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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唐宋以来螺甸重新得到抬头机会,重新在美学上产生意义,另外有个原因,即由于珍珠在这个时期已成艺术中重要材料。宋代宫廷从外贸和南海聚敛中收藏了大量珍珠,照《宋史·舆服志》记载,除珠翠做凤冠首饰,椅披到踏脚垫子也用珍珠绣件。有个时期将多余珠子出售于北方时,数量竟达一千多万粒。珍珠袍服衣裙马具也常见于记载。直到元代,贵族还常赐珠衣。珍珠既代表珍贵和尊贵,在美学上占有个特别位置,螺甸因之也重新在工艺品中得到位置,而且应用日益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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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间人谈漆艺较具体的为《辍耕录》,《辍耕录》叙漆器做法,计四部分,黑光、朱红、鳗水、戗金银诸法,而不及螺甸。《髹饰录·坤集》,填嵌第七中即将“螺钿”列一专目,称一名“蜔嵌”,一名“陷蚌”,一名“坎螺”。又有“衬色蜔嵌”,雕镂第十又另有“镌蜔”,既属雕镂,则可知还是从唐代做法而来。又斒斓第十二,子目中还有综合做法,如“描金加蜔”,“描金加蜔错彩”,“描金错洒金加蜔”,“描漆错蜔”,“金理钩描漆加蜔”,“金双钩螺钿”,“填漆加蜔”,“填漆加蜔金银片”,“螺钿加金银片”等等不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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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冰山录》所载漆家具器物中属于螺甸的有“螺甸雕漆、彩漆大八步等床”,“螺甸大理石床”,“堆漆螺甸描金床”,“嵌螺甸有架亭床”。仅仅床榻大器即有这么许多种,其他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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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读物《碎金》,也记载有许多名目,不及螺甸。《格古要论》里也说及一些问题。作者曹昭虽在明初,补充者王佐时代实较晚。王佐曾官云南,因之有关云南剔红漆艺较熟悉。谈螺甸品种较详细的还是《髹饰录》里坤集中部分记载,由此得知,明代实螺甸漆制作全盛期。但现在部分时代不甚明确遗物,却显明有些实由宋元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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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笔记称元末明初南京豪富沈万三家中抄没时,有许多大件螺甸漆器多分散于各官司里,大案大柜的制作,不计工本时日,所以都特别精美。又《天水冰山录》记权臣严嵩被抄家时,家具文物清单中,也有许多螺甸屏风床榻。当时实物虽难具体掌握,但从现存故宫一个大床和几个大案,历史博物馆几个大柜和长案木器等看来,还可知道明代螺甸家具艺术上基本风格,技术上加工不外两式:有用大片蚌片嵌大丛牡丹花树的,多不加金银,通称硬螺甸,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几个大黑漆木箱,可以作为代表。黑漆不退光,黯沉沉的,花朵布置也比较犷野,装饰气魄和元明间青花瓷图案还相近,制作时代可能亦相去不多远。数量不怎么多,生产地有说出于山西绛州,无正面可靠证据,但也缺少反面否定证据。另有一式即历博所藏大柜大案,和故宫在建国后接收的一架大床(图五十七),和另外收购几个长案,多用金银嵌细螺甸法,通称软螺甸,作人物故事楼台花鸟,精工至极。部分且用飘霞屑金蚌末技法,并用大金片做人物身体。构图布置谨严细致,活泼典雅。八尺立柜,丈余长案,人物不过寸许,不仅富丽堂皇,也异常秀美精工,可称一时综合工艺登峰造极之作。惟时代过久,因之部分金片多已脱落,修补复原不免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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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十七 明 黑漆嵌螺钿花蝶架子床,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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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江千里金银嵌软螺甸,做小插屏匣盒及茶托酒盏,加工技法或即从之而出,时代则显明较晚。这些大件器物的其中一部分,是否即明人所说元明间沈万三家中物?或同样出于江西工人所作,原属严家器物?