型佛像,也得到发展。其余即无多消息。关于雕玉,南方更受原料来源断绝影响,不仅无多进展,且不断在破坏中。如金陵瓦棺寺天下闻名三绝之一的玉佛,后来即不免供作宫廷嫔妃钗鬟而被捶碎。加之由于神仙迷信流行,用玉捣成粉末服食可以长生的传说,成为一时风气,葛洪启其端,陶弘景加以唱和,传世玉器因此被毁的就必更多!(这也就是这一时期南北殉葬物中均少发现玉器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琉璃已恢复生产,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由珠子和小件璧环杯碗而作成屏风,和能容百余人的“行殿”,也可说即由于代替玉的需要而促成。当时豪族巨富如石崇,虽说聘绿珠作妾,用真珠到三斛。另一妾翾风,则能听玉声,辨玉色,定品质高下。但和王恺斗富争阔时,提及的却是紫丝布、珊瑚树一类南方特产。且力趋新巧,以家用待客饮食器物,能够全部是琉璃作成为得意(这种琉璃碗有时又称云母碗,专为服神仙药而用。近年在河北省景县封氏墓曾出土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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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许多杂宝名目虽然已经常在汉代辞赋中使用,至于成为一般人所熟习,还是从佛经译文中反复使用而来的,六朝辞赋中加以扩大,反映虽有虚有实,部分大致还是事实。例如常提到的兵器鞍具、乐器和几案屏风的各种精美镶嵌,大致还近事实。使用材料且扩大到甲虫类背甲、翅膀,日本收藏文物品中,就还留下个典型标本。蚌片镶嵌既有个工艺传统,且光彩夺目,原料又取之不尽,且比较容易技术加工,和漆工艺结合,并可得到较好艺术效果,螺甸重新在工艺品中占有一个位置,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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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产生、存在,而实物遗存可不多,大约有三个原因:一、由于和日用漆木器结合,保存不容易。二、由于和宗教结合,历史上好几次大规模毁佛,最容易遭受毁坏。三、由于当时生产即属特种工艺品,产量本来就不大。七弦琴多称金徽玉轸,事实上琴徽最常用的是螺甸,这种乐器恰好就最难保存,何况其他特别精美贵重器?《北史》称魏太后以七宝胡床给和尚,照佛经记载,七宝中必包括有“车渠”,车渠即大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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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把螺甸和金银平脱珠玉工艺并提,一面征调天下名工,作轮番匠至长安学习传授技术,一面又常用法律加以禁止,认为糜费人工,侈奢违法。两者都证明这个工艺品种是属于特种高级工艺而存在的。在一般制造为违法,宫廷生产却无碍。特别是用法令禁止,恰好证明它在民间还有生产,而且相当普遍,才需要用法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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