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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53 春秋时代各国军队的编制，除了由国君和卿大夫的宗族作为骨干以外，主要是由“国人”编制而成的。“国人”有纳军赋的义务，壮丁必须充当甲士，一旦遇到战争，要召集入伍时，只须“授甲”或“授兵”。《左传·闵公二年》记载：狄人伐卫，因卫懿公爱鹤，鹤有乘轩的，“国人受甲者”都说“使鹤”，结果卫军大败。又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国伐许，曾“授兵于大宫”。这和《周礼》所说“六乡”居民编制成的军队，武器平时由国家保藏，到战时“授兵”，完全相同[114]。由于“国人”是当时国家的战士，各国很注意对他们的训练。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国栾武子说：楚国自从灭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治）国人而训之”，“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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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55 春秋时各国军队主要由“国人”编制而成，“国人”是各国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支柱。因此各国国君和大臣遇到危难，就召“国人”来征询意见。《左传·僖公十八年》记载：邢和狄伐卫，卫文公要把君位让给父兄子弟，朝“众”来征询意见，“众不可，而从师于訾娄，狄师还”。这些反对卫文公让位而“从师于訾娄”的“众”，即是“国人”。《左传·定公八年》记载：卫灵公苦于晋国逼迫，企图反抗，朝见“国人”而使公孙贾征询说：“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国人”都回答说：“五伐我，犹可以战。”于是卫国决定反抗晋国。《左传·哀公元年》又载：吴王夫差攻入楚国，派人来召陈怀公，要求陈国服从吴国，怀公朝见“国人”而问道：“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结果“陈人从田，无田从党”。这就是《周礼·小司寇》所说“询国危”[115]。从“陈人从田，无田从党”的情况看来，当时陈的“国人”，既有田地，又有乡党组织，只是当时他们占有田地已不均，有的已“无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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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57 春秋时各国贵族在君位继承上发生问题时，也常征询“国人”的意见。《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惠公被秦俘虏后，派郤乞“朝国人而以君命赏”，并且说：“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指太子圉）也！”“众”因此都哀哭，晋国于是“作爰田”。《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君位，晋景公派士景伯到周，“立于乾祭（王城北门）而问于介（当从王引之校作其）众”，从此晋国便和王子朝断绝关系。《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又载：越国接受卫侯辄的请求，派兵护送他回国。卫大夫公孙弥牟召集“众”而问道：“君以蛮夷伐国，国几亡矣，请纳之。”“众”都说：“勿纳。”公孙弥牟又说：“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众”都说：“勿出。”结果卫侯辄不敢进入卫国。这就是《周礼·小司寇》所说“询立君”[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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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59 当时不仅国君的废立要征询“国人”意见，卿大夫的废立也常征询“国人”意见。例如《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载：宋国由大尹（阉官之长）专权，常假托君命以遂其私欲，“国人恶之”。这年十月宋景公去世，大尹立宋景公养子启为君，然后再发丧。大司马皇非我、司城乐茷等“皆归授甲”，图谋驱逐大尹，并且“使徇于国”说：“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都说：“与之。”大尹又“徇于国”说：“戴氏（即乐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众”都说：“无别”（杜注：“恶其号令与君无别”）。结果由乐得“使国人施（加罪）于大尹”，迫使大尹带同启出奔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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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61 春秋时期有些国家国君的废或立，“国人”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莒国为例，如莒纪公的被杀（《左传·文公十八年》），展舆的杀莒犁比公而自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莒郊公的被逐而庚与的被迎立（《左传·昭公十四年》），庚与的被逐（《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都是由于“国人”的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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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63 春秋时期有些国家的贪暴的卿大夫，也常被“国人”逐出或杀死。例如陈国司徒辕颇的被逐（《左传·哀公十一年》），郑国执政子孔的被杀（《左传·襄公十九年》），都是如此。在各国贵族的内讧中，胜负都常由“国人”的向背来决定的，其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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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65 不仅在春秋时期，“国人”在政治上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在西周时期早已如此。据《国语·周语》记载，由于周厉王的“专利”，弄得“民不堪命”，于是“国人谤王”，周厉王招徕了一个卫巫，命他检举，大加杀害，使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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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67 由此可见，西周春秋时代“国人”的性质，基本上和《周礼》的“六乡”居民是相同的，是当时各国的自由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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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69 春秋时代各国农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叫“庶人”。所谓“其庶人力于农穑”（《左传·襄公九年》），“庶人食力”（《国语·晋语四》），“自庶人而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国语·鲁语下》）。从西周时代起，庶民已被迫在“籍田”上从事无偿劳动，统治者在“籍田”上举行“籍礼”之后，要“庶人终于千亩”（《国语·周语上》）。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以前，“籍”仍是对庶人的主要剥削办法（《春秋》三传）。这又和《周礼》的“六遂”居民受到“合耦于耡”的剥削，基本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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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71 根据本节所分析，春秋时各国还多保留有乡遂制度，这种乡遂制度就是其社会组织的主要结构。把它和《周礼》作比较，可知《周礼》的乡遂制度不是没有来历的，还基本上保存着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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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79 古史新探三　西周时代的“六 ”、“八 ”和乡遂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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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81 西周时代存在有乡遂制度是无疑的。《尚书·费誓》说：“鲁人之郊三遂”，说明鲁国在西周初年已有三乡三遂的制度。鲁国是以奉行“周礼”著称的诸侯国家，可以推想，周天子的王畿之内一定早就实行着这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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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83 《周礼》所说王畿的乡遂制度，其中基本特点该西周时已有，但是许多具体制度已被改变、扩大和增饰，并加以理想化和系统化。其中显然被改变和扩大的就是军队的编制。《周礼·夏官·序官》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实，“军”的编制在西周时还没有。据西周文献看来，当时只有六师而没有六军。如《尚书·顾命》：“张皇六师”；《诗·小雅·瞻彼洛矣》：“靺韐有奭，以作六师”；《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大雅·常武》：“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到春秋时，诸侯才有“军”的编制，大国都编三军，于是有“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左传·襄公十四年》）之说，《周礼》就是根据这种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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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0586 西周文献中的“六师”，在西周金文中称为“六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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