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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625×880 1/16 印张 24.5 插页 5 字数 2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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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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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208-13868-1/K·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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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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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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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1914—2005），字宽正，上海青浦人。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师从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等。1936年参与上海市博物馆筹建工作，1946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至第三届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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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治学涉及墨子、古史传说、西周史、战国史、科技史和制度史等诸多领域。先生少年时有志于学，高中时代已发表多篇有分量的论文，专注于墨学研究及先秦史料考辨。在“古史辨”运动后期，发表《中国上古史导论》，提出神话分化说，补充发展了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被顾颉刚、童书业誉为“古史辨派”的生力军和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之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贝冢茂树评价“从疑古派中出现了像杨宽先生这样的人物，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时，正积极开拓一个可以推动现代古史研究前进途径，可以称为‘新释古派’的新境地”。稍后其学术兴趣由上古史转向战国史，潜居故乡青浦撰写《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为日后铸就《战国史》这一断代史经典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西周的社会结构和礼制，著有《西周史》、《古史新探》；80年代应日本学界邀请讲学，完成《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姊妹篇。杨宽先生生平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360余篇，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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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先生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他参与筹建了上海市博物馆，并长期担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为上海博物馆的筹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保护国宝毛公鼎与阻止著名的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器盗运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杨宽先生还参与了修订《辞海》古代史条目、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标点《宋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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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先生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结缘始于1955年版《战国史》，自此以后，主要著作几乎皆由我社出版。先生生前已有计划，集中各种著述在我社出版《杨宽著作集》。如今，《杨宽著作集》由我社分批出版，不仅完成了先生遗愿，也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地认识杨宽先生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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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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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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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要探索的，是西周、春秋时代的社会历史，特别着重于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方面。这正是当前史学界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争论的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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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周、春秋时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经做出很多成绩。在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对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离开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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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目前要把这方面的研究再向前推进，必须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作好分析的研究，然后再作综合的研究。只有把各个重要方面作好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再综合起来研究，才能提高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特点的认识。本集所收的十多篇论文，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写的，但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的限制，所下的功夫不深，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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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前半部所收各篇，讨论到了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还讨论到了西周、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以及学校制度等等。这样要对西周、春秋时代的各种制度作比较深入的探索，就无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古“礼”的研究范围之内，涉及古“礼”如何探索的问题和礼书上的史料如何利用的问题。古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用的许多制度，常与古“礼”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在礼书中这方面的记载较多。因此，不研究古代各种制度则已，要研究，就不能不进入礼书的范围中去探索，不能不与某些较重要的“礼”结合起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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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三部礼书的内容很不相同。《周礼》是一部理想化的政典，分述各级官员职掌以及相关的典章制度，大概出于春秋战国间学者所编定，以西周、春秋的制度为基础，经过整齐划一，加以系统化和理想化而成。《仪礼》是一部古代贵族所用各种礼仪的汇编，大概出于春秋、战国间儒家的收集，又经过整齐划一的功夫，所以全书有严密的条例，各种礼节也有统一的规定。《礼记》是儒家有关“礼”的一部选集，内容较为复杂，有的原是《仪礼》的《传》，如《冠义》、《昏义》等，有的采自古代记载，如《月令》等，有的采自古代礼书，如《奔丧》、《投壶》等，有的采自儒家诸子，如《学记》、《乐记》等。这三部礼书中，所保存古代的各种制度的史料，很是丰富。如果因为其内容复杂，史料的时代难以区别，不加利用，将妨碍我们对古代各种制度的探索；如果不加选择，随便引用来解释西周的社会历史，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认为，最妥当的办法，就是按照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把礼书中的史料和其他可靠史料结合起来研究，从探索各种制度的起源和流变中，分析出那些是比较古老的制度，哪些是已有变化的制度，哪些是加入的系统化和理想化成分。这样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就可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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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时代的贵族十分讲究“礼”。这许多“礼”都是贵族根据古老的风俗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作为巩固贵族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的。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当时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的。有关这些“礼”的记载，虽然多数出于春秋、战国时人的编定，没有把西周时代的“礼”的原样保存下来，但是，由于“礼”的本身具有顽固的保守性，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探索出部分西周的情况来，甚至还可以摸索出一些氏族制末期的情况。如果能够对当时各种重要的“礼”，结合可靠的史料，从其起源、流变和性质、作用等各个方面作一番新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对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本集下半部中所收各篇有关“礼”的论文，就是为了配合上半部有关各种制度的研究，企图作一番新的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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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有不少同志对我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看法上有分歧，往往由于这种分歧，对古史分期也产生了不同主张。作者的基本看法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具有同样的发展规律。因为古代中国和东方各国如埃及、巴比仑等，同样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有比较多的共同特点。同时，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古代希腊和罗马，也还有相同的特点。但是，古代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有许多自身的特点。只有在阐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基本规律性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阐明其本身的特点，才能科学地说明其历史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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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要明辨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作具体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本集所收的有些论文，就是试图从具体探讨我国古代各种制度的发展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目的只在于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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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我国奴隶制社会和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很需要采用民族史的研究成果来作比较研究。例如摩尔根著《古代社会》一书，通过调查研究，在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族的社会组织中，找到了一把钥匙，用来解开了古代希腊、罗马、德意志社会历史的重要之“谜”。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是批判地利用了摩尔根研究的成果，对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作了科学的阐释和分析。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光辉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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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有不少少数民族，在民主改革之前，还停留于奴隶制阶段或氏族制阶段，近几年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对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累积了大量的资料，进行许多研究工作，作出了可贵的成绩。这些兄弟民族所经历的社会生活，比起易洛魁人和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来，在许多方面，应该更接近于我国中原地区古代的社会情况，可以作为我们比较研究的资料。当然不可否认，这些兄弟民族的社会生活，不全是纯粹的自发的发展形态，他们长期与汉族为邻，不能不受汉族的影响，特别是明清以来，封建中央政权利用土司制对他们进行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不可能不起较大的影响，这是在比较研究中必须注意到的。但是我们在分辨清楚这种外来影响之后，仍然可以用来作比较研究，从中看出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当摩尔根对易洛魁人进行调查研究时，离开哥伦布发现美洲已有三、四个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已很发展，对他们的影响之深，该不下于明清以来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但是摩尔根在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仍然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因此我们认为，以民主改革前的兄弟民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和古代社会历史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有些兄弟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复杂，但是一定有一个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有些兄弟民族的社会结构中，各个等级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等级的内部已有阶级的分化，但是基本上还可以看出那个等级原来属于那个阶级。从中还是清楚地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用来和古代社会历史作比较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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