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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社”设置在树林中，是一个土坛，土坛上陈列着石块或木块作为“社主”。祭社时男女齐集，杀牛杀羊祭祀，奏乐歌舞。既有群众性的文娱活动，也是男女交际的场所。民间有许多动听的音乐，美妙的舞蹈，生动的诗歌，都在这里表演。这种情况到汉代也还流行，《淮南子·精神》篇说：“今夫穷鄙之社，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在祭社的礼节完毕以后，群众也就聚餐一顿，《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里中社，（陈）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当聚餐时，是由主管宰杀牺牲的社宰来平均分配给大家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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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的群众集会是腊祭。腊祭是在收获以后，对各种鬼神的酬谢和庆祝丰收。腊祭原在十月，后来改在十二月，也或称为“蜡祭”。《月令》说：孟冬之月“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礼记·郊特牲》篇说：“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农神）而祭司啬也，祭百神以报啬也，……息田夫也。”蜡祭时也非常热闹，“一国之人皆若狂”，这样的“百日之蜡，一日之泽”，即终年辛勤，一日得到休息娱乐，孔子认为符合于“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腊祭时也杀牛杀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记述秦昭王时因王病愈而“杀牛赛祷”，公孙衍说：“非社腊之时也，奚自杀牛而祠社？”可知祭社祭腊是同样要杀牛祭祀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为嘉平，赐黔首里米六石二羊”。所谓“赐黔首里米六石二羊”，也是为村社祭腊之用。在祭腊完毕后，也同样要在村社的公共建筑——“序”里聚餐，聚餐要按年龄大小来排席次。《周礼·党正》说：“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除了祭社祭腊以外，其他的祭祀还有“尝新”等。这种酒会热闹得很，男女老少的农民都一起在欢乐，还有“六博”“投壶”等娱乐，《史记·滑稽列传》记淳于髡说：“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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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村社的“土地一部分属于个别的农民，由他们独立去耕作。别一部分是共同耕作的，……那是部分地被用来应付公共的支出，部分地当作歉收等等情况下的准备”（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48—1049页）。在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压迫下，共同耕作的公共地全部被掠夺，这种祭祀等公共的支出，就由个别农民分担，成为农民的一种格外负担。战国初期李悝计算农民生活，一家五口，百亩岁收一百五十石，除去十一之税十五石和吃粮九十石，余下四十五石，每石三十钱，共一千三百五十钱，其中“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可知这时村社的祭祀，已成为农民很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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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五点，说明中国原始的村社中有着公共集会和活动的场所，兼有会议室、学校、礼堂、俱乐部的性质。祭社和祭腊是当时最热闹的群众性活动。后来，村社隶属于国家和贵族，原来共同耕作的收入已被全部掠夺去，祭社、祭腊等群众活动的习惯虽还保存着，但其费用已成为村社成员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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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六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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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论证了我国古代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情况。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在古代东方国家中，这种孤立而细小的村社实质上已成为被奴役的“小集体”。因为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在对各部落征服和掠夺的过程中，已使原来村社成员“不能成为财产的所有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占有者，所以事实上他本身即是财产”（《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中译本三〇页）。当时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除了占有和奴役各种生产奴隶之外，还实际上成为许多村社的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他们利用原来村社组织加以劳动编组，把村社转化成了被奴役的“小集体”，使再生产在极悲惨条件下进行，于是这种变质的村社组织便被长期保留下来。在商和西周奴隶制国家的统治下，这些村社成为奴隶制国家的基层组织，村社的长老已成为国王和贵族的属吏，村社成员和奴隶同样受到压迫和剥削。到春秋战国间，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村社的份地开始卖买，井田制度瓦解，村社组织就进一步分化。这个问题牵涉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需要另外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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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春秋战国间井田制度瓦解，村社的份地开始卖买，村社组织进一步分化，村社内部成员间的不平等就更显著。从中出现了称为“豪民”的地主，出现了少地的贫苦农民[97]，也出现了“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佃农，也出现了“庸耕”的雇农，也还有出卖妻子儿女做奴隶的，也还有奴隶性质的“赘婿”。《史记·货殖列传》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也就是说：由于贫富的不均，必然会产生隶属和奴役的关系。