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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时男女的“字”都要冠上伯仲等行辈的称呼呢？因为取“字”以后就表示“成人”，正式加入了贵族组织的序列，在宗法制度下，有大宗、小宗的区分，长幼行辈的排列，关系重大。为什么男子的“字”要加上“父”或“子”的称呼，女子的“字”要加上“母”或“女”的称呼呢？无非表示已具有男性成员或女性成员的贵族权利和义务。其间，也还有区别男女的性质，《礼记·乐记》所谓“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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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礼”既是由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转变而来，“冠礼”取“字”的方式也该是沿袭周族“成丁礼”的习惯的。西周贵族男子取“字”所以称“父”，女子取“字”所以称“母”，王国维解释说：“盖男子之美称莫过父，女子之美称莫过母，男女既冠笄，有为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观堂集林》卷三《女字说》）。王国维因缺乏对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这个解释并不恰当。郭沫若同志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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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古有亚血族结婚制而行之甚久，则知男字何以均可称父，女字何以均可称母之所由来。盖当时之为儿女子者均多父多母，故称其父均曰父某，而称其母均曰母某。周人习之，故男女之自为名，亦自称曰某父某母也。周人用此名而不嫌，……后世制改则名涉于嫌，故某母之称绝迹于世，而某父之字亦改用某甫。（《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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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西周贵族取“字”的习惯，起于父系家长制时期的“成丁礼”，不必与亚血族婚姻有关。“父”与“母”，本来是成年男女的称呼。西周、春秋时贵族男子举行“冠礼”后，所戴的冠或称为“章甫”，《士冠礼》郑注：“甫或为父，今文为斧。”其实，“甫”是“父”的假借字，“父”原为“斧”的初字，就像手执斧形。石斧原是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利器，到父系家长制时期，主要的劳动生产由成年男子担任，家族在父系权力下组成，石斧便成为当时成年男子的象征物品，故借为成年男子的称谓。“母”字的结构，是“女”字中有二点“象乳子”（《说文》），用以表示女子的成年，故作为成年女子的称谓。周族在举行“成丁礼”取“字”时，男子称“父”，女子称“母”，无非表示已具有成年男女的权利和义务。西周贵族的“冠礼”起源于“成丁礼”，所以还沿用这种取“字”的方式。后来“父”“母”已习惯为父母亲的称谓，逐渐“名涉于嫌”，所以春秋时“某母”之称逐渐稀少，“某父”之称也渐少见，而“子某”的取“字”方式大为流行。“子”字像人形，也是男子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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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族在氏族制时期举行“成丁礼”的习俗，因史料缺乏，无从详知，但是，我们以易洛魁族举行“成丁礼”的习俗比较一下，也可推知其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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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氏族制阶段的易洛魁族，每人都有两个名字。初生时由母亲取名，经近亲同意后，由部落会议公布，这是幼年的名字。到十六岁或十八岁时，通常由酋长来举行仪式，宣布废除幼年名字，授予成年名字。青年男子必须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行为后，才具有取得成年名字的资格。在成年名字授予后，一经部落会议公布，就取得了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酋长的授予成年名字，就意味着氏族授予名字，也标志着授予氏族权利（莫尔根《古代社会》1957年三联书店版82—83页）。因为“氏族有一定的名字或一连串名字，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本身才能使用这种名字，因之，氏族个别成员底名字也就指出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权利自然是跟氏族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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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族人的“名”，相当于易洛魁族的幼年名字；周族人的“字”，相当于易洛魁族的成年名字。上述“伯某父”或“孟某母”的取“字”方式，就是周族所特有的“字”，原来只有这族人才能使用这种“字”的。周族在举行“成丁礼”时，这种“字”的授予，不仅指出了他属于周族，同时也表示着氏族权利的授予。到西周时，建立国家组织以后，周族成为统治的贵族，其父系家长制转变为宗法制度，其“成丁礼”随着变为“冠礼”，这时这种“字”的授予，就表现为贵族特权的授予。易洛魁族成员在取得成年名字时，要废除幼年名字；而周族男性成员在取得“字”时，依然保留幼年的“名”，并使“字”和“名”在字义上有所联系，使人们可以由“名”而推想到“字”，由“字”而推想到“名”，《白虎通·姓名》篇所谓：“或旁其名为之字者，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至于周族的女性成员则因服从夫权的关系，要在许嫁后举行“笄礼”取“字”，出嫁后便经常用“字”，不以“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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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在灭殷和东征后，推行宗法制度，不断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用礼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冠礼”就由姬姓推行到了异姓贵族，其举行“冠礼”取“字”的方式也推行到了异姓贵族。