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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对本族成员，有统率、管理和处分之权。例如赵婴因和庄姬（婴侄赵朔之妻）通奸，被宗子赵同、赵括“放于齐”（《左传·成公四年》）。又如楚将释放俘虏的知 时，知 对楚共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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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指荀首——知 之父），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左传·成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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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一个被俘的贵族成员，被释放回国，不但有被国君判罪处死的可能，还有被宗主“戮于宗”的可能。宗主有处分本族人员之权，但在手续上须经国君的批准，以表示对君权的尊重。如果国家要处分卿大夫宗族中人，在手续上也须咨询于宗主，以表示对族权的尊重。例如郑国将放逐游楚，“子产咨于大叔，大叔曰：吉（大叔名）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左传·昭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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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亦有庇护宗族成员之责。卿大夫在国家担任官职的目的之一，就是庇护宗族。所谓“守其官职，保族宜家”（《左传·襄公三十年》）。例如宋的公子寿因国君无道，深怕累及，辞去司城之官，但是还使其儿子如意去做，他说：“弃官则族无所庇”（《左传·文公十七年》）。如果宗子有所作为，也就“族可以庇”。例如刘康公聘问鲁国，见季文子、孟献子都很节俭，回来称赞说：“今夫二子者俭，其能足用矣，用足则族可以庇”（《国语·周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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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个宗子的得失，关系着整个宗族的兴亡。宗子得势，整个宗族得到庇护；宗子得罪，常常整个宗族被驱逐或灭亡。例如晋人因邲之战失败，赤狄又伐晋到清，于是“归罪于先縠”，杀死了先縠，还“尽灭其族”（《左传·宣公十三年》）。又如宋昭公被杀后，武氏之族利用昭公之子作乱，宋文公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又因穆族支持武族，“尽逐武、穆之族”（《左传·文公十八年》、《左传·宣公三年》）。这类例子很多。春秋后期由于贵族间争权夺利，不断互相兼并，被陆续驱逐和灭亡的宗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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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族长主管制，使大小宗族长拥有本族的财权、兵权、法权和神权，对本族成员有统率、管理和处分之权，当然对于所属劳动人民，更有生杀之权。当时政治组织体系，是和宗法组织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小宗族长的专制权力，在政治组织上就表现为君主和卿大夫的专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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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七 家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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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春秋间的贵族中，各国的卿大夫是个比较重要的阶层。他们世袭着卿大夫的等级地位，世袭着封土和采邑，世代担任各种重要官职，操纵着国家的兵权和政权。他们在封土内，立有宗庙，筑有城邑，设有军队。他们有以宗族组织为基础的统治机构，称为“宗”、“家”、“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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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被称为“主”或“宗”，是一“家”之主，手下有宗亲和家臣帮助进行统治，形成一套家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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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卿大夫的“家臣”中也有等级，地位高的称“家大夫”（《礼记·檀弓下》），如公叔文子之臣有大夫僎（《论语·宪问》）。有些权力大的“家臣”，也有宗族和封土或封邑，又有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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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宗子掌管宗族内部事务的“家臣”，主要有“室老”和“宗老”。室老也单称老，宗老也称宗人或宗。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郑公孙黑肱有疾，归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室老负责照顾宗子的生活，掌管宾客所送的贽币[134]。宗老掌管各种礼仪，如夫人、宗子继立的礼仪、婚礼、祭礼及祈祷等[135]。此外，还有卜、祝、史之类，掌管占卜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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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卿大夫统治人民的家臣有“宰”。宰有家宰和邑宰二种，家宰掌管全家的政务，邑宰则掌管某个邑的政务，包括财政和军政[136]。“宰”之下，分设有各种职司的家臣。《论语·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时仲弓做季孙氏的家宰，向孔子请教如何掌管政务，孔子首先主张挑选贤才来充当所属“有司”，因为“有司”直接统治着人民。宰所属“有司”，可考的有以下几个：（一）司徒掌管土地和征发徒众之官。《礼记·檀弓上》记载：“孟献子之丧，司徒敬子使旅归四方布”（此从足利本）。注：“司徒使下士归四方之赙布。”这个司徒当为孟献子的家臣。（二）司马或马正，掌管军赋和统率徒众作战。例如，当鲁昭公讨伐季孙氏时，“叔孙氏之司马騣戾言于其众，……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驱逐公徒，使得鲁昭公失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可知司马是个小军官。