在村社中这样阶级分化的情况下，闾里中居住的不平等情况也就跟着产生。因为古人是重右而轻左的，于是在闾里之中所有无地的贫苦农民，都被迫住到“闾左”[98]。秦始皇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首先谪发罪人、赘婿、商人，接着谪发曾做过商人的、父母和祖父母做过商人的。等到秦二世元年七月，因为罪人、赘婿、商人早谪发完了，就“入闾取其左”。在“发闾左”这一役中，因为陈胜原是“佣耕”的雇农，也住在闾左，因而也在谪发之列。自从井田制废弃，村社内部分化，村社组织就只成逐渐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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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探讨。这篇文章只是一个试探，希望大家批评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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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月刊》1959年6月号，又收入《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今大加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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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释名·释州国》说：“周制九夫为井，其制似井字也。”《周礼·小司徒》郑注也说：“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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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应劭《风俗通义》引《春秋井田记》说：“人年三十，受田百亩，以食五口，五口为一户，父母妻子也”（《全后汉文》卷三十七）。《礼记·内则》说：“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郑注：“男事，受田给政役也。”《国语·鲁语》韦注又说：“三十者受田百亩，二十者受田五十亩，六十还田。”陈奂、孙诒让都据此认为年二十受余夫之田，年三十受正夫之田。事实上，古代民间结婚年龄较早，并不如《礼记》《周礼》等书所说，一般到二十岁都已经结婚。《墨子·节用上》说：“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齐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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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前，保留村社制度，每个农民从十五岁到结婚前为学习负担时期，应分得1/2到1/4份地；结婚后到五十岁为正式负担时期，分得一份份地，出一户负担；五十以后为卸却负担时期，退还份地。井田的还受制度正与此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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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的《井田沟洫名义记》说：“郑氏注《小司徒》云，沟洫为除水害，余亦以为备潦非备旱也。……若以备旱，则宜潴之，不宜沟之；宜蓄之，不宜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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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胡承珙《毛诗后笺》说：“古人制田始于一亩，行水始于一 。姑以一亩之 言之， 顺水势，亩顺 势。 纵则亩纵， 横则亩横，此自然之理也。南北曰纵，东西曰横。 自北而注南为纵，则亩之长亦随 而南，曰南亩。 自西而注东，亩之长亦随 而东，曰东亩。”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阡陌考》说：“天下之川皆东流，故川横则浍纵，洫又横，沟又纵，遂又横，遂横者，其 必纵，而亩陈于东，是故东亩者天下之大势也。”又说：“天下之川，大势虽皆东流而河东之川独南流，河为川之最大者，而或南流，则其亩必南陈而为南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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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详拙作《月令考》，1941年7月出版《齐鲁学报》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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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汉书·地理志》颜注引张晏说：“周制三年一易田，以同美恶。商鞅始割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又引孟康说：“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都认为商鞅实行“爰自在其田”的“爰田”制之前，有“三年爰土易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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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例如秦汉间陈平“家贫”，“有田三十亩”，见《史记·陈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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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史记·陈涉世家》索隐对“发闾左”有两种不同解释，一说秦时免役者居闾左，发闾左就是把住在闾右的该服役的人征发完了，这时把不当服役的闾左居民也征发了。另一说秦时富强的人居闾右，贫弱的人居闾左，这时富强的人征发完了，征发到了居闾左的贫弱居民。《汉书·食货志》注引应劭说：“秦时以适发之名适（谪）戍，先发吏有过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发，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戍者曹辈尽，复入闾取其左发之，未及取右而亡。”在上述三种解释中应以应劭之说为是。应劭之说是根据晁错的。《汉书·晁错列传》载错说：“臣闻秦时，……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古人居处重右而轻左，详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一《尚左尚右》条、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三《周制度杂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