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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贽”按贵族中等级的身份而分品级，由来已久。西周时诸侯已多用玉、帛为“贽”。西周、春秋间的“贽”，还有用各种币帛附加于各种玉礼器的。在春秋中叶以前卿大夫多用麑鹿为贽，春秋后期以后才改用羔、雁（鹅）。士用雉为“贽”，亦当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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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贽”的授受仪式，到春秋时已很繁复。高级的“贽见礼”如觐礼和聘礼，“贽”的授受仪式，春秋时已有“执玉”、“辞玉”、“受玉”、“还玉”等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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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周时，天子、王后、王臣派使者到诸侯国去慰问，叫“安”或“宁”、“省”；诸侯、臣属对天子的使者回敬礼物，叫做“宾”。也是一种“贽见礼”。后来聘礼的“郊劳”礼中有所谓“劳”和“傧”，当即由此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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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聘礼中有“私觌”或“私面”之礼，也是一种“贽见礼”。这在春秋时也已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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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礼书所载的“贽见礼”，虽然出于春秋、战国间人编定，并没有把西周时代的原样保存下来，但是由于“礼”具有很顽固的保守性，这种礼的主要特点，如“贽”按身份而分品级、“贽”有一定的授受仪式等，应该很早就确立了，只是在仪式上，后来的比原始的较为繁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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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三 “贽”的作用与“命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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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春秋间贵族举行的“贽见礼”中，“贽”实际上就是一种身份证，而且具有徽章的作用。它不仅用来表示来宾的身份，用来识别贵贱，并用作贵族中等级的标志。《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所谓“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杜注：“章所执之物别贵贱。”《礼记·郊特牲》论到昏礼时也说：“执挚以相见，敬章别也。”《国语·周语上》所载内史过的话，说得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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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先王既有天下，……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犹恐其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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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把“贽币瑞节”和“车服旗章”、“班爵贵贱”相提并论，看得很重要。所谓“为贽币瑞节以镇之”，就是把“贽币瑞节”作为自重之物，也作为被人尊重之物；既以此表示自己的身份，也用来表示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内史过因为晋惠公“执玉卑”，曾大发议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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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执玉卑，替其贽也（韦注：“替，废也”），……替贽无镇，……欲替其镇，人亦将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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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晋惠公把“贽”执得卑下而不恭敬，就是废黜了“贽”，废黜“贽”就是废弃了自重之物，自己废弃自重之物，就会使人们不尊重而废弃他了。内史过把贽看得如此重要，因为贽就是一种用来自重和被人尊重的身份证，废黜了贽就等于丧失了自己原有的贵族的等级和身份。当时贵族如此重视贽见礼，重视贽的执法和授受，因为这种贽，代表着他们自命“高贵”的等级和身份；这种礼的举行，具有表明他们的统治地位和特权、维护他们的组织关系、巩固阶级统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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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贽”是当时贵族用来代表身份的信物，在贵族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很重要，因而就产生了上级贵族对下级贵族颁给“贽”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颁给“命圭”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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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玉人》把诸侯所执的圭，称为“命圭”，郑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这种“命圭”制度，西周、春秋间确有实行的。《大雅·崧高》记述周宣王时把申伯分封到南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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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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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得很清楚，在分封土地的同时，赏赐给“介圭”，作为镇国之宝，即郑玄所说“王所命之圭”。《大雅·韩奕》说：“韩侯入觐，以其介圭。”韩侯这样用“介圭”行入觐之礼，即郑玄所说“朝觐执焉”。《尚书·尧典》说：“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尧典》作于战国时，所说“班瑞”制度虽不必是尧舜时的情况，但是，也可证明我国古时确有“命圭”制度存在。《吕氏春秋·重言》篇说：“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史记·晋世家》也有类似的说法，这虽是后世编造出来的故事，不必是事实，但也可见古时确有“命圭”制度，把圭作为受封土地的信物的。因为一个贵族在受封土地之后，身份就有提高，作为高级身份证的圭当然有颁发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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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春秋时，这种“命圭”制度也还在实行。上面所引《国语·周语上》内史过的话，说“古者先王既有天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也是把“贽”看作是王所颁发的。《左传·文公十二年》载：“郕太子以夫钟与郕圭来奔”（“圭”旧误作“邽”，从惠士奇、王引之校正）。服虔注：“一曰郕邦之宝圭，……太子以其国宝与地夫钟来奔也”（《太平御览》卷一四六引）。王引之说：“圭为郕国之宝，故谓之曰郕圭”（《经义述闻》卷十七）。这个郕太子带同出奔的圭，叫做“郕圭”，很显然是郕国的“命圭”。春秋时这种“命圭”制度还推行到了卿大夫这个阶层中。《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国“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杜注：“珪，守邑信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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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不仅是分封土地时的信物，又是受策命的信物。《国语·吴语》记载晋大夫董褐说：“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韦注：“命圭，受锡圭之策命。”当重要的策命颁赐时，是要同时授给“命圭”作为信物的。《仪礼·聘礼》记述使者受命出使说：“使者受圭，同面，垂缫以受命”，“受圭”是和“受命”同时的，这个圭就是“受命”的信物。行聘礼时，使者“袭执圭”，“升西楹西，东面”，“宾致命（郑注：‘致其君之命也’），公左还北乡”。其所以要执着圭而致其君之命，因为这个圭就是君命的信物。《礼记·郊特牲》所谓“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前引《左传·文公十二年》所载“秦伯使西乞术来聘”，“襄仲辞玉”一节，西乞术在申说他所以要“致玉”的理由时，既说要“以为瑞节，要结好命”，又说“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也是把“致玉”看作“致其君命”的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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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十一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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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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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周语上》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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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王使邵公过（按即召武公）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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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段记载，记得是一件事，内容有些出入，该是传闻异辞。《左传》说“赐晋侯命，受玉惰”，又记内史过说：“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可知当时周襄王赐晋惠公策命，同时还赐给宝玉。晋惠公在接受宝玉时失敬，即所谓“受玉惰”。《国语》所说“执玉卑”，当即《左传》所谓“受玉惰”，就是说晋惠公受玉时执得很卑下。这样在赐策命时，同时赐给作为“贽”的宝玉，也同样是把这种宝玉作为“受命”的信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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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不仅是“受命”的信物，据说还具有“合符信”的作用。《尚书大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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