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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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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把“军礼”分为“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和“大封之礼”五种，其实，这五种礼并不是分别举行的。“大田之礼”就是“大蒐礼”，“大蒐礼”的举行，有时为了出师“用众”，就是“大师之礼”；有时就是为了“恤众”，就是“大均之礼”，也就是《左传》所说：“抚其民，分贫振穷，……”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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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蒐礼”既然是军事检阅和演习的“礼”，为什么会具有这样多的功能呢？为什么建置和变更军制，选定和任命将帅，制定和颁布法律，对违法者处刑，救济贫穷和选拔人才以及处理重大问题，都要在这种“礼”上办呢？因为“大蒐礼”就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武装“人民大会”变化而来，就带有“民众大会”性质。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武装“人民大会”，是个军事民主机关，群众有表决选举军事首长和高级公职人员之权，有通过法律之权，有最后审判之权，有决定一切生产和生活上大事之权。等到国家成立，军权和政权掌握于贵族之手，武装“人民大会”转变而为“大蒐礼”，所有战士虽然已经没有上述这些大事的表决权，但是也还按照老习惯，在“大蒐礼”上公布这些大事。而且贵族内部还多少保存有一些残余的“军事民主”风气，当选定将帅和执政时，贵族间有彼此推让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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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种“大蒐礼”的战士，除了贵族以外，主要是“国人”（国家公民），“国人”是当时军队的主力，例如齐国在齐桓公时，其三军即由“国”中十五个“士乡”的壮丁编制而成[190]。因为“国人”是当时军队的主力，是贵族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柱，在历史事变中常起重要作用。春秋时各国国君和卿大夫的立和废，“国人”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各国卿大夫的内讧中，谁胜谁负也往往由“国人”的向背而决定。我国古代的“国人”，虽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比较经常的“民众大会”，有权投票表决国家大事，但是遇到国家有危难，国君要改立等大事，常有召集“国人”来征询意见而作出决定的，即《周礼·小司寇》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191]。所谓“大蒐礼”，实质上就是带有“国人”大会的性质的。贵族所以要把建置和变更军制、选定将帅和执政、制定法律等大事在这里公布，无非表示对“国人”的重视，并有要求大家公认的目的。《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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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晋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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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晋语四》也说：子犯“对曰：‘民未知礼，盍大蒐备师尚礼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庐，作三军”。据此，晋文公所以要在被庐行“大蒐礼”，是因为“民未知礼，未生其共”，目的就在于使民“知礼”而“生其共”，也就是说，要通过这种礼的举行，使大家懂得这种礼节而产生共同的认识。“大蒐礼”上所以要公布变更军制、选定将帅和执政、制定法律等大事，就是为了使大家对军队的组织、领导和有关法制取得一致认识，以便统一指挥和行动。《左传·襄公十三年》杜注说：“为将命军帅也，必蒐而命之，所以与众共。”也是说：在这礼上选定和任命将帅，是为了向群众公布，让群众公认。在这礼上有时要做救济贫穷和选拔人才等工作，又无非是为了团结“国人”，防止“国人”没落下去，以加强这个贵族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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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罗马把“民众大会”的决议称为“法律”，我国古代虽然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但是最初的法律，也是在具有“国人”大会性质的“大蒐礼”上公布的，而且就以举行“大蒐礼”的所在地命名，如称为“被庐之法”、“夷之法”等。我国最早公布的一种成文法——晋国范宣子所为《刑书》，就是根据“夷之蒐”所公布的“夷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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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蒐礼”既然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大会”性质，所以西周时天子举行“大蒐礼”，又常召集诸侯会盟。《左传·昭公四年》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周成王这个“岐阳之蒐”，就曾召集诸侯会盟，《国语·晋语八》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该就指“岐阳之蒐”这会盟事。到春秋时，霸主也有借“大蒐礼”来召集诸侯会盟的。如《左传·文公十七年》载：“晋侯蒐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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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节我们谈到，早期的“大蒐礼”是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的。为什么由军事民主时期武装“人民大会”变来的“大蒐礼”，会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检阅和演习呢？看来，我国远古的军事民主时期的武装“人民大会”，如同其他民族一样，既具有“人民大会”的性质，具有表决通过一切重大问题的政治权力，同时也有集合进行军事训练的性质，而这种军事训练就是借用当时尚流行的狩猎来进行的。因而到国家产生以后，武装“人民大会”转变成为“大蒐礼”，既具有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的性质，也还保存有武装“人民大会”的残余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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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蒐礼”就其本身礼节来看，即所谓阅兵式和军事演习，其具有练习战争的作用，是很显然的。“大蒐”也或称为“治兵”、“振旅”、“大阅”等，《公羊传》和《穀梁传》在庄公八年，解释“治兵”和“振旅”，都说是“习战也”。其具有检阅军事实力的作用，也是很显然的。《左传》和《公羊传》在桓公六年，解释“大阅”，都说是“简车徒也”。