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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各国贵族在君位继承上发生问题时,也常征询“国人”的意见。《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惠公被秦俘虏后,派郤乞“朝国人而以君命赏”,并且说:“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指太子圉)也!”“众”因此都哀哭,晋国于是“作爰田”。《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君位,晋景公派士景伯到周,“立于乾祭(王城北门)而问于介(当从王引之校作其)众”,从此晋国便和王子朝断绝关系。《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又载:越国接受卫侯辄的请求,派兵护送他回国。卫大夫公孙弥牟召集“众”而问道:“君以蛮夷伐国,国几亡矣,请纳之。”“众”都说:“勿纳。”公孙弥牟又说:“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众”都说:“勿出。”结果卫侯辄不敢进入卫国。这就是《周礼·小司寇》所说“询立君”[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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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仅国君的废立要征询“国人”意见,卿大夫的废立也常征询“国人”意见。例如《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载:宋国由大尹(阉官之长)专权,常假托君命以遂其私欲,“国人恶之”。这年十月宋景公去世,大尹立宋景公养子启为君,然后再发丧。大司马皇非我、司城乐茷等“皆归授甲”,图谋驱逐大尹,并且“使徇于国”说:“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都说:“与之。”大尹又“徇于国”说:“戴氏(即乐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众”都说:“无别”(杜注:“恶其号令与君无别”)。结果由乐得“使国人施(加罪)于大尹”,迫使大尹带同启出奔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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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有些国家国君的废或立,“国人”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莒国为例,如莒纪公的被杀(《左传·文公十八年》),展舆的杀莒犁比公而自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莒郊公的被逐而庚与的被迎立(《左传·昭公十四年》),庚与的被逐(《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都是由于“国人”的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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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有些国家的贪暴的卿大夫,也常被“国人”逐出或杀死。例如陈国司徒辕颇的被逐(《左传·哀公十一年》),郑国执政子孔的被杀(《左传·襄公十九年》),都是如此。在各国贵族的内讧中,胜负都常由“国人”的向背来决定的,其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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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春秋时期,“国人”在政治上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在西周时期早已如此。据《国语·周语》记载,由于周厉王的“专利”,弄得“民不堪命”,于是“国人谤王”,周厉王招徕了一个卫巫,命他检举,大加杀害,使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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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西周春秋时代“国人”的性质,基本上和《周礼》的“六乡”居民是相同的,是当时各国的自由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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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各国农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叫“庶人”。所谓“其庶人力于农穑”(《左传·襄公九年》),“庶人食力”(《国语·晋语四》),“自庶人而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国语·鲁语下》)。从西周时代起,庶民已被迫在“籍田”上从事无偿劳动,统治者在“籍田”上举行“籍礼”之后,要“庶人终于千亩”(《国语·周语上》)。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以前,“籍”仍是对庶人的主要剥削办法(《春秋》三传)。这又和《周礼》的“六遂”居民受到“合耦于耡”的剥削,基本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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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节所分析,春秋时各国还多保留有乡遂制度,这种乡遂制度就是其社会组织的主要结构。把它和《周礼》作比较,可知《周礼》的乡遂制度不是没有来历的,还基本上保存着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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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三 西周时代的“六 ”、“八 ”和乡遂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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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存在有乡遂制度是无疑的。《尚书·费誓》说:“鲁人之郊三遂”,说明鲁国在西周初年已有三乡三遂的制度。鲁国是以奉行“周礼”著称的诸侯国家,可以推想,周天子的王畿之内一定早就实行着这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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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所说王畿的乡遂制度,其中基本特点该西周时已有,但是许多具体制度已被改变、扩大和增饰,并加以理想化和系统化。其中显然被改变和扩大的就是军队的编制。《周礼·夏官·序官》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实,“军”的编制在西周时还没有。据西周文献看来,当时只有六师而没有六军。如《尚书·顾命》:“张皇六师”;《诗·小雅·瞻彼洛矣》:“靺韐有奭,以作六师”;《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大雅·常武》:“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到春秋时,诸侯才有“军”的编制,大国都编三军,于是有“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左传·襄公十四年》)之说,《周礼》就是根据这种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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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文献中的“六师”,在西周金文中称为“六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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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巢来 ,王令东宫追以六 之年(《 贮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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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乎(呼)作册尹册命柳, (司)六 牧阳、大△, 羲、夷、阳佃史(《南宫柳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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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之外,还有“八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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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命善(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 之年(《小克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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