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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族墓是宗族的第二个圣地。宗主除了有事要向宗庙请示和报告以外，有紧急事故，常要到墓地向祖先报告。例如郑军攻破了陈国，“陈侯扶其太子偃师奔墓”，陈大夫贾获“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接着陈侯抱着社主出来投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时陈侯和陈大夫等“奔墓”，是去向祖先报告快要亡国的情况。又如吴国借口纳聘，攻入蔡国，蔡侯“哭而迁墓”（注：“将迁，与先君辞，故哭”），接着蔡被迁往州来（《左传·哀公二年》）。这是蔡侯在被迫迁国之前，去向祖先哭而辞行。又如鲁昭公伐季孙氏失败，“与臧孙如墓谋（注：“辞先君，且谋所奔”），遂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这是鲁昭公在出奔之前，去向祖先辞行，并谋奔向何处。所以《礼记·檀弓下》记述颜渊说：“吾闻之，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注：“展，省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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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族墓制度，是和宗庙制度相辅而行的，目的也在借此巩固贵族的团结，以增强其统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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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三 姓氏、名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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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氏族制阶段，每个氏族都有特定的名字或一连串的名字，作为氏族的标识。他们往往通过对成员的命名，来授予氏族的权利和义务。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姓氏、名字制度，即是从氏族的命名办法转变而来，以“氏”作为贵族的宗族的标识，用命“字”的方式来表示贵族特权的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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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姓和氏有区别。姓是出生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名称。“姓”字原是由“生”字变化出来的，“百姓”在西周金文中就作“百生”。《说文》说：“姓，人之所生也，因生以为姓。”氏是姓的分支。天子、诸侯分封给臣下土地，就必须新立一个“宗”，即所谓“致邑立宗”（《左传·哀公四年》），新立的“宗”需要有一个名称，就是氏。《左传·隐公八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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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氏”旧误作“谥”，今从顾炎武据《驳五经异义》校正），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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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天子、诸侯分封土地给臣下，就要“命之氏”。诸侯对卿大夫命“氏”的办法有三种：一是“以字为氏”，就是以祖父的“字”作为“氏”；二是以官为氏，就是以祖先的官名作为“氏”；三是以邑为氏，就是以分封的邑名为氏。这样由上级贵族命“氏”的办法，只见这年鲁隐公命无骇为展氏一例，可能使用得很不普遍。但是，这样“以字”、“以官”、“以邑”为氏，确是当时贵族命氏的主要方法。以字为氏，大多用于公族。大凡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即以其祖的“字”为“氏”。但也有以祖的名为氏的，更有以父的名或字为氏的。以官和以邑为氏，多数用于异姓卿大夫。但是同姓卿大夫也有采用的。此外，还有以国名、爵名、行辈等为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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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是西周、春秋时贵族所特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说：“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氏”代表着宗族，能够“保姓受氏”，世代相承不断，就能保住宗庙而世不绝祀，成为“禄之大者”。如果宗族灭亡，“氏”也跟着灭绝。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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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按此见《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载盟书——引者），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为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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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以当时少数民族情况来作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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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还可以少数民族作比较。例如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前，贵族黑彝还保存有严格的家支制度。每个黑彝男子的全名，都有“家”、“支”、“父名”、“本名”四个组织部分，例如阿侯·布吉·吉哈·鲁木子，意思即是阿侯“家”的布吉“支”的足洛吉哈的儿子鲁木子。通过这样一连串的名字，便可确定他在贵族血缘的连索中处于那个环节，藉以表示他属于何等“高贵”的血缘系统和等级地位。