实有待进一步从器物中花纹图案,特别是人物故事题材设计加以分析比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类工艺进展,显然和南方工艺不可分。因为《髹饰录》作者生长地嘉兴西塘杨汇,是南方漆工艺集中处,工匠手艺多世传其业,这个书的写成,乾集部分内容虽可能本于宋人朱遵度《漆经》,坤集做法品种实反映元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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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工技术说,剔红、斑犀、刷丝、戗金、雕填、螺甸,各有不同特征,比较上金银嵌软螺甸工艺特别复杂,因此传世遗物也较少。惟从艺术成就而言,则比明代宫廷特别重视的果园厂剔红成就似乎还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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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四 十八九世纪的商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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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七八世纪由康熙到乾隆的百年时间,漆工艺普遍得到进展,惟重点或在四个部门:剔红、泥金银绘、五彩戗金雕填和剔灰。主要是宫廷中的剔红器,料精工细,成就就格外显著。大件器物且有高及丈余的屏风,和长榻大案。其次是描金和雕填,大如屏风,小如首饰箱、镜匣、盘盒,也无不做得异常精美(图五十八)。特别是泥金用“识文隐起”法制作的盘盒类,达到高度艺术水平。花纹图案和器形结合,成就格外突出,为历史所仅见。第三即犀皮类多色“斑犀”和“绮纹刷丝”,和雕填描金相似,举凡《髹饰录》坤集中所提到的各种综合加工品目,差不多都在试制中留下些精美遗产,现在大部分还收藏于故宫。第四是产生于明清之际一种“剔灰”漆,以大件屏风和条案占多数,中型圈椅、交椅、香几,则多反映于明清之际画像中。一般多黑漆剔出白地,主题部分山水人物花鸟为常见,也作博古图,边沿则用小花草相衬。北京山西均有制作。技术流传到如今还有生产,多供外销。至于螺甸漆,在和明代或清初成品比较下,工艺成就不免有些下降,并未突破江千里式记录。但有了一点新的发展,为其他漆工艺所不及,即和其他新的工艺结合,以新的商品附件而出现,生产数量日有增加,生产品种也随之越来越多。并由此应用风气,重新扩大到家具方面,成为十九世纪高级家具主流。例如由于玻璃镜子的出现,结束了使用过两千多年圆形铜镜的历史使命,出现了一二尺长方挂式银光闪闪的玻璃镜,和七八尺高屏风式大穿衣镜。较早还只限于贡谀宫廷而特制,过不多久,即成高级商品。这类新产品的镜框座架,一般多用紫檀、、花梨、红木等镶螺甸做成。自鸣钟来自海外,不多久广州、苏州均能仿造,外边框盒部分,除鎏金和广珐琅装饰,也流行用螺甸装饰。此外用平板玻璃作材料,在反面用粉彩画人像或山水花鸟画,以及时间稍晚,用百鸟朝凤作主题画的广东绣双座案头插屏,和其他陈设品,几几乎无不使用硬木螺甸框架。总之,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凡是带一点新式仿洋货的工艺品和高级用品,用得着附件时,即有螺甸出现。即通常日用品如筷子羹匙,也有螺甸漆木制成的。从数量品种说,实达到了空前需要。至于装饰花纹,广式串枝花为常见,附于贵重器物上为宫廷特别制作的,间或还具清初工艺规格,用金银嵌软螺甸法。至于一般性商品制作,即不免结构散乱,花叶不分,开光折枝艺术性也不怎么高,有的且相当庸俗。主题画面采用明清戏文故事版画反映的,由茶盘发展而成烟盘,工艺精粗不一,章法布局已不及明清间同样主题画精细周到。这也正是一切特种工艺转成商品后的必然情形。道光以后,这部门工艺又发展到一般中上层家庭使用成堂成套硬木家具上,成为达官贵人家中一时时髦事物。这类硬木家具,多用灰白大理云石或豆沙色云石作主要部分镶嵌,边沿则从上到下满嵌螺甸,大如架子床、带玻璃镜衣橱、条案、八仙桌、杨妃榻、炕床、梳妆台、独腿圆桌、两拼圆桌、骨牌凳、太师椅、双座假沙发,无不使用到。北京颐和园和历史博物馆,就还各自留下许多这类家具器物,代表这一时代工艺成就。且有为当时新式特别会客厅专用高及一丈五尺,宽过二丈开外镜橱,除八面方圆镜子,其余全部镶嵌螺甸花鸟草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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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十八 清 红漆嵌螺钿百寿字炕桌,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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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意毒化全中国人民,鸦片烟在中国流行后,约半世纪中,在贵族客厅,达官衙署和有帝国主义借通商为名强占的租界区内,新式旅馆和大商号中,社会风气无不用鸦片烟款待客人,邀请客人上炕靠灯,几几乎和解放前敬奉客人烟茶情形相似。