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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话，内容大体相同，该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补充的继承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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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于贵族间争权夺利，改立太子、宗子和争立国君、卿大夫的事不断发生，贵族内部不断因此发生内乱。春秋时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很多，在内乱中“杀嫡立庶”的事也屡见不鲜。例如楚国常因内乱，君位改由少子继承。所谓“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传·文公元年》载子上语），“芈姓有乱，必季实立”（《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叔向语）。鲁国东门遂杀死公子恶而拥立宣公，更是件著名的“杀嫡立庶”的事，当时人就一再提到（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左传·宣公十八年》、《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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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六 族长主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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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间贵族中的大小宗族，都设有宗子或宗主作为族长，掌有主管全族的一切权力。当是由父系氏族的氏族长的制度变质和发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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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主管有本族的共同财产，主要是土地和人民。《礼记·礼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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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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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实行着土地分封制，随着土地的层层分封，大小宗族的分立，土地和人民是按着贵族的等级而层层占有的，这就叫做“制度”。天子为“天下”的大宗，是“天下”的共主，就成为“天下”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诸侯为本国的大宗，是一国之君，就成为国内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所谓“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载申无宇语）？卿大夫是采邑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按礼，他们占有采邑多少是有制度的，如公孙免余说：“唯卿备百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他们有俸禄田多少也是有规定的，如叔向说：“大国之卿，一旅之田（注：“五百人为旅，为田五百顷”），上大夫一卒之田（注：“百人为卒，为田百顷”）”（《国语·晋语八》）。“一卒之田”也就是“百人之饩”（《左传·昭公元年》，注：“百人，一卒也，其禄足百人”）。但是实际上，卿大夫都竭力侵占田邑，并没有什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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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国卿大夫的宗族组织，就是统治机构，掌管全族财产和各种政务、事务，叫做“宗”、“家”或“室”。其中规模大的，“宗”之下分为“家”或“族”，“家”或“族”之下又分为“室”。这种“室”，因为掌有全族财产，又成为一种财产单位，宗子有权可以使用和处理。如果宗族灭亡，“室”就跟着被人兼并或分取。春秋时贵族间因争夺和侵占“室”而发生内乱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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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宗室就包括着宗族所有的一切财富。既包括着宗族所有的土地和人民，又包括奴隶和器用财物，更包括所有私属人员和武装力量以及军赋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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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晋语六》记述鄢陵之战时，范文子在栾武子面前批评晋厉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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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将……大其私昵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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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又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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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武子不听，遂与荆人战于鄢陵，大胜之。于是乎君……大其私昵，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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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其室以分妇人”，就是范文子所说“益妇人田”而夺诸大夫田，可知“室”的主要财产是“田”。《左传》在叙述某些卿大夫灭亡后，“室”都被兼并或分取，没有述及其“田”的下落，因为“田”即包括在“室”之中。田邑是每个宗族建立其“室”的财富基础。一个宗子或一个宗族的消灭或建立，关键就在于田邑的占有或丧失。例如晋国讨灭赵氏的时候，赵武（庄姬之子）跟着庄姬（晋成公之女，赵朔之妻）畜养在公宫，“以其田与祁奚”，后来由于韩厥请求晋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又如郑大夫丰卷（子张）被逐，出奔在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谓“田”或“田邑”，是指土地及其附着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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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十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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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西闻盗，不儆而出，……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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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可知卿大夫的“室”，包括有“群司”（各种职司的家臣）、臣妾（奴隶）和私属军队，财物都有府库保藏。诸侯的“公室”，更包括有以“国人”为主力的军队以及军赋的收入，所以鲁国三桓“三分公室”，主要就是分取了鲁国“三军”的成员和军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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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级贵族，都有其宗族成员和私属人员所组成的军队。例如《明公簋》说：“隹（唯）王令（命）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班簋》说：“以乃族从父征。”春秋时，楚王有其私属的左右两“广”，每“广”兵车十五乘（《左传·宣公十五年》）；楚太子的东宫另有“宫甲”；楚的卿大夫也各自有其族兵或私卒，如若敖氏之族有“若敖氏之六卒”（《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大夫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孟也各有其“私卒”（《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晋的卿大夫也有私属部队，如晋卿郤克曾“请以其私属”伐齐（《左传·宣公十七年》）。邲之战，晋的知 被俘，其父亲“知庄子以其族反之”（《左传·宣公十二年》，注：“反，还战”）。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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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贵族军队，各国在对外作战中，往往配合在“国人”编制成的国家军队中，作为骨干。例如鄢陵之战，楚的中军以王族为骨干，左右二军以二穆之族（即子重、子辛之族）为骨干；晋的中军以公族和栾氏、范氏之族为骨干，上下两军和新军以中行氏、郤氏之族为骨干。所以当时苗贲皇替晋国计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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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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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级贵族的宗子，不仅是本族军队的主帅，而且是国家军队的统帅。春秋时晋国的卿，就是各“军”的将佐，所以他们又有“将军”之称。当对外作战时，就由国君率领卿大夫带同族兵，配合在“国人”编制的各“军”中，由国君鸣鼓指挥作战。后来因为国君的大权下落，国家军队为卿大夫所控制，指挥权也逐渐落到卿大夫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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