前面已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当时列国许多异姓贵族已多采用周族的取“字”方式。我们再以宋国为例，许多贵族都已改变了殷人的习惯，改从周的取“字”方式，如戴公一系，有乐甫（字）术（名）、石甫愿绎、夷父倾、硕甫泽、季甫、夷甫须、好父说、华父督等；孔子的祖先，有弗父（字）何（名）、宋父周、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祁父、防叔、伯夏、叔梁（字）纥（名）等（以上据雷学淇辑校《世本》）。连孔子本人，字仲尼父，也不例外，真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时异姓贵族改从周的取“字”方式，无非表示服从周天子的统辖，接受了“周礼”，参加到以周天子为首的贵族统治集团中，与姬姓贵族一样取得了贵族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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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三 三次加冠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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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族的男子在成年时要加冠，是和他们成年“结发”的习俗有关的。当时男孩的头发，或者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鄘风·柏舟》）；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状如两角，叫做“总角”。到成年时，才把头发盘结到头顶上，安上笄，戴上冠，《齐风·甫田》所谓“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郑笺：“突而加冠为成人也。”）周族人有露发的习惯，所戴的冠并没有把头发全部套住，只起着套住发髻的作用，并带有发饰的性质，所以《说文》说：“冠，絭也，所以絭发。”但是，“冠礼”的加冠，不仅在于套住发髻，是有其更重大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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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士冠礼》，要先后三次加冠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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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次加缁（黑色）布冠，身穿玄（黑色）端、缁带、爵（赤黑色）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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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次加皮弁，身穿素（白色）积、缁带、素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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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次加爵（赤黑色）弁，身穿纁（浅绛色）裳、纯（读为“黗”，黑色）衣、缁带、靺（赤黄色）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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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往见亲戚和国君、卿大夫时，又要废弃缁布冠，改戴玄冠。上述三种服装的主要区别，就是冠弁形式和服色的不同。这些服装，都是由很原始的服饰逐渐转变来的，例如其中的韠，也叫韨（一作“市”）或鞈，是一幅腰围，在西周时，是贵族服饰中很重要的部分，盖在裳的前面的，周天子常把它连同车马服饰赏赐给大臣，而它的起源，仅是野蛮时代围住下身的一块皮。《易纬乾凿度》郑玄注说：“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王易之以布帛，而独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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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冠弁的起源也很古老。行“冠礼”时初次戴上的缁布冠，原是周族人太古时戴的一种帽子。太古时丝帛还没有，只有麻布，一般都用白麻布制成冠，只有斋戒时才戴黑麻布制的冠，叫做缁布冠。这时为了保存古礼，初次加的冠就是缁布冠，而且从诸侯到士一律如此。《礼记·玉藻》说：“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士冠礼》说：“太古冠布，齐（斋）则缁之。”因为这仅是保存古礼，所以缁布冠只在仪式上应用一下，用过后就废弃，所谓“冠而敝之可也”。到实际应用时，就改戴玄冠。玄冠就是由缁布冠发展而来，它只是改用黑帛制成，结构略有改变而已（关于这方面清代学者已有详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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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冠是当时贵族通常应用的礼帽，又叫委貌、章甫、毋追。《士冠礼》说：“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之道也。”委貌该是周族传统的称呼，据郑玄注，“委犹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也或简称委，它常和玄端（通常礼服）连称为“端委”或“委端”。