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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族 贵族利用家长制家庭公社遗留的制度，加以改造和发展，构成宗法制度，作为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工具。建立有嫡长子继承制，来统率、团结和管理本族成员，巩固其统治地位。还建立有大宗、小宗等制度，把亲疏远近的同一血统的贵族连结起来，由天子以下，分成诸侯、卿大夫等级，分封统治地区，给与世袭官职，以分享剥削的权利，并以巩固其统治。各支宗族保留有“同财共居”的习惯，共同占有土地和人民，并共享剥削所得，作为团结本族成员的经济基础。他们以嫡长子继承制所产生的“宗子”——即宗族长，全权掌握本族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宗教上的一切权力，成为本族集中权力的首领，有管理、指挥和处罚本族成员之权，也有庇护和帮助本族成员之责；同时代表贵族统治和剥削人民，掌握国家的军权和政权。当时国家的各级统治机构，是和各级贵族组织密切结合的。天子为天下同姓贵族之大宗，又为政治上的共主。诸侯为天子所分封，在本国为大宗，对同姓的天子为小宗，他们以国名为氏。卿大夫为诸侯所分封，在本家为大宗，对同姓的诸侯为小宗，他们以官职、辈分等为氏。氏就是各支宗族的名称。同时，贵族还利用旧习惯改造和发展成为各种“礼”，以巩固其宗法制度，加强君权、族权、夫权和神权的统治。每个贵族男子，幼年时由父亲取“名”，成年时要“结发”和举行“冠礼”，由贵宾取“字”，表示正式成为贵族成员，开始有参加政治活动和统治人民的特权，从此便可男婚女嫁，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取得规定的继承权，还有参与本族祭祀的权利，并开始有服兵役的义务，负有保护贵族特权的责任。当时国家的军队，就是以贵族成员作为骨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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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人 “国人”是天子的王城和各国国都附近“乡”中的居民，是当时国家的自由公民性质，也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他们长期保留有村社平分耕地的制度，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国家遇到有危难和改立国君等大事，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同时有服兵役和纳军赋的义务，当时国家的军队主要是由成年的“国人”编制而成的，当时的军队编制经常是和“国人”的乡里编制密切结合的，执政贵族很注意他们的教育和军事训练，除了同样有“冠礼”、“昏礼”、“祭礼”、“丧礼”等，以加强其团结以外，还特别在“乡”中举行的“乡饮酒礼”和“乡射礼”，来加强团结和加强军事训练。此外，更有带有“国人”大会性质的“大蒐礼”，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同时，执政者常把军制的建置和变更、将帅和执政的选定、法律的制定等国家大事，在大会上公布，以表示对“国人”政治权利的尊重。“国人”也还有被选拔为低级官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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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庶人 “庶人”也称“庶民”、“野人”、“氓”、“鄙人”，是居于王城和国都的郊外“野”或“鄙”、“遂”的居民，也包括卿大夫采邑的居民，是当时被奴役的农业生产者。他们长期保留有村社的组织形式，被奴隶主贵族和国家官吏利用来劳动编组，作为奴役的便利工具。有所谓井田制度，即是村社的土地制度。他们在名义上也平均分到“份地”，但是实际上，所有土地，连同自己本身，都是贵族及其国家所有的财产。他们要在籍田或耡田（即被贵族和官吏占有的原来村社的公有田）上进行集体的无偿劳动，称为“籍”或“助”，“籍礼”就是监督他们从事集体劳动的仪式和制度。所耕“份地”还有赋税的负担，更要提供极其繁重的劳役，提供家畜和一切贵族所需的野外生产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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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奴隶 西周时代奴隶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有单身奴隶称为“人鬲”、“鬲”或“讯”等，有婚配成家的奴隶叫“臣”，更有整个氏族或部族被作为奴隶的。主要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泽等主要生产。他们都被留住于奴隶主贵族集中和力量强大的地区，直接被奴隶主贵族所奴役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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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社会结构看来，可知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东方各国比较起来，确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同时与古代希腊、罗马比较起来，也有一些类似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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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声明一下，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提出不同主张的学者多数是我们史学界先进的前辈，作者理论水平很低，所提出的不同意见，所提出的自己看法，可能并不确当。为了使这个讨论进一步深入，愿意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请大家讨论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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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8月9日《文汇报》，今大加补充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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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民族研究》1959年4月号，云澜：《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民主改革以前的封建领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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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历史研究》1958年3月号，刘尧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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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见拙作《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和《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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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考古》1959年10月号，《1955—57年陕西长安沣西发掘简报》和夏鼐：《十年来中国考古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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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收入《文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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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教学与研究》1956年8、9月号，胡庆钧：《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教学与研究》1957年1、2月号，胡庆钧：《再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民族研究1958年1月号，夏康农等：《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以前的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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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参看拙作《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刊《学术月刊》1959年6月号，今收入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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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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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史学界最近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论的关键，首先在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三种不同主张，即西周封建领主制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西周典型奴隶制论。作者最近写了《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主张》一文[65]，对这三种主张作了简要的比较和分析，认为三说对中国古史研究都曾作出有益的贡献，但都存在着问题。我们认为，西周封建领主制论者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的作用，不能确切说明新旧生产关系代谢的过程，也不能具体证明当时剥削制度和国家政权属于封建性质，相反地，它具有奴隶制性质是很显著的。又认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者过分强调了“村社”存在的特点，他们主张当时只有家内奴隶，主要生产者全是“村社”农民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有家内奴隶，没有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是不能认为奴隶社会的，相反地，西周确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主要生产。同时又认为西周典型奴隶制论者过分把社会结构看得单纯化了，他们把“庶民”和“庶人”解释为下等奴隶，否认“井田”是变了质的“村社”土地制度，否认有变了质的“村社”农民的存在，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相反地，从古文献上记述“井田”制的内容来看，非“村社”就不能解释；从古文献上的“庶民”和“庶人”来看，也不能解释为下等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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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述三说都有难通和不合实际之处，我们就提出了一种看法，认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残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剥削的单位，使“村社”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本文将根据可靠史料进一步提出论据，阐明这个主张，请大家讨论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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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一 西周的奴隶有三类，数量相当大，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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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对西周存在奴隶的看法很不一致。西周封建领主制论者认为当时奴隶制正逐渐削弱中，已成为残余形态。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者认为当时只有家内奴隶，不从事主要生产，主要来源是债务奴隶。西周典型奴隶制论者认为“人鬲”、“臣妾”、“庶民”、“庶人”全是下等的生产奴隶，数量很大，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究竟当时奴隶是否大多是生产奴隶呢？当时奴隶制生产关系是否占支配地位呢？当时奴隶来源主要是债务奴隶还是战争俘虏呢？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我们先来探讨当时奴隶的种类、数量及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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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奴隶，主要有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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