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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170703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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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二 关于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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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论述，西周时代的主要耕具——耜是铲一样的耕具，而钱是带有金属锋刃的耜的别称，是无疑的。《诗经》曾再三提到耜，或者说“有略（ ）其耜”（《载芟》篇），或者说“覃耜”（《大田》篇），或者说“畟畟良耜”（《良耜》篇），都在形容耜的锋利，西周的耜该大都已有金属锋刃了。如今徐中舒同志一方面不全肯定西周的主要耕具有金属锋刃，说是“木制的耒和在耒的下端安装半圆形锐利金属犁輨或石蚌类刀铲形的耜”；一方面又说使用这样的耕具“在二人并力的耦耕下它是可以深耕的”。我们要知道，木耕具和带有石蚌类锋刃的耕具是最原始的耕具，使用这种原始耕具是无法深耕的。王祯《农书》曾说：脚踏的耕具称为“锋”的，“其金比犁镵小而加锐”，“地若坚垎，锋而后耕，牛乃省力，又不乏刃”。徐同志根据这一点来证明“耒耜就是可以深耕的农具”。其实从这一点，只能证明有金属的锐利锋刃的耒耜，才比较可以深耕。徐同志又认为战国时代的铁农具“也只能作薅草壅本的辅助农具用，因为它是生铁铸成的，铁质松脆，容易折断，它还是不能代替耒耜，用以深耕的”。好像木石制的耕具反而要比铁耕具强得多，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冶铁技术的发展来看，冶铸生铁技术的发明远在冶炼熟铁技术发明之后，在欧洲，是迟到十四世纪才发明冶铸生铁技术的。如果说，在冶铸生铁技术发明后，铁耕具还不能代替木石制的耕具，那么，要到什么时候铁耕具才能普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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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切断定西周时代已有铁农具，因为无论在考古发掘中，在古文献中，都还没有铁农具存在的真凭实据。但是，我们从春秋战国时代冶铸生铁技术的发明情况来看，西周时代是有铁农具存在的可能的[47]。郭沫若同志在《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一文中[48]，曾根据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齐侯钟》铭文有“造 （铁字的初文或省文）徒四千”的话，《国语·齐语》篇管仲所说“恶金以铸鉏夷斤劚，试诸壤土”的话，《管子·轻重》诸篇说到齐有“铁官”，辉县出土战国铁器和兴隆出土战国铁范的工艺比较进步，来推断“铁的最初出现，必然还在春秋以前”。在目前的日本考古学界，一般都认为西周时代已有铁器，他们的根据主要有下列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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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青铜兵器十二件，传为一九三一年六月河南汲县出土，原为褚德彝所藏，转为美国弗利亚美术馆所掠买去，著录于该馆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古铜器图录》一书中。从这十二件青铜器的形制和一件青铜器上有铸铭“大保”两字来看，应是西周初期之器。其中二件青铜兵器有铁刃，一戈作虺龙纹，其援部仅存半段，残存的半段援部是用铁制的；一钺作饕餮纹，其刃部是铁制的。有人曾根据上述情况，认为中国铁的使用，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千年的初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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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一件《芮公纽钟》，铭文是“芮公作旅钟，子子孙永宝用”。芮国到春秋时代已很弱小，后为秦穆公所灭亡，这钟的制作年代当在西周末年以前。这钟上部环纽的下脚的顶面（舞），在接合部分有铁锈涌出，当环纽的下脚部分的内部里面，有二个铁制角形管（径0.5厘米）的切断露出，将细铁管内泥土除去，深1.3厘米。有人认为这是悬挂垂下的振舌的铁环的痕迹，并据此断定西周时代已有铁的使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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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批附有铁的部分的青铜器，虽然不是科学发掘的出土物，但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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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姑且不断定西周农具的锋刃是青铜制的或铁制的，但必然已有用金属制的了，因为西周农具有钱、镈、铚等名称，已足证明这一点。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以能够到达相当水平，这一点是很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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耜在西周春秋时代的农耕上有两种功用，即“为沟洫”和“俶载南亩”，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为沟洫”和“俶载南亩”这两种工作，在当时农田的垦耕作业上是同样重要的，在播种之前，必须要随着地理形势，治理好沟洫，修筑好适宜的南向或东向的“亩”“ ”行列，使得农田尽量利用地利，起洗土排水等作用。