章甫，据郑玄注，“章，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作父”。前面谈到，行“冠礼”时，男子取“字”的方式是“伯某父”或“仲某父”等，用来表示其具有男性成员的权利，加冠后，其所戴玄冠又称为“章甫（父）”，很明显，同样是用来表示其具有男性成员的权利的。《士冠礼》说：“章甫，殷道也”，是否章甫之名起于殷代，“冠礼”在殷代已有呢？清代学者多数不信章甫出于殷道之说，如江永《乡党图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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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西华言端章甫（按见《论语·先进》），犹云端委，未必有取于殷冠。孔子言：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按见《礼记·儒行》），似章甫与委貌亦有微异。鲁人歌，衮衣章甫，爰得我所，又似当时章甫与委貌亦通行，可通称，未必夫子以殷人常服章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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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谈到，西周以后许多宋的贵族已服从周礼，改用周族“伯某父”的取“字”方式，其所冠“章甫（父）”，为了表明为“父”，也该是服从周礼的。孔子少居鲁，还未成年，因穿逢掖之衣，长居宋，已过成年，因戴章甫之冠。后来儒家讲治周礼，沿用古服，章甫又成为儒服。《墨子·公孟》载：“公孟子戴章甫，搢笏，儒服”，公孟子说：“君子必古言服而后仁”，墨子反驳说：“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可知章甫还是“法周”的“古服”。但是也可能，西周、春秋时宋人所戴礼帽，通用章甫的名称，其式样也还保存着殷人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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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貌和玄端合称“端委”或“委端”，到春秋时贵族还经常用作礼服，用来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如晋文公接受周襄王的册命，曾“端委以入”（《国语·周语上》）；“阳谷之会，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诸侯”（《穀梁传》僖公三年）；刘定公对赵文子说：“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左传·昭公十年》），董安于说：“及臣之长也，端委韠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国语·晋语九》）；子贡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左传·哀公七年》）。由此可见，“冠礼”的所以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表示从此可“以治民”和“以治周礼”了。所以《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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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冠礼”时再次戴上的皮弁，也是周族人上古时的一种帽子。《士冠礼》：“皮弁服，素积缁带，素韠。”郑玄注说：“皮弁者，以白鹿皮为冠，象上古也。”孔颖达正义说：“上古也者，谓三皇时，冒覆头，句（钩）颔绕项。”《白虎通·绋冕》篇又说：“皮弁者，……上古之时质，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积素以为裳也，言腰中辟（襞）积，至质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这种服装，主要有两部分：皮弁用白鹿皮制成，取其有花纹，其形式“冒覆头，钩颔绕项”，很明显，是上古野蛮时代的一种皮帽，所谓“古之王者有务（鍪）而拘领者矣”[172]；素积是素色的布积叠制成的裳，腰部依靠用折叠的襞积构成，也是上古一种原始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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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周族在氏族制末期，就是穿着这种服装从事打猎和战斗的。《白虎通·绋冕》篇又说：皮弁素积“征伐田猎，此皆服之”。《公羊传》何休注也认为“皮弁，武弁”（宣公元年）；“礼，皮弁以征不义，取禽兽行射”（昭公二十五年），徐彦疏又说：“韩诗传亦有此文。”（成公二年）在比较原始的部落中，战斗和狩猎确是用着相同的服装的。到西周建立国家以后，礼节上所用的服装，还多保存着旧有的形式。但逐渐有些变化和分化，后来这种皮帽就分化成了韦弁、皮弁、冠弁等三种。《周礼·司服》说：“凡兵事，韦弁服；胝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他们把“韦弁”用于有关军事的仪式，“皮弁”则已用到朝廷上去，只有“冠弁”仍然用于田猎上。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田猎用的“冠弁”，就是“玄冠而加弁”，这种皮弁即所谓皮冠，该是正确的。春秋时各国贵族田猎时所戴皮冠，也还和行“冠礼”时所戴的皮弁一样，保持着原始的式样[173]，同时还保存着原始的风习，有下列三个故事足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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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一次卫献公请孙文子、宁惠子来共进食，二人都穿着朝服侍候在朝，谁知天色很晚，卫献公再不召请，却独自在园囿中射鸿，二人跟从到园囿去见他，他“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左传·襄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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