其具有耀武扬威的作用，又是很显然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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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侯既伐晋而惧，将欲见楚子，楚子使薳启强如齐聘，且请期，齐社蒐军实，使客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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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蒐军实”，就是在社神面前举行“大蒐礼”，以检阅军事实力。所谓“使客观之”，就是使楚国使者参与阅兵式，以夸耀其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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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前后，举行“大蒐礼”，就具有军事部署和整顿部队的性质，因此战争中常有所谓“蒐乘补卒”或“简兵蒐乘”，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载：鄢陵之战，苗贲皇曾说：“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再战。”襄公二十六年晋楚之战，也有“简兵蒐乘，秣马蓐食”的记载。哀公十一年又有鲁国武叔“退而蒐乘”，决心对齐抗战之事。“大蒐礼”既常是战争之前的军事部署性质，因此在某种场合举行这个礼，就具有武力威胁性质。如《左传·宣公十四年》载：“晋侯伐郑，为邲故也（杜注：晋败于邲，郑遂属楚），告于诸侯，蒐焉而还。”这在伐郑之后，再举行“大蒐礼”而还，分明具有武力威胁的作用。《左传·文公十七年》载：“晋侯蒐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这里所说的“蒐”，也具有军事部署和武力威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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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蒐礼”是按照一定制度，征调士卒前来集合参加的，它除了直接为练习战争和准备战争以外，也还可以借此来统计壮丁人数。前引《国语·周语上》所载仲山父的话，曾说：“蒐”、“狝”、“狩”，“是皆习民数者也”。同时，更具有训练“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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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春秋时代各国的军队，是以贵族成员作为骨干的，三军的甲士就是按贵族和“国人”的组织情况编制而成的，在“大蒐礼”中，各级指挥都有一定的车服、旌旗和鼓铎镯铙，其阵势和行列也必须按照贵贱、少长来排列。《左传·隐公五年》载臧僖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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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杜注：“车服旌旗”），明贵贱，辨等列（杜注：“等列，行伍”），顺少长，习威仪也（注：“出则少者在前，还则在后，所谓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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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释天》也说：“振旅阗阗，出为治兵，尚威武也（郭注：‘幼贱在前，贵勇力’）。入为振旅，反尊卑也。”（郭注：“尊老在前，复常仪也。”）由此可见，“大蒐礼”和当时其他的“礼”一样，可以“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对维持宗法制度和巩固贵族组织，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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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这种由军事民主制时期武装“人民大会”变化而来的“大蒐礼”，已完全成为维护剥削阶级利益和推行其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当时国家职能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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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内政来看，通过这种武装的“民众大会”，可以重新整顿和编制军队，选定和任命将帅，制定和颁布法律，对违法者处刑，并可借此救济贫穷和选拔人才，公布国家大事，统计壮丁人数，还能使大家学习分辨贵贱少长的礼仪。这是当时国家用来巩固贵族组织、团结“国人”和加强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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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时，这种阅兵式和军事演习，具有练习战争、检阅兵力、耀武扬威、部署军事、整顿军队、武力威胁等作用。这是当时国家用来加强统治和准备战争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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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月刊》1963年3月号，今加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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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周礼·田仆》也说：“掌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车之政，设驱逆之车，令获者植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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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周礼·乡师》也说：“凡四时之田，……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后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断其争禽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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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说苑·修文》篇也说：“百姓皆出，不失其驰，不抵禽，不诡遇，逐不出防，此苗、狝、蒐、狩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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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隋书·礼仪志》载：“梁陈时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场，……猎讫宴会享劳，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惩乱法。”是沿袭古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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