这个官，不仅在卿大夫的“家”中设置，邑中也有设置，叫做马正。例如《左传·定公十年》有郈马正侯犯，即是叔孙氏所属郈邑的马正。马正也是小军官，所以侯犯有叔孙氏之甲，能够“以郈叛”。（三）工师，《左传·定公十年》有郈工师驷赤，当为郈邑掌工匠和制造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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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专为卿大夫生活上服务的家臣：（一）司宫，掌宫室中杂务之官。（二）饔人，掌饮食之官[137]。（三）车或差车，主车之官。（四）御驺，掌马兼掌御之官[138]。（五）工，即乐工[139]。（六）阍人、寺人、竖等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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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卿大夫家人中有圉人之官。过去注释家以为即是《周礼·夏官》的圉师、圉人，为养马之官。圉人本来确是养马官，所以《礼记·檀弓上》说，“圉人浴马。”其所属奴隶叫圉，也专门养马，《左传·昭公七年》所谓“马有圉，牛有牧”。但是实际上，这时的圉人已成为卿大夫家的奴隶总管，圉已成为下等奴隶的通称。《左传·僖公十七年》说：“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可知圉已成为男奴的通称，如同女奴通称为妾一样。《左传·定公八年》载：“孟氏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以为公期筑室于门外。”孟氏所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当即从圉人所属奴隶中选出壮者三百人，可知当时圉人所属的奴隶数量不少。如果专门用来养马，恐怕用不到这么多的人，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子抽出来“筑室”。《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陈氏鲍氏之圉氏为优”，亦当为奴隶表演笑剧以供贵族娱乐[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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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可知卿大夫的家臣，有帮助掌管族内事务的，有为卿大夫生活上服务的，有掌管全“家”和各个邑的政务而统治人民的，也有监督管理奴隶的。其整个家臣组织，已是奴隶主贵族用来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工具。其目的在于保卫本宗族的既得利益，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以供贵族奢侈的享受。这种家臣组织，实际上就是奴隶主国家的基层政权，完全是依靠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所以不仅卿大夫的“家”设有司马这个武官，各个邑也都设立有马正这个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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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家臣是由宗主任免的，但是君臣关系的确立，也还有一套制度。君臣关系的确立，自上而下，必须经过“策命”礼，由主上授给命书，表示授予官职、任务和权利；同时由下而上，必须经过“委质”礼，由臣下委贽而退，表示对主上的臣服、忠心和义务的承担。所谓“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国语·晋语九》）。详见拙作《贽见礼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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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礼，家臣必须效忠于主上，不得有二心。如果有二心，主上可以处罚。当时有不少家臣，确实很讲究效忠于主上的道义。例如晋国在栾盈出奔之后，下令不许栾氏的家臣跟从，跟从的要处死，而栾氏的家臣辛俞还是跑了，后来捉回来审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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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之，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无大援于晋国，世隶于栾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执政曰：不从君者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国语·晋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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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俞这样的说法，确是当时贵族中流行的一种传统思想。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是强烈地怀有这种思想的人，当子路做卫大夫孔悝的邑宰的时候，太子蒯瞆强逼孔悝驱逐卫出公，发生内乱，子路闻讯，一定要去救难，并且说：“食焉不避其难”，“利其禄必救其患”，结果战斗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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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臣必须效忠于“家”，就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例如季孙氏的费邑宰南蒯，谋帮助公室驱逐季孙氏失败，出奔到齐。当南蒯将反对季孙氏时，乡人有知道的，就讽刺说：“家臣而君国，有人矣哉！”（《左传·昭公十二年》）后来在齐国侍奉齐景公饮酒，景公骂他是叛夫，南蒯说：“臣欲张公室也。”齐大夫子韩皙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左传·昭公十四年》）。当鲁昭公讨伐季孙氏时，叔孙氏之司马騣戾言于其众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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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家臣制度下，各个宗族的统治机构，首先保护的，是其本“家”的利益及其特权，要不断加强对所属人民的奴役和压迫。而各个宗族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又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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