当时经过这样治理的农田，田亩行列南向的叫“南亩”，田亩行列东向的叫“东亩”。由于地理形势的关系，一般以“南亩”为多，因为“南亩”的行列对于农作有利。这种情况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公元前五八九年，鞌之战，齐国大败，派宾媚人向晋国贿赂求和，晋国为了此后兵车行动的便利，以“使齐之封尽东其亩”作为讲和的条件之一[51]。当春秋时代，战胜的强国为了此后控制战败的弱国，为了此后出动兵车的便利，往往迫使弱国“尽东其亩”。晋文公在伐卫之后，就曾要求卫国把“南亩”一律改为“东亩”，《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说：“〔晋〕文公见民之可战也，于是遂兴兵伐原，克之；伐卫，东其亩。”《商君书·赏刑》篇和《吕氏春秋·简选》篇也都说：“晋文公……反郑之埤，东卫之亩。”高诱注说：“使卫耕者皆东亩，以遂晋兵也。”我们从这些历史事件中，可知古人对于农田中“亩”“ ”结构的治理，对于“东亩”和“南亩”行列的筑修，原是很讲究的，除非为强国所征服，在强力的压迫下才被迫有所改变。因为这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是很重大的。在中国古代的耕具中，耒尖刃，只适宜于耕松泥土，不适宜于刬地翻土和开掘沟洫，只有耜既能“俶载南亩”，也便于“为沟洫”。耜的所以在西周时代较为流行，这该也是个缘故吧！《国语·周语》中篇记单襄公的话，说：“周制有之，曰：‘……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所谓“民无悬耜”，是说农民尽力垦耕，没有把耜悬挂起来不用的，所谓“野无奥草”，是说农民尽力垦耕，使得田野里没有荒草。耜在西周时代所以能成为主要的垦耕工具，这是由于它便于在黄土地带开垦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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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时代对于农田的垦耕，普遍采用两人合作的方法，即所谓“耦耕”。《考工记》说：“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 。”从来学者大都根据这一点，认为二人并二耜而耕，叫做“耦耕”。也有认为二人拿二耜相对而耕，叫做“耦耕”的，例如《诗经·小雅·大田》篇孔颖达《正义》说：“计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对，共发一尺之地，故计而耦之也。”也有认为二人一前一后同时垦耕，叫做“耦耕”的，例如《考工记》贾公彦疏说：“二人虽共发一尺之地，未必并发，知者，孔子使子路问津于长沮，长沮不对，又问桀溺。若并头共发，不应别问桀溺，明前后不并可知。虽有前后，其畎自得一尺，不假要并也。”也有认为二人合作垦耕，一人耕，一人耰（椎碎土块），叫做“耦耕”的，有人根据《论语·微子》篇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又说：“桀溺耰而不辍。”就认为“耦耕”是二人同时进行耕作业和耰作业的密切配合[52]。如今徐中舒同志又认为二人共踏一耒或耜，叫做“耦耕”。徐同志说：“古代耦耕，二人共踏一耒或耜，故耒或耜的柄之下端接近刺地的歧头处，或安装犁輨处，安装一小横木，左右并出，适为两人足踏之处。若后代不行耦耕，则此一小横木只向一方突出，供一人足踏即可。如王祯《农书》所绘长镵使用图，即系如此。宋周去非《岭外代答·风土门》记踏犁的形制云：‘……犁柄之中于其左边施短柄焉，此左脚所踏处也。……’踏犁只供一人使用，所以也只有左脚所踏处的左边施短柄。”各家对于“耦耕”的解释，说法如此纷纭，究竟以那一种为对呢？古时又称“耦耕”为“合耦”或“比耦”[53]，是二人运用二耜合作垦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两人是相并而垦耕，还是相对而垦耕，是看需要而进行的，目的无非在通过合作以提高垦耕的工作效率。二人运用二耜相并或相对而耕，的确能够达到程瑶田所说的“刺土得势，土乃迸发”的效果的[54]。至于徐中舒同志所说“耦耕”是“二人共踏一耒或耜”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如果二人挤在一把耒或耜上踏，提高垦耕工作效率是不大的，若是二人步伐不一致，还要互相牵制，影响垦耕的工作效率呢！从来所有脚踏的耕具，只能由一人来使用，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甲骨文中的“耤”字，就像一人执耒而耕的情况。徐同志认为后代不行耦耕，因而脚踏耕具上脚踏的小横木只向一方突出。其实，后代的脚踏耕具上所贯的小横木也有左右并出的，例如日本所藏的子日手辛锄、王祯《农书》上的锋、阮元在山东所见到的耜，都是如此。脚踏耕具上小横木的左右并出或只向一方突出，只是制作上有些不同，并不是行“耦耕”或不行“耦耕”的关系。至于阮福《耒耜考》说：“今黔中爷头苗在古州耕田，全用人力，不用牛。其法一人在后推耒首，一人以绳系磐折之上肩，负其绳向前曳之，共为力。此即耦耕之遗欤？”这又误把人挽犁误解为“耦耕”了。其实人挽犁不但苗族有，直到近代在中原地区还有应用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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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我在《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一文中，已曾加以分析。我们认为：西周时代由于使用带有金属锋刃的耕具，由于黄土地带土壤较松，由于“耦耕”方法的采用，荒地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垦。当时在农田中已普遍按地理修筑有整齐的“亩”“ ”行列，起着洗土排水和灌溉作用。在播种前，已很注意垦耕的时节，在苗生长后，已使用带有金属锋刃的镈进行耨耘，以保持土壤中的水力和肥力，同时也已懂得在耨耘中积“绿肥”来作肥料。由于工具和技术的进步，由于生产经验的累积，使得农业生产有了提高，粮食作物的品种有了增加。