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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170703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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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附录一 释“臣”和“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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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中，常有赏赐“臣”和“鬲”的记载。解释清楚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将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社会性质的认识。本文试图对这方面作些解释，请大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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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在殷周时代，本来是奴隶的称谓。《尚书·费誓》记述伯禽在费的誓辞，命令所属部队不准追逐逃亡的马牛和臣妾，也不准引诱偷窃人家的马牛和臣妾，很严厉地说：“马牛其风，臣妾逃逋，勿敢越逐，只复之，我商（赏）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这样把“臣妾”和“牛马”相提并论，其为奴隶的性质，无可置疑。西周金文中的“臣妾”，同样是指奴隶，如《克鼎》载：“易（赐）女（汝）井（邢）家 田于 ，以（与）厥臣妾。”这个连同田地一起赏赐的“臣妾”，当然是奴隶。西周金文中被用作赏赐物品的“臣”，属于奴隶性质，很是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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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所要谈的，就是西周金文中常见赏赐“臣若干家”，这个“臣”的“家”应作如何解释。在西周、春秋文献中，“家”常被用来指贵族的宗族组织，也常被用来称呼贵族的政治组织，因为在宗法制度之下，贵族的政治组织是和宗族组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臣若干家”的“家”，是否也能解释为宗族呢？不能。在西周时代，天子只有在分封大块土地时，才会臣民整族的分赏。《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成王分封鲁、卫、晋等国，曾分赏给“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作为“职事”的人。至于西周金文中有关“臣若干家”的赏赐，都是由于某种恩典或某种功劳而临时分赏的，其赏赐的规模比较小，是不能和分封土地时的赏赐相提并论的。例如夨令因为“尊俎于王姜”，王姜赏给他“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又如令因为“王归自諆田”，与奋“先马走”，受到王的赏赐“臣十家”。又如不 因为对 狁作战有功，受到伯氏赏给“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如果把“臣若干家”解释为“臣若干族”的话，那么，夨令等人仅仅因为“尊俎”、“先马走”等，所受到的赏赐就相当于鲁卫受封时的赏赐，甚至还要超过，岂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当时各种物品的赏赐，应该是相互配称的。《左传·定公四年》载鲁国受封时，除了赏得“殷民六族”之外，还赏得“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宗司彝器”等，这是相互配称的。夨令除了赏得“臣十家”之外，只有“贝十朋”和“鬲百人”；不 除了赏得“臣五家”之外，只有普通的弓一把、矢一束和“田十田”。如果把“臣十家”和“臣五家”解释为“臣十族”和“臣五族”，就和其他的赏赐物品太不相称了。“田”在西周金文中是一个较小的面积单位，如《 鼎》记载匡季用“田七田、人五夫”来赔偿“禾十秭”。如果“臣五家”是“臣五族”的话，这和“田十田”显得太不相称了。如果不 仅因一次战功，就分赏得“臣五族”，何以分赏得的“臣”如此其多？而同时分赏得用来生产的田只有“十田”，何以又如此其少？还有《麦尊》说：“侯易（锡）者 臣二百家”，不管是把“臣二百家”赏给也好，交给管理也好，如果把“臣二百家”解释为“臣二百族”，这个数字就未免太大了。从种种方面来考察，这个“臣若干家”是不能解释为“臣若干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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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组织是以宗族为主要单位的，因而贵族的所谓“家”是指宗族而言的。至于国都中的“国人”和在鄙野的劳动人民，则以小家庭为其基本单位的，则其所谓“家”应该是指小家庭而言的。例如《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制定国都和鄙野的户口编制，在“国”中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在“鄙”中以三十家为邑。这些“家”都该是指小家庭的。西周金文“臣若干家”的“臣”，既然是奴隶的性质，他们的“家”当然也只是小家庭。所谓“臣若干家”，正确的解释，应该就是成家的奴隶若干“户”。在西周金文中，“田”是田地中较小的单位面积，分赏时，有时很零碎，东“一田”，西“一田”，有时用整数来分赏，赏给“十田”或“五十田”，其中以“十田”较多。同样的，“臣”的“家”是指小家庭，是较小的单位，分赏时，也常用整数，有赏给“五家”、“十家”以至“二百家”的，其中以“十家”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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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中，确也有把“臣”整个族来赏赐的。例如《井（邢）侯簋》说：“ 井（邢）侯服，易（锡）臣三品：州人、 人、墉人”。所谓“臣三品”，就是指三个品种的“臣”，也就是指州人、 人、墉人等三个部族的人。因为《井侯簋》所载，正是周天子赐封邢侯时的大赏赐。