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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附带一提,就是这种工艺图案,还另外为我们保留了一点汉代社会史的材料。《三国志·魏志》记载中国名医华佗事迹,曾提起过他常教人古代导引养生之术,即所谓“熊经鸟申却行返顾五禽之戏”。这种“五禽之戏”,极明显是从西汉以来就曾经被海上方士当成延年益寿的秘密方技传授的。以熊鹿为主的五禽名目,史传上虽有记载,形象活动世人却少知识。研究中国医药卫生史的人,也还少注意到。可是我们如果试从汉代漆器多留点心,就会发现漆器图案中的鸟兽名目行动,竟多和《华佗传》中说起的“熊经鸟申”大致相合。这绝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熊鹿活动形象变化之多,古代方士注意它的运动规律,用来当作锻炼身体的模仿学习对象,正是十分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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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传》所说的“五禽之戏”,也就是鱼豢著《魏略》,记邯郸淳初次会见三国名诗人曹植时,曹植解衣科头,朗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后,当面表演的“五椎锻”。“五椎锻”原属于卫生运动技术一类,也就是古代的导引法。是熊经鸟申返顾却行五禽之戏。传习来处,当时或得于郤俭左慈诸方士,还有可能和古代印度波斯文化交流有些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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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点推测,可能是完全不对的,但是从这么一个问题说来,也就可见从实物出发,对于中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探讨,还是一条新路,值得有人向前迈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数量以十万计(将来还会以百万计)的出土文物,对于今后文史研究的影响,也是极明显的。多数人如依旧照过去对于古文物情形,只把它当成古董看待,货币价值既不高,很多又缺少美术价值,保存文物的重要性将不容易明确。惟有能够把它当成古代物质文化发展史的地下材料看待,才会觉得这里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用一种新的态度来发现,来研究,来理解!依个人浅薄私见,历史科学能否成为一种科学,就决定于研究者方面,对于新的材料的认识态度而定。我们业已理解到,如孤立片面地从文献学出发,贯穿史料,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文献不足征处,将永远成为空白;如相反,善于把这百十万件分布全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地下文物,好好地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从一个更全面更扎实的认识基础上,学习运用马列主义,进行新的分析探讨,就有可能,把许许多多的问题,逐渐明白清楚,文化史的空白处,也都可望逐渐充实填补起来。正犹如我们对于古代漆器一样,本来只是从文献上知道一些名目,并且由于宋明以来《三礼图》、《三才图会》等书中半出于猜想的图画,对汉以前事多附会曲解,所得印象更不可靠。通过了近二十年多数人的劳动,在一定时间中,把出土材料分析综合,并联系其他出土材料作进一步比较,就可由“完全无知”进而为“具体明白”。并且由几件乍一看来,平凡普通,破烂皱缩的漆器上的残余花纹,因此明白了从战国到汉末,前后约六百年时间中的彩绘装饰艺术的作风,而这种艺术作风,原来和社会各方面关系,又还如此密切!因此让我们深深相信,必然还有许许多多历史问题,出土文物可以帮助我们具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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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漆工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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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发展史,漆工艺占了个特别位置,重要处不下于丝和陶瓷,却比丝和陶瓷应用广泛而久远。且在文化史分期过程中,作过种种不同光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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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石器时代,文化中的蒙昧期,动物或植物的油脂,照需要推测,很可能就要用到简单武器的缠缚和其他生产工具实用与装饰上。到彩陶文化占优势时,这些大瓶小瓮的敷彩过程,在红黑彩色是否加过树脂,专家吴金鼎先生的意见,一定相当可靠。吴先生不幸早死,有关这一点我们浅学实不容易探讨。山东龙山镇发现的黑陶片上,有刻划古文字明白清楚:“网获六鱼一小龟”,时间稍晚,安阳殷墟商代王公古墓中,又有无数刻字龟甲,虽不闻同时有成形漆器或漆书发现,惟伴随青铜器发现的车饰、箭,当时在应用上,必然都得用漆涂饰。使用范围既广,消费量自然就已加多。当时生产方式及征集处理这种生产品情形,虽少文献可以征引,但漆的文化价值,却能估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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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字由兽骨龟甲的刻镂,转而在竹木简札上作历史文件叙录时,漆墨首先即当作主要材料,和古代史不可分,直到纸绢能完全代替竹木简札的后汉,方告一个段落。然即此以后二千年,墨的制造就依然离不了漆。其他方面且因社会文化一般发达,在日用器物上,生和死两件大事,杯碗和棺木,都少不了漆。武器中的弓箭马鞍,全需要漆。所以说,一部漆的应用小史,也可说恰好即是一部社会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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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意义当然不止是认识过去,还能启发将来。据个人愚见,漆工艺在新的社会中,实有个极光辉的前途,不论在绘画美术上,在日常器物上,它是最能把劳动和艺术结合到应用方面一种,比瓷器更容易见地方性和创造性的,在更便利条件下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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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禹贡》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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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河惟兖州……厥贡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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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河惟豫州……厥贡漆枲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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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当时中原和山东均出漆。《韩非子·十过》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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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殷人受之……食器雕琢,觞酌刻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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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传喜称尧舜。商以前事本难征信,不尽可靠,惟漆器物的使用在远古,却是事实。人类文明越进步,漆的用处就越加多。《周礼·夏官·职方氏》记河南之利为林漆丝枲。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或纳贡,或赋税,大致在周初,国家有关礼乐兵刑器物,已无不需要用漆调朱墨作彩绘,原料生产且补助过国家经济。不过世人习惯漆的故事,或者倒是《史记》所记赵襄子漆智伯头做饮器雪恨,及豫让报仇,漆身为癞等等,因为是故事,容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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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有名思想家庄周,尝为漆园吏,专管漆的生产。《续述征记》称古之漆园在中牟。《史记·货殖列传》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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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千亩漆……皆与千户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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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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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邑大都……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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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虽极简单,已可见出当时漆树种植之富和制器之多。《考工记》记百工,均分门各世其业,更可知运用这种生产的漆工艺,早已成为专门家的工作。生产原料和制作成品,多到一个相当数目的人,都可得官,或者说经济地位近于那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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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知在当时漆器加工和铜铁的比价,实在相当高。有千件漆器,不封侯也等于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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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工艺彩绘上特别进步,当在战国时(图六十二)。封建主各自割据一方,思想上既泛滥无际,诸子竞能,奇技淫巧亦必因之而大有发展。漆工艺的加工,大致出于这个时期。这从现存寿州楚漆板片及长沙出土漆器,也可推想一般状况。且可明白汉漆器的精美,是继承,非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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