总之，西周的农业生产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徐中舒同志等认为西周已有三田制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是缺乏确切的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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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农田，有“菑”、“新”、“畬”等三种不同名称。徐同志把这三种田的名称和《周礼·遂人》所说的“上地田百亩莱五十亩”牵合了起来，认为西周存在着每年休耕三分之一的三田制，“菑”、“新”、“畬”就是实行三田制下的三种田的名称。我曾经批评说：“《周礼》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确切证据，就不能根据《周礼》来论定西周已有三田制。”如今，徐同志反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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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先生一面说不能根据《周礼》来论定西周已有三田制，但是他一面又引东汉孙炎和东汉以后的郭璞、董遇等对菑、新、畬的解释而加以总结说：“第一年开垦的荒田叫菑田，第二年开垦熟的田叫新田，三年后垦好的熟田叫畬田。”依杨先生的意思，菑、新、畬三种耕种不同的田，既不能利用年代相去最近的《周礼》加以论证，难道反可以利用东汉或东汉以后的年代相去更远的人的注释，给以确切的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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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徐同志的反批评是不确当的。我的引用东汉和东汉以后的注释来对这三种田加以解释，是与《尚书·梓材、大诰》篇和《诗经·臣工、采芑》篇上谈到“菑”和这三种田的西周文献结合起来的，我们要知道，东汉和东汉以后人的注释，有好些是有它的来历的，并不是凭空杜撰的，所以能够和《尚书》《诗经》上的原意相合[56]。我们是应该运用这些注释，来理解《尚书》《诗经》的原意的。如果《周礼》上有足以阐释这三种田的文献，当然比运用东汉以后人的注释更确当些。但是《周礼·遂人》所谈的，并没有涉及这三种田，现在徐同志凭空地把它比附上去，就显得牵强了。徐同志又反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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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他对于菑、新、畬的新解是：新比菑好，畬比新更好，所以第一年叫荒田，第二年叫熟田，第三年叫垦好的熟田，那末，第四年应当是更好了。这完全是最进步的农业，就是现在最进步的耕作技术也不过如此。这比三田制耕种二年后就要休耕一年还不进步吗？这对于他说三田制不是西周时代所可能产生的，是怎样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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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同志这个反批评，是把我的原意误会了。我根据了《尚书》《诗经》上的西周文献结合了前人的注释，认为菑田是初开垦的荒田，因为技术水平低，不是当年就能播种的，到第二年经过修治，才成为能够种植的“新田”，到第三年才成为“畬田”。怎能根据这一点说“这完全是最进步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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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菑”本有开垦之义，“菑”或作“ ”，《广雅·释地》篇曾把“ ”和“垦”“耕”作为同义字。王念孙《广雅疏证》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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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轮人》“察其菑蚤不齵”。注云：“菑谓辐入毂中者也。”辐入毂中谓之菑，犹耜入地中谓之菑。菑之言倳也，李奇注《汉书·蒯通传》云：“东方人以物臿地中为倳。”是其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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耜就是臿，它的垦耕方法是“插地起土”。“插地”的垦耕方法叫“菑”，也叫“剚”或“倳”。《诗经·小雅·大田》篇“俶载南亩”，郑玄笺读“载”为“菑”，而《正义》引王肃注又说：“俶，始也，载，事也，言用我利耜始发事于南亩也。”王肃把“载”解释为“事”，陈诗庭《读书证疑》卷四说：“事当读为倳，与菑同。”因为“菑”和“倳”是指“插地”的垦耕方法，所以“菑”“倳”又都有插立之义。陈诗庭《读书证疑》卷二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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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轮人》注：“泰山平原所树立物为菑，声如胾。”《汉书·郊祀志·瓠子歌》：“隤竹林兮楗石菑。”师古注：“石菑为臿石立之。”《杨赐传》注引《续汉书》：“轻车菑矛戟幢麾”，谓插也。《史记·张耳陈馀传》“倳刃”，徐广音倳为胾。……声在则义从之也。……郑《士虞礼》注：“胾，切肉也。”菑、倳声如胾。 之入土，如刀之切肉。倳为插地，王肃训载为事，事当为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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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声求义”，菑字是开垦之义是无疑的。菑字从艸从田， （古灾字）声，从它的结构来看，也是开垦之义。所以菑字原为初垦辟的意思，所谓菑田就是第一年初开垦的荒田，而一般也还把菑作垦耕的意思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