每个黑彝男子几乎自幼都受背诵谱系的训练，因此他们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就能知道他的身份和地位。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氏”，性质上是和黑彝的“支”相同的。贵族们所以要把祖父的字、官名、邑名等为“氏”，无非为了明确表示其身份和地位。当时贵族所以重视称为“世”或“世系”的族谱，原因也和黑彝重视谱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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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时代的贵族，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即幼年取的“名”和成年取的“字”。幼年的“名”由父题取，成年的“字”是在举行“冠礼”或“笄礼”时由来宾题取的。“字”的题取，需要在字义上和“名”有联系，使人们可以由“名”而推想“字”，由“字”而推想到“名”。在成年男子举行“冠礼”时，题取“字”，无非表示授予贵族应得的特权和应尽的义务。成年妇女因为要服从夫权，并作为夫家的成员，故其“字”应在许嫁而举行“笄礼”时题取。这种习惯，曾在后世地主阶级中长期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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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贵族男子的“字”，全称有三个字，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如伯、仲、叔、季之类，第二字是和“名”相联的“字”，末一字是“父”字。如果连同官名或氏来称呼，就有四个字，例如“兮（氏）甲（名）”或称为“兮（氏）伯吉父（字）”，也称为“尹（官名）吉甫”（“甫”是“父”的假借字）。女子取“字”的方式和男子相类，只是末一字作“母”或“女”，伯、仲、叔、季之下要标出“姓”。如果连同氏来称呼，可以多到五个字，如“虢孟姬良母”。这样的称呼，包涵有姓氏、长幼行辈、本人的“字”、男女性别等组成部分，无非为了明确表示其身份和地位。其所以要标明长幼行辈，因为当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很重视长幼行辈的区别。其所以要标明男女性别，因为当时男尊女卑，地位不同。男子所以都用“氏”来称呼，因为男子是贵族的主要成员，而“氏”是贵族的标识。女子所以要标明“姓”，因为当时同姓不婚，对女子的姓看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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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字”连同“氏”或“姓”，多到四、五个字，很麻烦，因此有多种简称办法。春秋时代贵族，习惯上多用简称，又因“父”和“母”已多作父亲、母亲解释，多数省去了末尾的“父”或“母”这个字。男子又多用“子某”的命“字”方式，“子”也是男子的美称。而女子都只以姓和伯仲相配，作为“字”的简称，如称孟姬、孟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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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贵族男子成年时，举行“冠礼”而命“字”，无非表示授以统治人民的特权，参与祭祀和典礼的权利等，同时也授以服兵役的义务，传宗接代的责任等。目的就在于团结贵族成员，维护贵族利益，加强统治力量。详见拙作《冠礼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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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四 族外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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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制阶段禁止族内通婚，周代贵族还是保留有这种族外婚的传统。《礼记·大传》说：“系之以姓而弗别，……虽百世而昏姻不相通者，周道然也。”这确是一种“周道”，为周代贵族所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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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有些贵族对这种族外婚制有所解释。有的认为是为了防止“不殖”和“生疾”，例如叔詹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子产说：“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左传·昭公元年》）。这是自古相传的一种说法。有的认为是为了防止族内发生淫乱，例如司空季子说：“同姓……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育）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国语·晋语四》）。这又认为，允许同姓男女相及，会造成本族内乱甚至灭亡。这该是当时贵族所以要保留族外婚制的原因之一。有的认为异姓相婚可以结好外姓，例如《礼记·坊记》说：“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也就是所谓“合二姓之好”（《穀梁传·桓公三年》引孔子语）。这确是当时贵族结外援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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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贵族一方面实行同姓不婚之制，所谓“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语）；另一方面为了保持贵族的等级地位，实行着贵族的等级内婚制。诸侯、卿大夫都要在相同的等级之内，迎娶异姓之女。因为天子找不到相同的等级，只能求婚于诸侯，王姬也多下嫁于诸侯。国君的正妻叫“夫人”，或称“元妃”，大致是从异姓之国娶来。因为当时贵族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嫁女有一种叫“媵”（陪嫁）的制度，“媵”大致是正妻的姊妹和侄女等；有时是正妻的同姓的友好国家送来的陪嫁。他们遵守同姓不婚的制度，只要不同姓，世代层是可以轻忽的，所以侄女可以从姑母同嫁一夫。卿大夫的正妻叫“内子”，多数迎娶于异姓卿大夫和别国的卿大夫，有时也上娶于国君。卿大夫也实行多妻制，正妻之下还有次一等的妻，更有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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