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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合耦于耡”、“兴耡”、“耡粟”的“耡”，杜子春读为“助”，解释为“相佐助”，郑玄又把“合耦于耡”的“耡”，解释为“里宰治处”。孙诒让《周礼正义》说：“谓里宰治处名耡者，亦兼取合耦相佐助之义，以里宰为亲民之官，合耦于民事尤重，故因以耡名其处。犹王侯亲耕之田，藉民力治之，即谓之籍也。”我们认为，“合耦于耡”的“耡”，当指贵族所侵占的“公田”，它之称为“耡”，犹如“籍田”的称为“籍”。这时“耡”田既被贵族侵占，里宰仍然按照老习惯，“以岁时合耦于耡”，其生产的粟，就称为“耡粟”，名义上还是用于救济的，实际上已成为借贷性质，要通过借贷手续来借给里民，所谓“以质剂（债券）致民”；而且明白规定：在春荒时借给，到秋收时收回，所谓“春颁而秋敛之”。这种借贷，虽说要“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即所谓“以兴耡利甿”，江永解释说：“此粟补民不足，贷而无息，是惠利也，施之散之，农民皆蒙惠利也”（《周礼疑义举要·地官二》），但是这不免是空话，在阶级社会中，代表剥削阶级进行统治的地方官吏怎可能通过借贷来惠利人民呢？这种“合耦于耡”而生产的“耡粟”，操纵在剥削阶级的地方官吏手中，只会成为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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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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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下列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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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籍田”或称“公田”，原是原始社会末期村社中集体耕作的公有地，其收获是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公共开支的。由于剥削阶级及其国家的产生，这种公有地被剥削者和国家官吏侵占，其生产物连同被掠夺，原来在这公有地上的劳动者变成被剥削者，要从事集体的无偿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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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籍”“藉”原本作“耡”，本是躬亲耕作的意思，“耡田”原是指集体耕作的田；等到“耡田”被侵占，其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耡”便成为一种剥削办法，于是“耡”就有“借民力治之”的意思。“耡田”上的生产物，原来主要是供给祭祖用的，所以称为“且”（祖）或“租”；等到这种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就成为租税的“租”了。“耡”又称为“助”，原是指“耡田”上的协作劳动，主要是为了提供祭祖的生产物，等到这种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助”便和“耡”一样成为一种剥削办法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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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籍礼”原是村社中每逢某种农业劳动开始前，由首脑带头举行的集体耕作仪式，具有鼓励集体耕作的作用。等到“籍田”被侵占，其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籍”成为一种剥削办法，“籍礼”就被加以改造，变成剥削者监督庶人从事无偿劳动的仪式和制度了。通过“籍礼”的举行，对各种农业劳动进行着严厉的监督，并对贵族所有田地上所有农业劳动进行着严厉的监督，以确保“籍”这种剥削办法的执行。同时还利用这种仪式，掩饰其剥削行为，仍然虚伪地宣称其目的在于鼓励耕作，并虚伪地宣称其生产物仍然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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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来村社中集体耕作的公有地，有些被国家官吏侵占，其生产物名义上仍然用于救济，实际上已被用于放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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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种变化，并不是我国古代独有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波兰、罗马尼亚等地村社土地制破坏时的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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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一部分属于个别的农民，由他们独立去耕作。别一部分是共同耕作的，它会形成一种剩余生产物，那是部分地被用来应付公共的支出，部分地当作歉收等等情况下的准备。但剩余生产物这两个最后的部分，并且最后全部剩余生产物，连生长这种剩余生产物的土地，都渐渐为国家官吏和私人所掠夺；原来自由的但对这种土地仍然有共同耕作义务的自耕土地所有者，因此变为负有义务要做徭役劳动或缴纳实物地租的人；共有地的掠夺者，则变为地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48—10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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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我国古代“籍田”和“籍礼”的产生的情况，有些类似。至于“籍礼”，不仅我国古代有，在古代埃及也是有的。在埃及极古时代权杖的一个碎片上，就画有举行“籍礼”的仪式：国王头戴王冠，手拿着最古的农具——锄头，准备锄第一道垄沟。在国王面前低身鞠躬的人手里拿着篮子，他准备把其中的种子撒到国王犁出的第一道沟里。仪式是在水渠的岸上举行的。这和周天子在举行籍礼中亲执耒耜，“耕一坺”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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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文的论证，“籍礼”是贵族用行“礼”的方式，在“籍田”上监督“庶人”进行无偿的农业劳动，以确保其称为“籍”的剥削制度的。当时贵族推行“礼”的目的，本来在于“安上治民”。《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三“论礼所以复性节情、经十七篇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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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见古之圣人制为礼仪，……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后世不明此旨，……不肖者无所检束，遂成犯上作乱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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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礼”就是剥削阶级用来束缚人民的工具，企图使人民遵循他们所制定的“规矩”，“习惯而成自然”，使反抗的斗志“潜消于不觉”，俯首听命，忍受种种严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不起来“犯上作乱”。当时贵族举行“籍礼”的目的就是如此。由此可见，古代贵族所制定的“礼”的功用，并不是“不下庶人”的。所谓“礼不下庶人”，只是指那些在贵族内部举行、用来巩固贵族组织的“礼”，不允许庶人参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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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籍礼”的历史很是悠久，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帝，都曾按照故事举行“籍礼”。因为当时早已不采用这种“籍”的剥削方法，其目的只是为了虚伪地表示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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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也载有这种“籍礼”：“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陈昌齐、王念孙谓‘三’字涉上而衍），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吕氏春秋·孟春纪》略同，惟“于参”作“参于”，“卿诸侯九推”作“卿诸侯大夫九推”。这和《国语·周语上》虢文公所谈“籍礼”不同的是：这里不是“王耕一坺，班三之”，而是“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诸侯九推”；这里在礼毕后不采用当场举行宴会的办法，而是采用回到太寝“劳酒”的办法。这可能因为《月令》的著作年代较迟，它所记的已是春秋、战国间的“籍礼”，所以和虢文公所谈西周的“籍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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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籍”又或称“助”，孟子认为助法起于殷商时代，曾说：“殷人七十而助。”又认为周文王时已行助法，如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孟子·梁惠王下》）。“耕者九一”就是指助法，孟子曾劝滕文公说：“请野九一而助”（《孟子·滕文公上》），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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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礼记·乐记》也说：“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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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黎族旧风俗，收获时由亩头到每块田捆取一两把稻子（多则六把），在捆扎处放一小团饭粒，表示给祖宗吃的，认为祖宗吃饱了才能帮助子孙看管稻谷，使来年稻谷丰收、牲畜兴旺和人口平安。他们把这种祭祀用的稻谷，称为“稻公稻母”；实际上，这种“稻公稻母”已被亩头收取去，成为亩头的一种剥削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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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黎族旧风俗，每年稻谷初熟时，由亩头妻子到田中割取一、二十把稻子（每把约有净谷二斤八两），用来酿酒，煮饭，以供亩头夫妻一日的饮食，作为“尝新”，余下的由亩众在次日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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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续汉书·礼仪志》刘注引《周礼》干宝注说：“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置藉田，盖其义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于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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