吸烟必有一份烟具,除枪灯外,即搁置备用烟斗高二三寸长约尺余的斗座,和承受一切烟具的长方烟盘,比较讲究的,也无不用硬木螺甸器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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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各部门对于螺甸器的需要,因此这部门工艺,在十九世纪中国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百业凋敝不堪情况下,反而得到广大市场,呈历史空前繁荣。部分关心特种工艺的朋友,谈及螺甸工艺进展时,常以为进入十八世纪,这部门生产即因原料供应不及而衰落,若所指仅限于明代特种高级工艺品江千里式金银嵌软螺甸器,是不怎么错的,若泛指一切螺甸器,却大都是把这种种全忽略过去了。事实上三千年来螺甸应用上的广泛,和数量上增多,十九世纪的生产,可说是空前无比的!这是螺甸工艺的尾声,也反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打进中国大门以后,中国特种工艺生产所受影响格外显著的一个部门。它的真正衰落与结束则和延长数千年的封建腐朽政权一道,于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到辛亥革命三四十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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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五 螺蚌类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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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蛳、蚌壳和贝类,在螺甸镶嵌工艺以外,作为珍贵难得的材料加以利用,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件事情,是《逸周书》中提起过的“车轮大蚌壳”和有朱鬣的白马,同认为天下难得之物,当时作为贿赂,把周文王救了出来,免遭纣王毒手,在政治史上起过一定作用。商代遗物中则经常发现有一二寸径花蚌蛤,上面用棕红粉白颜料,绘画些齿纹水纹图案,这些东西在当时是纯粹玩具,还是一种内贮油脂类化装品用具,已不得而知。《周礼》称古代贵族埋坟,必用蜃粉封闭,即烧制大蛤作灰而使用。实际材料似乎还少发现。惟近年来出土楚墓多有在棺椁外用一厚层白膏泥作封土的,隔绝了内外空气和其他有机物浸蚀,墓中许多文物因之而保存下来,或即循古礼制一种代替材料做法。汉代人则用“车渠”琢成各种器物。车渠是一种甲壳极厚的大蚌,琢成器物多作哑白色,切割得法打磨光莹也有闪珍珠光泽的。直到明清,还流行用来制作带钩和帽顶,并且清代还成为一种制度,官僚中较低品级必戴车渠顶。唐代人欢喜饮酒,又好奇,因此重视海南出产红螺杯、鹦鹉螺杯,诗人即常加以赞美。明清到近代还继续使用,惟一般多改作水盂和烟灰碟,再也想不到这东西过去就是诗人所赞美的贵重酒器了。又本于印度佛教习惯,举行宗教仪式,常用大玉螺作为乐器,通称“法螺”。敦煌唐代壁画即有反映。后来喇嘛教沿袭使用,且成为重要法器,明清以来制作精美的,边沿还多包金嵌宝。左旋螺则因稀有难得而格外贵重。由于宗教迷信,和其他几种器物并提,通称“八吉祥”或“八宝”。除实物在宗教界看得十分重要,还反映到千百种工艺品装饰纹样中。又兄弟民族中也有把这种法螺代替号角,用于军事上和歌舞中的,如唐代白居易诗记骠国乐,乐队中就有吹玉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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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类商周除天然产外,还有骨、玉、铜和包金的种种。或作为商品交换中最早的钱币,或用于死亡者口中含殓,或作为其他人身装饰品和器物镶嵌使用。古诗中有“贝胄朱”语,则显然在周代还有用红丝绳串连装饰在武将甲胄上,表示美观象征权威尊严的。从近年发现云南滇人遗留文物中大量贝类的发现,又得知西南地区,到西汉时还用它作为货币使用。直到晚清,南方小孩子所戴风帽,用贝作为坠子,也还常见。蒙藏妇女,则至今还有把小贝成串编排于辫发上,当成难得装饰品的。汉代又流行一种贝制卧鹿形玩具,用大玛瑙贝作鹿身,用青铜作鹿头脚,大耳长颈,屈足平卧,背部圆润莹洁,且有点点天然花斑,十分秀美。《史记·封禅书》说,汉代方士喜宣传海上三山,上有白色鸟兽,长生不死。乐府诗亦有仙人骑白鹿语。金银错器上还有仙人驾双鹿云车反映。这类用大贝做的鹿形工艺品,可能也即产生于武帝时代,由于仙人坐骑传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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