《中方鼎》说：“中，兹 人入史（事），易（锡）于珷（武）王作臣，今兄（贶）畀女（汝） 土，作乃采。”这里说：因为“ 人”的臣服于周武王，作为“臣”，周王把“ 土”赏给了中，作为中的采地。很明显，周天子把“ 土”赏给中作采地时，是连同作为“臣”的“ 人”在内的。这个“ 人”如同“州人、 人、墉人”一样，是指整族的人。因为《中方鼎》所载，是赏给采地，也是个大赏赐。这样以整族的“臣”来赏赐的例子，在西周金文中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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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金文看来，当时作为奴隶性质的“臣”，被用作赏赐或赔偿的物品时，多数是以“家”（小家庭）为单位的，也有以整个部族为单位的，同时也还有以“夫”为单位的。《 鼎》载：“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寇 禾十秭。”又说：“匡稽首于 ：用五田，用众一夫曰益，用臣曰疐、曰 ，曰奠，曰用兹四夫。”这里把“臣”和“众”同样以“夫”来计数，而且同样用作赔偿物资，同样属于奴隶性质，但是，“臣”的身份要较“众”低一等。前引《夨令簋》说王姜赏赐“臣十家，鬲百人”，又把“臣”和“鬲”同样作为赏赐的物品，但是有“家”的“臣”，其身份要较“鬲”高一等。“臣”在西周金文中，除用作一般奴隶的称谓以外，也用来专指某一种奴隶，其身份要比“众”低一等，比“鬲”高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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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解释西周金文中有关“臣”的记载完毕，接着解释有关“鬲”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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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又称“人鬲”，《大盂鼎》载：“易（锡）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 （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锡）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许多学者都认为“鬲”就是《逸周书·世俘》篇的“磿”，《世俘》篇说：“武王遂征四方，凡憝（敦）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七万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按古时“鬲”确与从“厤”之字音同通用，如《周书·大诰》：“嗣无疆大歷服”，魏三体石经“歷”作“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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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解释“磿”和“鬲”的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人鬲”即《尚书·大诰》的“民献”，如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卷二说：“鬲疑献之省，《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与此语合。”另一种，认为“磿”和“鬲”是俘馘的名册。孙诒让的《周书斠补》、《周礼正义》、《古籀余论》，就是如此主张。他引《周礼·地官·遂师》：“抱磿”（郑注：“磿者，适歷执綍者名也”），来证明“磿”是名册；又认为“磿”和“歷”同声假借，取其历历可数之意，并引《礼记·月令》：“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礼记·郊特牲》：“简其车赋而歷其卒伍”作为佐证。因此认为《世俘》篇的“馘磿”是“谓所执俘馘之名籍”，而《大盂鼎》的“鬲”也即《世俘》篇的“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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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解释，我们认为都是不确切的。《尚书·大诰》说：“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应作‘文’）武图功。”又说：“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尚书大传》“民献”作“民仪”，《汉书·翟方进传》载王莽仿造的《大诰》作“民献仪”，注引孟康说：“民之表仪为贤者。”所谓“民献有十夫”，很明显，是指周公最重要的十个助手，即十位大臣，犹如古本《泰誓》所说：“予有乱（司）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杜注：“武王言我治臣十人，虽少，同心也”）。可知“民献”和西周金文中用作赏赐物品的“鬲”，性质根本不同，两者不容混为一谈的。至于《周礼·地官·遂师》“抱磿”的“磿”，性质上也和《逸周书·世俘》篇“馘磿”的“磿”不同，也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如果把“馘磿”作为“所执俘馘之名籍”解释，那么，武王攻伐九十九国，所得的将不是俘馘，而仅仅是俘馘的名册，这就很不近情理了。我们认为，《世俘》篇所载武王攻伐所得“馘磿亿有七万七百七十有九”，就是指战争中所得俘虏，至于“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那是战胜之后俘得的一般敌国人民，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犹如《师寰簋》记载师寰征伐淮夷，除了在战场上“折首执讯”之外，还曾“殴孚（俘）士女羊牛，孚（俘）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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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鬲”和“磿”的旧有解释既然都不确切，现在我想提出另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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